一
　　 小镇是长条形，像一截子干腊肉，扔在西秦岭山脉的土台上。镇子中间别着一条东西走向的藉罗路，破烂不堪。村子随意的摆在路两侧，路边是少有的几排两三层楼，装饰着门面。
　　 藉罗路，听说是条战备公路，前几年修的，最多五年时间吧。修之前，砂石路，坐个班车，把屁股能巅成几牙子，尤其城里人下乡，走在这路上，那娇贵细嫩的屁股实在受不了，走一路，定会骂一路。路修好后，一下子洋气了不少，至少不颠屁股，不被汽车扬起的灰尘埋掉了。可这路，没走几年，就报废了。按理说不应该如此啊，时间不长，也没有多少大车压迫。但事实是这条路彻底废了，不是隔三岔五的塌方，就是随处可见的破损翻浆，大锅口一样的深坑让整条路显得狼狈不堪。
　　 听说这条路到现在都没有验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挑拨和唆使之下，良心尽失的老板们干的豆腐渣。实在想不通，拿着群众的钱，修这么一条下三滥的路，政府不脸红么？老板能安心么？为什么当初就能交过差？为什么就没有人过问一下？讽刺的是，这条至今没有验收的路政府又要投钱重修了。那意思是，豆腐渣就不了了之了。
　　 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加宽这路，当时是记工分，全乡镇的人都参与了这条路的维修。我母亲背上一块干馍馍，扛着铁锨，早早就跟村里人一起去出工了。路维修结束后，母亲还受了表彰，带回了一个搪瓷盆和两条擦脸毛巾。白瓷盆，盆底印着几个红漆字，特别醒目。那个盆子我们家用了很多年，特别结实耐用。
　　 说完了路，说点别的吧。在路东头，是小镇的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要上高中就得去另一个镇子，或者进城。不过我上学时，不时新高中。好学生全上了师范，中等的，极个别，上了高中，其余的，就全上了技校，最差的，自然就出门打工去了。
　　 我上学那会，学校是东西各四排房子，前三排是各年级教室，后一排是教师宿舍。房子都是砖混的，红砖裸露在外，缝隙里填着水泥。屋檐上一根根松木椽直愣愣撅出来，挂着一串串灰尘，在我们的厮杀叫喊里飘来飘去。屋檐下，还有几个燕子窝，正下方的地上，铺着一层白乎乎的粪。一开始有燕子，捣蛋的学生老用石头打，燕子不得安生，就弃窝而去了，它们肯定怀着满腔愤怒。教室墙根下，冬天，我们排一排，晒暖暖，挤麻子，时间一久，红砖被磨蹭的光亮光亮。学校的四周栽着白杨树，都钻到了云朵里。后来，我毕业后很久，学校盖了新教学楼，拆了教室，砍了树，似乎跟我没多大关系了。
　　 我上学那会，校长是我们村人。虽然跟我们家非亲非故，但觉得是一个村，心里暗藏着不知哪里来的一股骄傲。想来也是很奇怪哈。
　　 再往西，是一些砖瓦房。接着走，是一家银行，当时叫信用社，现在叫农村合作银行了。这是镇子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我对信用社有印象，是因为我三爷。我三爷是我们村的信贷员，也就是信用社在各村的业务代理人。他家里有个大铁皮柜，绿色的，钱就装在里面，我见过。那时候，家里穷，村里很多人也穷。每年二三月，青黄不接时，是父亲最犯愁的时间。因为一场春雪或者春雨来，麦地里就要撒化肥了。紧接着，清明前后，就要种洋芋、葵花、玉米了，还得用化肥。当时的化肥主要是尿素和磷肥。买化肥要五六百元，这可是个大支出，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咋办？贷款。父亲就去找三爷，虽然是亲房，能贷下来，但年复一年的贷，实在不好意思，再说，年底，咋还，又是个问题。
　　 后来，每次来镇子上，看着铁皮大门圈起的院子，我就常常想到父亲贷款的事。那时，一直以为钱是他们在院子里生产的，像制造作业本一样。
　　 银行斜对面，就是我教学的小学了。我在这所小学没上过课，只考过几次统考。那时候，学校还是土房子。可能是我们学校小，每次来统考，就觉得这个学校特别大，大的老是找不见考场。学校门口有一棵弯腰驼背的柳树，每到统考，柳树下就摆满了小摊子。凉粉面皮、冰棍、作业本、橡皮、铅笔盒、糖葫芦、果丹皮、彩色铅笔、麻子、大豌豆，还有好多，都是我想要的。不过好多东西都是看一看，过过眼瘾罢了，因为母亲只给了五毛钱。五毛钱，买一碗凉粉面皮吃了，就没有别的了，虽然咽着干馍馍，衔着口水，但还是舍不得。什么麻子大豌豆家里有，没必要买。彩笔实在是喜欢，最后，思来想去，五毛钱都捏出了水，买了一个铅笔盒，背回了家，用了四五年。那是我上学用的第一个铅笔盒，之前，用的是装过青霉素的纸盒。
　　 现在，柳树没有了。学生来统考，都是背着满书包的零食，装着满兜兜的钱，在小镇的几家商店里出出进进，再也不会拿着五毛钱为买什么而犯愁了。当年，那个买面皮凉粉的老人，或许早已经去世了。那个背着背篓买小玩具的人，也估计老了，孙子也上小学了。
　　 学校的斜对面，也就是信用社隔壁，是戏场。以前，戏场是土院子、土戏楼。小时候，我们全学区的六一节目就在上面演。戏楼大多数时候空闲的，五月天唱大戏，就在上面。我在镇子上教学时，父母来看了几天戏。与其说是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看儿子。
　　 戏场隔壁，是兽医站。我们村一个人在兽医站当兽医，那个人的大儿子跟父亲从小一起耍大，是铁杆。那个人常年穿一身藏蓝色的衣裤，戴顶蓝帽子，一看就是干部。兽医站以前常有牲口去看病，现在我们那里养牲口的人几乎没有了，看病的自然也就寥寥无几。我看过给牛打针，那么粗的针管，跟胳膊一样，牛站那儿，唰一下，在牛脖子上扎进去，牛没回过神，就已经打完了。给骡马打针就没那么容易了，有一次，我看见一头栗红色的马拴在木桩上，缰绳栓的很屈，马头抵在木桩上。穿白大褂的兽医刚凑过去，那马就撂蹄子，乱踢乱叫，性子暴烈。兽医叫两个人找了杠子，趁马跳起落下的一刻，插进两腿中间，一绊，那马身体一晃，像一堵墙，轰然倒地。那两人冲上去，压在马屁股上，兽医刚近马身，那马轰隆一声拾地而起，把三个人全都掀翻在地，脖子一扬，嘎巴一声，扭断木桩，拖着缰绳和半截木桩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那次好像是六一，我们爬在门口看到这一幕，惹得屁滚尿流的笑，结果被兽医站的一个小青年骂了一顿，赶走了。
　　 兽医站隔壁是卫生院，我去过一次，没啥印象。我们看病，一般都去了另外一个镇子的卫生院，一是近，二是那里的大夫相比看的好些。
　　 沿着路，再向西，一侧是林分站，一侧是邮电所。
　　 再行，就到了乡政府。我的祖父退休之前曾在这里干过几年。他本来是可以干个官当当的，但当时我们家口大，人多，粮食少，养活不过来。在天水县委工作的祖父就被曾祖父叫了回来，在离家近的公社干，因为便于照顾家里。那时候的人，好像没什么进城不进城的观念，也没多少捞个官当当的欲望。人的活法，都很简单。后来，祖父上了年纪，就到了秦岭这个小镇工作了。
　　 我上小学时，有一年六一，在祖父的宿舍住过两天，那时乡政府还是单面的几层楼。
　　 后来，我做记者，有一年，当地一个村里群众反应退耕还林的事，同事接到选题后，拉我去做。我们冒着雨拍完，最后没有播出。乡政府的领导找了人，把我们的稿子枪毙了。后来，我们还做个一个粮食直补的曝光新闻。结果那领导跟我一个亲戚熟，问了我号码，联系我，但节目已经播出了，我也没有接听，就把那领导彻底得罪了。
　　 过了乡政府，除了民房，就再没啥了。
　　 小镇逢集的日子是农历的一四七。因为人少，即便逢集，也没多少人。除过初夏买农具、草帽啥的，还有腊月里置办年货，马路两边会摆好些摊子之外，平时，只有三五个小摊子，常年坚守着，卖点蔬菜、农药、农具。
　　 这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小镇，在中国万千小镇里，普通的可以被忽视的地方，养育着几万人的地方。在西秦岭末端，淹没在一千六百米海拔的山窝里，清苦、简单的推着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