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脑海中素描一副永恒的画面，借此慰籍自己空荡的心。好像只有这样，我才会觉得自己并没有离开那块土地。也只有这样，漂泊不定的思绪才会找到寄身的寓所。就在这静止的回忆中，我常常一个人站在枯黄的山岗上，仔细阅读原野上的一草一木。我发现所有事物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人依旧如从前一般破衣烂衫、灰头土脸；房屋亦是多年前的房屋，永远冒着一缕青色的炊烟；土路依然如羊肠子一般，蜿蜒曲折，一场小雨就变成了泛光的水沟。即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应当还有什么是我不曾想起的，每一次的回忆应总要有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这次，当我想起一顶草帽的时候时间仿佛戛然而止。
　　 那时候，我真喜欢戴一顶草帽。总是觉得，只有在自己的头上戴一束草木，才能完全融入乡村的荒野。我喜欢那样的荒野，在草木皆食的年代里，好像只有荒野才能给庄稼人一份安心。我更熟悉那片荒野，就像熟悉自己的身躯。老辈说黄土是村庄的肉身，我觉得荒野就是这肉身中最饱满的胎腹。“宰相肚里能撑船”，安静的荒野撑起了庄稼人的一片天。人在世间中行走，看惯了花开花落，一不小心就沾染了尘世的污垢。索性就这样吧，借一顶草帽还原从母腹中带来的单纯。
　　 我不知道草帽是何人发明，更不知道它是何时诞生，总是觉得，它与某种寓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想来，草帽应当只适用于乡村吧？或许是出于对草木的敬畏，对田野的崇拜，乡下人选择把草制成帽子，顶在最高贵的头部。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究竟是怎样，我并不知晓。问过祖父，他说，草帽是乡下人顶在头上的日月，我觉得太过深奥。问过父亲，他说，草帽是乡下人对付毒日的法宝，我又觉得太过肤浅。
　　 如果说铁锨是人与泥土的通话工具，草鞋是人与大地的亲密接触，那草帽则是庄稼人与荒野的深刻对白。村庄不能没有草帽，好像缺少草帽的点缀，村庄就失去了最原始的纯真。乡下人也执拗地认为，不戴草帽的庄稼汉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庄稼汉，至少缺少了对原野的崇拜和对劳动的敬畏。这种观点其实很容易被论证。举个例子，如果哪天谁家的田地里出现了没戴草帽的年轻姑娘或后生，看见的人总会说：“瞧，谁家的亲戚来晒日头了。”这意思其实是说，不戴草帽的人并不属于村庄。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田间劳作的人必须有一套标配：布鞋、草帽、汗衫。我曾经幼稚地认为，布鞋是脚板与泥土的亲密接触，属于下；汗衫是躯体与空气的一次执手，属于中；草帽则是脑袋与日头的一次交流，属于上。是这上、中、下撑起了乡下人饿不死的日子。先辈真有取用不竭的智慧，是他们周全了人与自然。后来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竟肤浅地认为自己深具乡土先辈的智慧。
　　 草帽这个物件，说雅也雅，说俗也就真的俗了，关键是看它的人具有一双怎样的眼睛。城市里是极少看见它的，我曾经在某一个大都市里看见过它，是顶在一位苍苍老者的头上。现在想来，这也许是那位老者回望乡村的唯一途径吧。年轻人是极少戴的，关键是它和时下的潮流格格不入，偶有穿戴的人，也被其他人以“非主流”的名次蔑看。乡村则不一样，它不吹日韩的风，不流欧美的气，依然保持着最为单纯的本真。草帽是单纯物件中的大简之物，在乡村也就混得如鱼得水了。抛开所有的感性思维，我觉得草帽的好主要还是以下几点：首先，它是由稻草秸秆编制而成，本身具有超强的透气性。庄稼人的大体力劳动免不了汗流浃背，此时能戴的只有草帽。父亲喜欢戴解放帽，但劳动的时候也不戴，原因就是嫌热，不透汗。其次，草帽有别的帽子比不了的大帽檐，足以遮挡庄稼人的大半个脸。黄土高原上的日头是有毒的，没有草帽还真不行。再者，草帽防虫。乡下有一种带壳的黄色虫子，模样和屎壳郎有些相似，具体叫啥名字早已忘却。它专挑人的脑袋，特别是盛夏时节，不戴草帽还真受不了它们的折腾。如此说来，草帽也就不再显得俗气，反而有一种高洁无上的感觉。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城市有城市的活法，乡村有乡村的活法，草帽是庄稼汉的宝，却一定不属于城市。
　　 村子里有编筐的李老汉，有编草鞋的王驴子，就是没有编织草帽的人，这让人不免觉得惋惜。好在镇子离村庄仅十里地，我花不了多大功夫便能看见城门楼子上高挂的旗子。那时候，我喜欢戴着一顶破烂的草帽去置换令一顶崭新的草帽，觉得亲手扔掉这顶破帽子就像丢弃了贫穷的日月。所以在乡间的小道上，总是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个脏兮兮的乡下少年，脚踩一双露脚趾头的老布鞋，头戴一顶破烂不堪的草帽，那顶草帽早已失掉了帽檐，戴在少年的头上就像戏里的小丑，滑稽可笑。许多人开始取笑我，“云娃，你戴的是啥？”“草帽呀”，我拿袖子擦一把鼻涕，趋炎附势应付他们。“你的草帽咋是这，帽檐叫你爸吃了？”“你爸才吃帽檐呢！”我知道这些人此时的眼珠子是发着亮的，就像狼一样。我不管这些，心里盘算着买到新草帽如何给贵旺炫耀，如何让刚子巴结。以至于在买到新帽子的时候迫不及待地跑到贵旺家的大门外，低一声高一声地喊叫，以借东西为荒唐的理由。
　　 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草帽的好，只晓得有一顶好看的草帽就有了炫耀的资本。刚子有一本小人书，里面讲的大概是水浒里那些行侠仗义的故事。我记得书里面的人物画得很有趣，大多数好汉出场都要戴一顶宽帽檐的草帽，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多在傍晚饭后，几个乡下孩童要在贵旺家老杏树下搞“梁山聚义”。童子军分为两拨，一拨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另一拨则为祸国殃民的官府军队。这两拨人是交换扮演的，也就是说，今晚你是好汉，明晚就变成了贪官。扮演好汉的一拨童子军中选出一位大哥，坐第一把交椅，也就是老杏树横斜的树杈，这对每个孩童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想要坐到这把交椅，必须在前一晚的战斗中捉到对方的首领。战场多在南山坡上，相互进攻（互投土疙瘩），枪林弹雨，直到一方招架不住，投降认输才算结束。这时候，草帽就派上了大用处，它宽大的帽檐能大大地减轻土疙瘩砸到头上带来的痛苦。我身体瘦，胆子也小，每次冲锋总是跑在最后的一位。那晚我是官兵，大概是身体的瘦弱让我更具有了冷静思考的能力，别人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并没有如此去做。我知道贵旺此时正在老树杈上享受他的老大时刻，便偷偷绕开正在交战的阵地。我去的时候贵旺一脸惊疑，我说：“你别动，我明晚让你戴我的新草帽。”贵旺迟疑了片刻，说：“我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结果，我在第二个晚上成功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小时候放羊，出门前祖父总是再三叮嘱别忘了草帽。起初我有些想不明白，不清楚草帽和放羊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一次，出门不久天空就变了脸色，狂风四起，很快便乌云密布。黄土高原的夏天就是如此，人总是跟不上天气的脚步，“白雨急，跑不过半边场”说的就是这种变幻莫测的雷雨天气。我做事爱钻牛角尖，觉得刚出门不久再赶回去有些划不来，说不定过会儿天就变回来了，便硬着头皮强撑。奈何天公不随人愿，不一会便有零星的雨点砸下来。我知道白雨已经来了，赶着羊群着急忙慌往家跑。那天的雨不比往常，起初是大的雨点，不一会便下起了冰雹，野鸡蛋大小一般。羊群很恐慌，四散乱跑。我手足无措，既不能撇开羊群独自躲藏，又无力把惊逃的羊聚到一起，索性就站在冰雹中哭喊。父母寻来的时候基本上雨停，我站在山坡上瑟瑟发抖。照理来说如此剧烈的冰雹应当有很强的杀伤力，而我除了胳膊受些伤外其他地方毫发未损，不得不说这完全归功于草帽。冰雹虽硬，砸在草帽上却被它卸去了大部分力道，犹如砸在棉花上一般。宽而大的帽檐，深而直的帽筒，从变幻无常的冰雹天气中保护了一位牧羊的乡村少年。试想，如果没有草帽，野鸡蛋大小的冰雹砸在头上，性命不保有些言过其实，头破血流避免不了。到此，我明白祖父的嘱咐，也知晓草帽和牧羊的关系，大概是经年积累的经验让祖父具备洞察先机的智慧。
　　 有一刹那，我真以为自己回到了那个时刻，回过神来的时候夜色已经深沉。当年驰骋沙场的童子军已经长大，再也看不到他们头戴草帽冲锋陷阵的姿态。本来不想再有过多的回忆，是这顶草帽牵着我一直思考。这是一束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用最原始的方式牢牢牵住渐行渐远的思绪，让我时时记得乡村里度过的空旷时光。我逐渐理解回忆的意义莫过于在逝去的光阴中找寻通往未来的捷径。这听起来有些矛盾，可我竟在这样的回忆中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生命轨迹。
　　 我认为人的生命轨迹是圆形的，就像这顶草帽。一生中所有的兜兜转转莫不是围绕着一个既定的圆心，而这个圆心就是回忆。回忆中有我们的童年，有我们的故乡，有我们不想抛弃的事物。这是值得庆幸的，没有什么事情比找到自己的根更有意义。我总想透过事物的一面看见另一件事物，就像此刻，我透过草帽看见了一株野草的孤独。
　　 我相信这是黄土村永远不可改变的规矩，只要有一顶风中摇摆的草帽，村庄还能被称为村庄。突然想起一句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即使失去了所有，我还有这顶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