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七年春天，我十四岁，已参加了各科的毕业考试，即将初中毕业。我们学校面貌很陈旧，教室是用砖块和土坯盖起的旧房子，课桌也不是统一的样式，校园内挂着横七竖八挂的政治标语，校门和墙壁上还留有一些不堪入目的漫画，那都是学生们用白灰胡乱画上去的。虽然我对校园的环境很厌恶，但在即将毕业之前，也习惯性地生发出一丝的依恋，这使得我想起了许多的往事。
　　 这所学校是村办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我们这个仅有五百人口的村庄之骄傲。那时，村干部们似乎有点政治眼光，在文革的多次政治较量中，成为全公社甚至县里的教育标兵，这才争到了七年制学校这个设置。我在这所学校里，从小学一直读到初中，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只是省去了到外地跑校念书的麻烦。但我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甚至可以说是文革的牺牲品。那时，学校组织毕业考试也是装模作样，现在想来都感觉蛮荒唐的。我们是受文革毒害特别严重的一届，同学们在校都不好好学习，天天顺着形势瞎折腾，甚至还专门与校领导对着干。当时，校长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同学们为与学校领导作对，都刻意不学数学，因此，毕业时数学成绩都很糟糕。全班共三十多名学生，有十五名交了白卷，第一名只得了五十分，我是第二名，考了三十六分，其他同学有得几分的，也有得十几分的。按说，这样的成绩是不够毕业条件的，可这样下去就没法交代，校领导思来想去，最后给每人加了六十分。这样，全班同学就都及格了，第一名加分后超过满分，按一百分计了成绩。
　　 荒唐的学习成绩，使我对这几年的教育产生了质疑。但此时依旧延续着荒唐的升学制度，能否升学，全由村里和生产队的推荐结果来决定，考试成绩不起任何作用。那时，大哥已被推荐上了高中，因名额有限，村里再推荐升学也就没了我家的份，因此我初中毕业就只能回生产队劳动了，此时我心里感到了莫大的失落，再也无暇顾及其它了。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伤心的梦，梦见自己毕业后参加了农业集体劳动，活儿很苦很累，可干着干着，生产队长就过来无故呵斥我，我很气愤地与之争辩，可队长却不理睬我，于是就把我给气醒了。这时，我突然懊悔了起来：难道上了七、八年学，就这个下场了？自己一生的前途就定格在生产队这个小天地里了？！我很不甘心，因此，第二天一早，便与父母嚷着要留级。当时父亲是个村干部，我留级还算比较方便的，母亲也感觉我参加劳动有点小，也想让我留级，于是，父母很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可这次留级让我赶上了恢复高考，竟变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二
　　 我是一九七零年冬天开始读小学的，在七、八年的中小学生涯中，几乎都是在那种“政治挂帅”氛围中度过。刚入学时还没怎么感觉，但在一年后，就体会到了那种被“政治挂帅”扭曲了的窘迫和尴尬。
　　 那时，学校要实现所谓的“又红又专”目标，天天嚷着“反白专道路”，除组织学生批判白专典型外，还“结合实际”搞所谓的“教育革命”，让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占领讲台。当时，我们学校请了一位村里的贫协主任来管理学校，主任名叫张秃子，是个货真价实的文盲。他登上讲台，不知对学生说什么好，糊里糊涂地搬出了自己在群众会上的那一套，讲他在旧社会怎么受苦，现在又是如何地幸福等等，可没讲几句就没词儿了。他不怕没词儿，平时参加政治活动时早已积累了经验，每当讲不下去时，他就让我们去讨论，这是他讲课的一个杀手锏，但同学们并不明确应具体讨论啥，糊里糊涂地跟着混时光。张秃子除了让学生们讨论还有一个应急措施，那就是高喊政治口号，什么“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啊，什么“政治挂帅、不干不行。”啊，他都喊。张秃子清楚，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口号都是些大话、空话，多喊几句也无妨，反正这样喊领导们都支持，而且不会犯错误。因此，上级让喊什么，他就在讲台上喊什么，还让我们跟着他喊。
　　 在教育形式上，那几年还有个特别的做法，那就是要处处突出“实践”。我读小学时，中途就为突出“实践”增加了生理卫生课，还让村里的赤脚医生充当教员。可这个赤脚医生只能看病、不会讲课，在讲妇女月经期生理卫生时，竟经不住男女之间的羞怯，突然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在讲台上连说带笑了一阵，最后用手假意睹上嘴跑出了教室。同学们见状，就跟着起哄，这堂课竟搞成了调侃说笑会。我们学校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把学生当劳力使，让学生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领导说这叫真正的实践，实践才能出真知。于是生产队把“谷子定苗”、“收割庄稼”、“平整土地”等农活都搁在了我们头上，即便是在放假期间，也都号召我们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一年署假，我因家里有事，仅参加了三天的集体劳动，想不到这竟让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被同学们嘲笑了好一阵子。
　　 那时学校搞教育革命是一阵一阵的。领导们都是“墙头草”，上面喊什么，就跟着搞什么运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搞了时间不长，就迎合着形势搞起了批林批孔，那时，学校总是逼着我们写批林批孔日记，我们都感到很烦，于是，装模作样地应付他们检查，好多同学觉得写诗词省事、省工，就胡编乱造起打油词来；再后来又搞起了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做法与批林批孔时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到大街上示威游行的活动。
　　 我们那时的教材，内容都很糟糕，历史课本是一本极薄的小册子，名叫《反孔批儒斗争史话》，全是些政治小故事，比如柳下拓怒斥孔老二等等；数学课本的内容也很另类，什么“优选法”、“0.618法”、“识图”等等，都是适应形势临时确定的，几乎没有代数、几何等正儿八经的内容。
　　 那时学生升学不看考试成绩，全由村里和生产队推荐决定，加之天天搞反对白专典型，同学们都认为学知识没用，不如搞点政治来得实惠，因此，专心学习的学生都受到了嘲笑，什么“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什么“向走资派靠拢”，都成了同学们嘲笑的习惯性话语，把那些专心学习的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家长虽然清楚学知识的重要性，但在那种环境下，都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只能无奈地迎合形势，违心地鼓励孩子搞政治，于是，写大字报、批斗老师都成了学生们的常事。
　　
　　 三
　　 我家共五口人，父母、我及两个哥哥。父亲是建国前的老党员，做事宁愿自己受罪也要维护党的形象，工作上专拣别人不愿干的事情做。有一年，为扶助落后队生产，他被调整到一个谁也不愿去的生产队搞帮扶，劳动收入锐减，家里因此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务。他还参加水库建设，为抢救集体财产致了残，可他终究未抱怨一声；母亲拉扯着三个孩子上学，在生产生活上都遇到了困难，她为此吃尽了苦头。队里分粮食、分菜，她一个人拿不动，就求别人帮着弄。家里没钱买煤炭，就到地里去拾庄稼的秸杆，拿回家当柴烧。为增加收入，她还在家里喂了羊、鸡、兔等畜禽，为此，我们兄弟三人一放学就得拿起箩筐到地里去割草，生活过得很清苦。
　　 大哥初中毕业后，被推荐上了高中，高中毕业后，虽然在当时是有知识的人，可也只能窝在家里，后来遇上公社农机站招工，才到那里当了锻工，手里轮起了大锤；二哥上初中时，赶上了国家重视基础教育工作，村里的初中班都合到了公社，各科教材也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初中内容。他是班里的优等生，成绩一直在班里拔尖，可毕业后却不能升学，只得回村当了生产队的肥猪施养员；我上初中时，赶上了搞所谓的“教育革命”，教材内容又都换成了垃圾，结果没有学到有用的知识，成了当初家里最没文化的人。
　　 我上初中时，校外环境也很差。全国都在搞“政治挂帅”，一些学生便效仿着成人搞“文攻武卫”，有的还拉起了队伍、搞起了派性，好多同学都归属到他们的队伍中，两大派头目仰仗着自己有一帮弟兄，互相攻击，经常在外寻衅闹事打群架。还专门与学校领导作对，在本校门上、墙壁上画些不堪入目的漫画攻击人。为壮大自己的队伍，两派头目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派别拉人。当初，我对“派性”不感兴趣，没有入他们的派，因而受到了他们的多次拉人威胁：“你参加我们这派吧！我们是真正保卫无产阶级的。”一个头目对我下达了拉拢命令。
　　 “不，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毫不客气，当面拒绝了他的命令。
　　 那个头目一听，怒火即刻向我喷发了出来：“这是革命的需要，你不入我们这派，胆子够大了！你到底参不参加我们的队伍？”
　　 “不参加！”我执着地说。
　　 “你简直不可理喻，当前大好形势下，你真是个废品！”说着，张口向我吐了一口唾沫。接着又说：“你不参加我们这派，以后就没有好果子吃，你看着办吧！”
　　 “学生搞什么派性，我不参加就是不参加！”我很憋气，但我有一股牛脾气，不愿做的，怎么说也不干。他们对我的这种执着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留级后，退到一个五十多名学生的班级上学，这是我就学以来唯一的一次退班，有一种灰溜溜的感觉，脸上感到火辣辣的难受。上第一堂课时，班主任就急不可耐地向同学们介绍了我，说我已学过一次了，知识肯定比大家懂得多，要同学们都向我学习。这个介绍使我感到莫大的惭愧和尴尬，耻辱之心登时达到高潮，脸红的像个猴屁股，心里顿时翻江倒海起来：留级是对差生的一种补救措施，是一种耻辱，可老师怎么能说我有知识呢？还要别人向我学习！我感受到一种莫大的不安和羞耻。然而，就是这个让我尴尬的介绍，却激发了我坚强的学习信念，我决心学出个样子、拿出优异成绩给大家看。
　　 然而，我的运气并没有那么顺畅。这个班的学习氛围很差，而且不是一般的差，据说，曾出现过多次学生打老师事件。一次，老师讲课时刺痛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竟拿起火柱冲上讲台追着老师打，还理直气壮地喊：“我这是反潮流，像你这样的老师就得好好改造！”竟在教室里追着老师转了好几圈。现在，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文革的影响仍未消除。我在这个班上第一堂课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当时，我正在认真听课，可同桌却一会儿玩这个，一会儿玩那个，小动作接连不断，不仅自己搞，还时不时拉我看。我提出反对，他却不听，还纠集其他同学嘲笑我是书呆子，无奈之下，我只好求老师调整了座位。在这个班，我还经受了多次讥讽。我酷爱学数学，可数学老师却是校长，为了专门对付校长，同学们就故意讥讽我，说我是校长的打心锤锤。这种不良的学习环境，持续了足足有半年时间。
　　
　　 四
　　 就在我为自己的学业忧心忡忡人时候，喇叭里突然传来了党中央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全国人民都为此兴奋了起来。村里、学校里也随之产生了巨大的骚动，人们奔走相告，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
　　 一位老农说：“这下，孩子们就有出路了！真个是好啊！”
　　 另一位老农接话说：“这样就好了，推荐升学不公平，终被枪毙了！”
　　 有人比划着说：“考试选拔人才，最公平不过了，我们普通农民的孩子上学有望了！”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单单指高考，还有中专、技工、高中考试的随之恢复。因此，这个政策的含金量很高，不仅使高中生受益，而且也涉及到了初中生，所有青少年都为之振奋起来。人们再也不违心地让学生们搞政治了。
　　 过去，村民们碰到熟人这样打招呼：“你的孩子今年能挣多少工分？给你家顶上大事了吧？”
　　 “你孩子会写大字报了吗？在学校混得还行吧？”
　　 现在村民们却换了一种口味打招呼：“孩子学习的怎么样了？”
　　 “孩子补习得如何？能不能考上学校？”
　　 “孩子通过预选了没有？要上了大学，可就给你光宗耀祖了！”
　　 教师们的对话都不离学习：“学生们都爱学习吧？教学困难大不大？”
　　 学生们则这样对话：“你会不会做那道题？要是会做就教教我。”
　　 初中生们这样说：“你今年能不能考进中专？”
　　 “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
　　 高中生们这样对话：“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你走中专还是补习一年再考？”
　　 总之，村里的学习气氛已根本好转。
　　 这年冬天，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招生考试都陆续开始了，应届毕业生和多年积存的往届生都兴致勃勃地走向了考场。这年报考的人员特别多，年龄参差不齐，大到三十多岁，小到十三、四岁，有毕业后劳动了好几年的青年，有文革前高中毕业的中年人，老师与学生同时报考，甚至还有父子、母女同时报考的现象。被冰冻了十多年的学习热情，被空前激发了出来，人们再也不去支持那些不学无术的愚昧行为了。在校内，刻苦学习已被广大师生完全接受，出现了“以学习为荣、不学为耻。”的良好风气；在校外，家长把上学作为孩子们的重要出路，许多家长都终止了畜禽的家庭喂养，为孩子们尽力创造着学习的条件，有些家长还采用了激将法，让孩子们留级，甚至让连退两至三年，使孩子们产生了“知耻而后勇”的学习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