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矮。简陋。坚固。发黑的石灰墙，锈迹斑斑的玻璃窗，脱落了油漆的铁门。轰鸣的机器永远是大件的摆设，墙角始终堆放着几样废旧的零件，屋顶总是横跨着一台经年的天车。我第一次踏进来，它就是陈旧的。多年了，它仍是初见时的模样，不曾换新也没有更旧，似乎被遗忘在时光的角落里。
　　 跨出校门，尚没有清楚地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循着父亲的足迹进工厂当了一名运行工。那时，我并不知道，班组，就是我以后的安身立命之所。
　　 起初，话也不敢多说，路也不敢多走，只是小心翼翼地跟在师傅后面，转着，看着。机器轰鸣声里，几个正值壮年的师傅拿着抹布、螺丝刀、扳子，围着机器点检、擦灰、调节阀门，起蹲回转间，动作敏捷，出手有力，臂膀凸鼓的肌肉在劳动布工作服里若隐若现。他们劳动时一丝不苟，很少言语，偶尔的一两句对话，没有任何客套和修饰，简洁、坚定，一如部队的号令：“排气阀关了么？”“关了”。“1#机润滑油加满了么？”“满了。”“风压稳定么？”“稳定。”面对一台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他们目光笃定，操作娴熟，犹如久经沙场的统帅。
　　 年轻的工友腿脚闲不住，斜戴着工作帽，一会儿到工具室拿扳子，一会儿进值班室喝水，一会儿在机房转悠，出出进进，总是兔子一样跳跃着。若是恰巧碰到师傅眼皮底下，他们立刻就老实了，慌忙拉正工作帽，垂下头，干起活来，但一双亮眼睛仍滴溜转着，等师傅一走开，很快就现了原形，该干嘛干嘛了。
　　 成为一名工人后，再看工厂，一根电线杆都有了温度。以往和我不相干的管道、高压线都变得亲切起来。闲来无事，我常常站在班组前方的戈壁山坳上瞭望工厂。茫茫苍穹下，氤氲在烟雾中的工厂呈现出一片黛青色，一柱柱高耸的烟囱坚定地矗立在鳞次栉比的厂房前，浓烈的烟气成团成团地抛散在天空中，时远时近的机器轰鸣声飘荡在荒原上。沉雄壮阔的工厂犹如一幅铺陈在西北戈壁的现代工业画卷。那些班组，那一个个鲜活的细胞，星星点点地密布在工厂肌体里，朔野长风中，我仿佛听到那里涌动着的劳动的歌子，澎湃有力，生生不息。
　　 我尤其喜欢上三班，路上人少，清静，也不用起个大早赶时间。一路上，骑着自行车游游浪浪，东瞅瞅，西望望，电解厂房上空的红旗猎猎翻卷，变幻着不同的形状。铝锭库的铁丝围墙里传出铿锵不息的狗叫声，那一定是几条凶猛的狼狗吧，好在拴在高墙内。沥青路两边的榆树轻轻摇曳着，友好地招着手。九月午后的清风徐来，阵阵凉爽，白班的辛劳和夜班的困倦一扫而空，耳边回荡着“老三届”一毕业就招工进厂的父亲常说的话：“当个国家工人多好呀，就此碰上铁饭碗啦，多少人眼红哩。”我思慕着以后的好前程，心里暗自美着，时不时地撒个把，哼几句歌子，悠悠前行着，再上几个缓坡，拐几个慢弯，就依稀听见厂东部山麓传来的黄河涛声，班组就到了。
　　 踏进班组的门，我零散的心情很快端庄了。穿戴好工作服，拿上螺丝刀，随师傅进机房做接班准备。师傅关切地看仪表指针位置，探摸缸体温度，倾听活塞往复声响，掐指计算注油器滴数，一台台运转的机器犹如师傅亲手饲养的毛驴，他伺弄得满眼都是怜惜。此时，机房里人来人往，上三班和下白班的两拨人忙着交接，脚步的杂沓声、互相交代工作的叮咛声、铁门的吱呀开合声混在一起，在这热络的一刻，机器都轰鸣着要张口说话了。
　　 静静地走过，又忍不住含情回眸的是两个彼此中意的年轻人，张春生和秦丽。他俩一个接另一个的班。于是一个上班盼下班，一个下班盼上班。十分钟的交接班时刻，即将下班的张春生忙着收拢工具、做记录，心魂却早已牵系在刚上班的秦丽身上。于是一双手自顾自地忙活，而他已全然忘了手中在忙什么，惟有那一双炯炯的眼睛追光灯一样追随着秦丽的身影。
　　 我和秦丽跟着师傅一前一后进了机房。我已晓得了她的秘密，就故意磨蹭在后面偷看她的痴模样。看到张春生迎面走来，她的脸颊果然腾红了，羞赧地低下了头。我知道她还会回望张春生的背影，就定定地瞧着她，等她一回头，就接住她的目光坏坏地笑起来，惹得她恼羞成怒扑上来就挠我痒痒。我连忙喊师傅求救，师傅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训斥：“机房重地是你们闹着玩的？瞧你们有个当工人的模样么？还不赶紧收拾接班！”我和秦丽连忙检查起机器来，头都不敢再抬。过了一会儿，师傅走了，我用余光扫了秦丽一眼，她又侧过脸追寻张春生的身影，我不禁哑然笑了。此时，机房里洋溢着浓浓的青春气息，陈年的房顶都亮堂了。
　　 稳定。安逸。自得。1990年代初国营企业工人内心都是优越的，商品粮，福利分房，逢年过节就发细米白面，生老病死厂里全包了，没有谁会为生计发愁。上班也一样，工资月月按时发，年底还有年终奖，谁也不会担心饭碗的事。班组里，有的人爱操心，那就让操心，大伙儿就省心了。有的人爱钻技术，那就钻技术，大伙儿就不轻易打扰他，还帮他打个饭倒个水。有的人爱跑腿，那就跑腿，大伙儿有个事儿都找他，事情办成了，敬个烟递个茶，他就心满意足了，下次跑的更欢。有的人爱讲笑话，一枚开心果，大伙儿干脆把他的活儿都争抢着干了，腾出时间专听他讲笑话：厂长的逸事、厂花的绯闻、流行的段子，每每逗得大伙儿笑得前俯后仰，心头再多的云雾也散了。
　　 交接班过后，班组就静了下来。张建华师傅坐在值班室长条椅上，点支过滤嘴“红梅”悠悠地抽起来。他抱着胳膊凝望着运行中的机器，缭绕的烟雾中，往事潮水一样漫上来：刚招工进厂那会儿，就在眼前这张大铁桌上，与一块儿进厂的赵志刚他们几个比试掰手腕，每回双方咬着牙瞪着眼对峙的手臂青筋都要胀裂了，最后他们还是一个个败下阵来，一边告饶一边朝他竖大拇指。一晃二十年，这一拨老哥儿们昔日铁疙瘩一样的臂膀已松弛绵塌，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玩命掰手腕了。张建华师傅掐灭烟头，叹了口气，看了看大伙儿，欲言又止。都念叨多少遍了，早已不稀罕了。
　　 做梦都想中大奖的严庆华师傅，此时又坐在值班室墙角开始琢磨体育彩票号码了。他用青筋凸鼓的黧色手臂把小笔记本妥贴地圈在怀里，捏着钢笔在上面时疾时徐划拉着32个阿拉伯数字，锁着眉头苦苦探索彩票邻号的奥秘，那瘦削的面容刀刻般深邃。每隔几分钟，他会回过神来，警觉地看看电气盘面的仪表指针，复又一头扎进彩票号码中。
　　 我和秦丽磕着瓜子谈天。我故意把话题往张春生身上引：“人都夸张春生长得又帅又肯钻技术，安装阀门、换活塞环样样都能拿下！”秦丽一听脸登时红了，警觉地环视了一眼师傅和工友们，给我挤了挤眼睛，悄声说：“嘘，小声点，保密哦，我还没给家人说呢。”我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她就和我说起了悄悄话，那笑容甜得要流蜜。
　　 滑向西边的太阳，透过挂着锈渍的玻璃窗照进机房，洒在机器上，仿佛一盏裹了玻璃罩子的霓虹灯，给机器披上一层朦胧的金红色面纱，机器轰鸣声也低缓了许多。一群麻雀迎着夕阳从班组前面的电线上飞过来，落在窗外的柳树枝上，晃着脑袋冲着我们叽叽喳喳叫，似乎提醒大家该吃晚饭了。去食堂打饭？用电炉子做饭？派个人到生活区小餐馆买饭？大伙儿正踌躇着，周建强拎着包包袋袋，哼着歌子回来了。晓得他带好吃的回来了,我和秦丽欢呼着上去卸下他手里的吃食，嗬！正冒着热气的土豆、红薯、玉米、毛豆，还有大白馒头和新鲜的辣椒酱。周建强这是遇到刚收成庄稼的老乡了？他一脸神气，笑而不语。原来他先前去兄弟单位送还工具时，恰巧赶上那边一个家住厂区附近乡村的工友，上班时捎来一蛇皮袋子刚收获的土产和媳妇现做的辣椒酱，还有刚出锅的馒头。一看有好吃的了，兄弟单位的工友们就把周建强留下，一边闲谝，一边用大锅煮上土产，谝够了，土产也煮熟了，就给我们带回来了。大家都夸周建强活络，会走动，以后多走动才好。说话间，我和秦丽已煮好一锅大米粥，一碗一碗地端上来，浓浓的米香飘散在班组里，家的味道出来了。这样的时候，谁都顾不上客气了，拿起土豆红薯玉米馒头，捧着香喷喷的大米粥，就着辣椒酱，大口吃起来。
　　 伴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一晃十年过去了。工厂已改叫公司，简朴的办公楼换成了气派的写字楼。厂长唤作了总经理，他那与工人并肩骑行的老式自行车，换作一骑绝尘的高级轿车，工资变成年薪，金额神秘如同传说。
　　 而班组仍旧是班组，过去这么叫，现在还是这么叫。只是，它更陈旧了，墙体斑驳已辨不清最初的颜色。机器轰鸣声闷钝、低缓，仿佛老人喘着粗气儿。机房角落堆放的废旧零件散发着陈年的铁锈味儿。新鲜的阳光透过锈迹斑斑的玻璃窗照进来，转眼间旧了。
　　 工人也仍旧是工人。班组建成最初上岗的一茬师傅已渐渐老去，他们行动迟缓，少言寡语，躬着身子在那里干活半天都不见挪动，慢慢地化作一架架机器也浑然不觉。腰背弯曲变形的他们，有着与机器同样质感的轮廓，身上泛旧的劳动布与濡染了岁月沧桑的班组很搭调，只是机器轰鸣着，他们沉默着。
　　 时光暗淡了往昔的繁华，漂走了一茬又一茬青春和容颜。时间的车轮转动到2006年，这艘国有大型铝业“巨艇”已持续航行了四十余年。它一面担负着产品供应、公益、就业、税收的社会责任，一面又如同一个小社会，背着职工医院、子弟学校、幼儿园、食堂、影剧院、图书馆……长期的负重，压得它疲惫、衰弱、体力不支。此时，又恰逢市场竞争加剧，产能过剩，它陷入了困境。那一柱柱饱经沧桑的大烟囱时常不解地望着天空，迟疑地喷吐着烟雾。班组里，机房怅惘，机器叹息。
　　 张建华师傅五十出头，已隐隐有了白发，侍弄完机器，他仍旧喜欢坐在值班室长条椅上抽着烟凝望着机器出神，只是手中的过滤嘴“红梅”已换成了廉价“龙泉”。严庆华师傅忙完机房里的活儿，仍然蹲在值班室墙角在泛黄的小笔记本上划拉着32个阿拉伯数字，尽管从来没有中过大奖。年复一年的深度思考，他那紧锁的眉头已纠成两道深壕。嘴勤又会走动的周建强还是喜欢到班组周围的厂房东游西浪。每天逛一趟回来，总会带回来一把瓜子、一串消息，而说来道去，无非是铝价又降了，工资更低了；物价涨了，一个子儿掰两半也不够花了；福利分房取消了，又买不起商品房，往后住房也成了问题；子弟学校划归地方了，书本费涨了，供孩子上学也吃力了……说着说着，大伙儿都沉默了，低头不再言语，不时发出的几声沉重而悠长的叹息，仿佛来自幽深的地下。这样的时候，窗外的麻雀也噤了声，惟有陈旧的机器隆隆轰鸣着，诉说着班组的流年光阴。
　　 我和秦丽话也少了。忙完机房里的活儿，就各自趴在工作台上为一家人的吃穿算计。菜价一涨再涨，大白菜一公斤都涨破一块钱了，只盼着哪天跌价了多买些储存在菜窖慢慢吃；母亲的类风湿光贴膏药不行，还得烤电才管用；婆婆骨质疏松，要吃钙片，营养品也不能断；孩子马上“小升初”了，资料费、补课费样样省不了，隔三岔五还得买只鸡炖上给孩子补营养，再苦不能苦孩子；丈夫上班的厂房离家远，才买了三年的自行车就破旧得不成样子，买新的又得花掉半个月工资；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早前厂里福利分配的一居室已住不下了，想买商品房可每月工资精打细算还是存不下一分钱，只能在屋里拉个帘子买张小床给孩子隔出个小窝来；过些时候要参加表妹的婚礼，可翻箱倒柜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细算来几年都没舍得买穿戴了……皱着眉头盘算半天，心里还是没谱儿。秦丽喃喃地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再难，日子还得熬下去。”我点了点头，心里堆积着难言的惆怅。再看秦丽，才三十来岁，头发已是黑的黑，白的白……
　　 走出班组，站在山坳上向西望去，初冬的夕阳犹如一颗稀释的蛋黄，有气无力地向西坠去。天色一点一点暗了，冷风从戈壁上阵阵漫过来。夜色中，一柱柱大烟囱隐身了，团团烟气升离排烟口后就迷失了方向，四处弥散，不知所终。遍布厂区的班组，那一扇扇小窗流泻着如豆的灯火，萤火虫一样洒下遍地微光，驱散了工厂的黑暗。
　　 我久久地凝视着若明若暗的灯火，心有所动，下山坳回到班组。此刻，在一片微黄的灯光下，机器泛着静谧的柔光，工友们坐在一起亲密地说着话儿，映在墙上的身影晃动着，靠近、比划、倾听，画面温馨安宁。我看得出神，一股如家的暖意再一次将我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