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母亲变得有些老了，总是给我讲起以前的故事。
　　
　　 一
　　 母亲的娘是个讨饭的男人把自己的女儿狠心丢在逃荒的路上，我的姑姥见了，既是可怜，也是想给自己因为贫穷娶不上媳妇的弟弟讨个老婆，就把她领进了自己的家里，给它一口饭吃。
　　 我的姑姥没容吃完饭后的姥姥歇息一下，就把她带到了一河之隔的娘家，兴冲冲地对弟弟说：“这个女人以后就是你媳妇了！”
　　 我姥爷的嘴嘟的老长，“姐，你是在哪里给我弄得疯婆子，不要！不要！”
　　 我的姑姥劝慰道：“傻弟弟，像我们这样的人家，能有个女人在家烧个饭，再生几个娃，我们就该烧高香了！”
　　 脾气暴躁却又人穷志短的姥爷，最终没有拗过好心姐姐的安排，就娶了这个看上去既不干净又有些瘦小的的女人做了老婆。姥爷总是过得不顺心，就拿姥姥出气，姥姥的身上总是被姥爷打的紫一块、青一块。
　　 说到这，母亲的泪就流了下来，“你姥姥，命可真苦啊！你姥爷心里也难受，村里的人总是嘲笑他，他在外面受了委屈，气急了，就打你姥姥，打完后，又后悔地抱着孩子们哭。”
　　 我姥姥挨打后，总会离家出走，最远就是到我姑姥家，去哭诉。我的姑姥俨然以姥姥娘家人的身份自居，开导开导我的姥姥，然后又拿出老大姐的威严，把弟弟收拾一顿，这场风波总算过去了。姥姥继续回去，洗衣做饭，照顾孩子。
　　 我的姥姥和姥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了半辈子，我姥爷40岁那年，新中国成立了。日子过得稍微好了些，我姥姥已经生了2个孩子，我的大舅、二舅，过了几年生下了我的大姨，1958年，我的母亲出生了。
　　 母亲擦了擦眼泪，开始哀叹自己的命运和自己母亲的命运一样不好，因为这一年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我的姥姥没有东西吃，我的母亲没有奶水喝，整天饿得哇哇叫。1960年春天，进入大灾害的第二年，能吃的东西，全部被饥饿的人们填进肚子里了。
　　 1961年，这一年，姥姥的身体开始浮肿，先是从肚子上开始，很快蔓延到全身。母亲的表叔家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些粮食，分给母亲家一些。靠着那点粮食，我的姥姥挺了过来。
　　 1962年，我的姥姥因为捡拾并吃掉生产队的嫩玉米被人告发了。批斗大会上，我的姥姥极力辩解玉米是自己拾的，因为自己当时太饿了，没有交公，就吃掉了，希望人们原谅。即使这样，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们仍然批斗了我姥姥一整天，不让吃饭，不让喝水。
　　 我的姥姥回去后，就剩下半条命了，整天嚷着不服，我姥爷认为姥姥给他丢了脸，脾气更加暴躁了，总是无端发火。我姥爷家本是根正苗红的贫农，经过这件事后，在村子里简直无法立足了。
　　 姥姥非常难过，更是委屈，不久便患上了人称富贵病的肺结核，没有多久就过世了。
　　 母亲缓了一口气说：“如果当时生活条件好一些，你的姥姥一定会挺过去的。”母亲擦干了眼泪，有些抱怨地说：“你的奶奶也是这个病，但是由于你父亲家生活条件好，你奶奶活到了七八十岁。”
　　 这一年，我的母亲不到四岁，是我姥姥最小的孩子，姥姥临走时，牵着母亲的手说：“活着，要好好活着，给我争一口气，要孝敬你爸，他心里苦。”
　　 从那一年开始，我母亲就成了没有娘的孩子。母亲的童年，灰色，成了她童年的底色。
　　
　　 二
　　 饥饿和屈辱，伴随着母亲的童年。我的姥姥去世后，我姥爷会经常失神地坐在那里，身体也一如不如一日，他疼爱我的母亲，送母亲去上了学。
　　 母亲从小要强，干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学习也不例外。说起上学的时光，母亲的脸上竟涌出了淡淡的红晕，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学习的内容，讲班上的某某同学最调皮，老师拿着戒尺敲她的手。
　　 母亲的幸福时光没有维持多久，我姥爷患上了食道癌，母亲便辍学了，在家照顾姥爷。这时候的姥爷吃不了硬东西、稠东西，我母亲便把食物用擀面杖擀碎，在锅里煮成菜糊糊一勺一勺地喂我姥爷吃。
　　 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姥爷的身体虽然一天天的衰弱下去，但精神头非常棒。
　　 母亲除了照顾姥爷外，还要干活，因为母亲的能干踏实，被选为妇女队长。母亲骄傲地说：“全队所有妇女一起干活，我总是第一名。”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一二十岁，长成大姑娘了，有人来提亲，我姥爷没有同意，我母亲也因为要照顾姥爷当然也是拒绝了。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因为家里穷，我的二舅还没有结婚。
　　 这一天，我姥爷吃完饭，躺在那里和我母亲聊天，突然就哭了起来，母亲大惊上前询问缘故，我姥爷不说话了。母亲坚持问，我姥爷说：“你二舅已经三十多了还没有结婚，我怕哪一天就起不来了，我不放心啊！”
　　 母亲没有说话，等着我姥爷说话。
　　 姥爷说：“有个事情，我一直想给你说，但又怕委屈你。东门几次来人说要和我们换亲，我心里不忍啊！”
　　 母亲也哭了。
　　 第二天，母亲就开始准备自己的嫁妆，她同意了姥爷这个有些荒唐却又十分合理的决定，因为我妈妈几个小伙伴也被安排了这样的命运。
　　 所谓换亲，就是找一个同样有女孩的家庭，两家约定自己嫁给这一家的哥哥或弟弟，而这一家的女孩要嫁给自己的哥哥或弟弟，不用掏彩礼钱，婚礼仪式也简单到近乎没有。就这样，我的二舅成了家，我妈也嫁了出去。
　　 我姥爷合上了眼，安心走了，可我母亲的生活却从跌入了绑定婚姻的桎梏。
　　 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我母亲过得更是不如意。我二舅家的妗子总是和我二舅折腾，三天两头吵着要离婚，母亲的日子也不好过，左右为难。这时候，母亲和我的妗子都怀孕了，母亲想委曲求全，可是我的二妗子却不依不饶。
　　 母亲告诉我：“那天下好大的雪，我拖着笨重的身体去找你的妗子，想劝劝她好好过日子，可是你的妗子把我骂的没有办法进门了。”
　　 再后来，我的母亲也死心了。如此这般换亲的约定也就土崩瓦解了，我那时的二妗子和我母亲二人同时拖着大肚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我现在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的执事，负责我们辖区的教会管理工作，而我的母亲因为经受不住一连串的打击，开始信仰基督教。我父亲本来是不打算结婚的，以身许教会，致力弘扬永生之道。
　　 他见到我母亲的时候，突然想起了玛利亚没有结婚生育耶稣的故事，就想效仿约瑟娶我的母亲。最后他们二人结婚，在这一年十二月的时候，生下了我。
　　 我的二舅想用我换回他的儿子，就逼迫我的母亲把户口上到他的户口本上，我不能够分到地。
　　 母亲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愿不愿意到舅舅家生活？”
　　 我说：“不了，我要和母亲在一起！”
　　 母亲说：“你没有地，种不了庄稼，怎么吃饭？”
　　 我说：“自己刨荒地种粮食吃。”
　　 母亲抱着我哭了起来，说：“那就不送你回舅舅家了。”因此，我就一直在这个村庄生长。
　　
　　 三
　　 我的父亲很宽厚，待我如同亲生的儿子，父亲的大度、乐观，像是一盏明亮的心灯，点燃了我们生活的希望。母亲冰冷的心开始变得温热起来，脸上多了笑容。
　　 村头的路边残留着几堵破败的墙。我小的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种烟草，那些墙围成的建筑物叫做烟炕，用来烘烤烟叶。近几年来，烟叶种植演变成种植大户，政府大力扶持，建成了用电脑控温的大型烘烟房，这些用版筑土夯成的土炕，便被废弃在村头。
　　 我们家那个烟炕用了十几年，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了筑墙的过程：我和你的几个叔叔到河北岸用扁担白土，按照一定的比例和黄土、牛粪混合，加水搅拌均匀，支起版筑模子，制作出一块块长方形的土坯，在阴凉处阴干，半干的时候，用水淋湿，再晾至半干，再用水淋湿，如此反复几次，制作出来的土坯带有生命的弹性，把这些历经磨难的土坯垒成墙后，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即便是雨淋风刮、烈火焚烧，它那生命的活力则会更加坚韧。
　　 烟炕的建设，讲究封闭性，在这些土坯建成的墙上抹上白色的石灰，既显得美观整洁，又非常实用。这样的活，一般由我的父亲亲自一手持坯铲，一手拿泥抹进行收面工作，父亲经常告诉我：“人要脸、树要皮，墙要面。”我当时不懂，后来生活经历渐渐丰富了，理解了父亲的话，行走在城市里，我总是拿五颜六色的墙和父亲抹出的洁白的墙作比较，我更喜欢父亲亲手做的富有生命气息的墙。
　　 我父亲光着膀子吆喝着我和妹妹出烟，那焦香的烟叶顺着清晨的风钻进鼻孔，我忍住不打了个喷嚏，惊到了不耐烦的石头。发怒的石头把我绊倒在地，可怜了一杆金黄的烟叶，父亲的呵斥声从烟炕里传来，“这么大了还毛手毛脚的？”我看着碎了一地的金黄烟叶，不知所措。
　　 那天早晨，我怨恨地把石头踢到远处，爆发了我和父亲的战争，最后父亲的势头压过了我的狡辩，罚我把碎在地上的烟叶捡起来。这时太阳出来了，照在我父亲身上，我父亲身上的颜色和土炕的颜色融合在一起，似乎父亲也变成了一堵坚实的墙。
　　 父亲最后一次出烟是在2007年，那时，父亲已经患食道癌，身子不再强壮，先是我在烟炕里出烟，父亲和母亲在外边帮忙。伏里天，停火不久的烟炕里，我根本就出不来气，辛辣的烟味把我的眼睛逼得根本睁不开。我不想惊动父亲，在炕里摸索着，慢腾腾地往外出烟，一个不小心，我从架子上摔了下来，火龙里残留的高温，让我痛得龇牙咧嘴。
　　 父亲没有说话，慢慢地脱掉上衣，走进了火热的炕里。我大声叫道：“父亲，你有病，你不能再进去了，让我来吧！”父亲回头说了一句：“孩子，不碍事的，我能顶得住，这墙当年是我砌的，你就和你妈在外面帮忙吧！”
　　 我看到父亲的动作不再灵活，他缓慢地爬上了烟炕的架子，坚持着把烟出完。满身是汗的父亲笑着对我说：“小子，这次干完之后，我怕是再也干不成了，你也长大了，以后，多帮着你妈，咱家里农活重。”我点了点头。
　　 08年的时候，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不论是药物，还是母亲找来的偏方，都不能够阻止父亲身体衰败的脚步。5月份的时候，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从这一年开始，我家也不再种烟了，这个烟炕便被闲置不用了。
　　 烟炕上面的瓦已经不能保全自己，塌陷着败下阵来，唯独只有那四堵浸透着父亲生命的墙，依旧挺立在那里。
　　 终于，村里管事的人找我说：“把这堵墙拆掉吧，太影响美丽乡村的形象了。”我虽有不舍，但仍然很痛快答应了，我知道有生命的东西总会死亡的。轰隆声音过后，这堵墙躺在了地上，墙面朝天，在空旷的田野中。
　　 这时，母亲重复着父亲的话：“人要脸，树要皮，墙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