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月回响里的博彩
　　 四十年前，我只有几岁。那时，贫困的农村里有很多种博彩术，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很热衷于它。说起来，我也曾积极参与过，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赌徒”。
　　 每逢过年，拿到压岁钱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换成硬币，一分二分五分，装在口袋里，叮当作响。我并无招摇过市的想法，可还是起了作用，很快的，就有小伙伴主动登门拜访了。
　　 干嘛？赌钱呗。怎么赌？和去年一样，掷硬币，翻过来就算赢。
　　 一问一答中，我们就达成了博彩协议。选一块平整的地儿，通过剪剪布包锤游戏，决定谁的硬币先放在地上。
　　 这种赌博方式很简单，不需要动脑筋，所以，那时在我们小孩子中间甚为流行。一方将硬币平放于地面，由另一方手执硬币掷它，一旦地面上的硬币翻了身，就意味着它输掉了，就得易主。否则，还属于原来的主人。接下来，再有对方将硬币平放于地，任人去掷它。游戏就这样轮流着做下去，紧张，刺激。
　　 至于，双方硬币分值的大小，那全凭个人意愿，不一定对等。用五分硬币去掷一分硬币，并不是想象中的占据优势。
　　 掷硬币虽不须动脑筋，但多少得靠技巧。有一次，大我几岁的华仔和我掷币豪赌，他可能考虑到五分硬币的力道更足，胜算更大，每次他都出五分硬币，而我呢，压岁钱比他少得多了，我精打细算，每次只出一分。
　　 华仔每次都是硬碰硬，使出了吃奶的劲头，斜刺着掼下来，结果，不是我的硬币纹丝不动，就是他的硬币轻飘飘找不着北。而我呢，抡起手臂来，掷的硬币每次都精准地击打在他的硬币边缘，滴溜溜转圈，华仔嘴中不停喊道，“别翻别翻”，恨不得有定身大法。可总事与愿违，绝大多数情况是他的硬币大翻身。
　　 结果，我赚得盆满钵满，华仔铩羽而归，以致多少天都不敢在我面前谈起掷币来。
　　 掷币这种赌博游戏只适合我们小孩子玩，稍微大点的孩子是不屑一顾的。不久后，华仔就不再和我们玩了，他毅然加入了大人们的赌博游戏中去了。几年后，读了书，我便戒了“赌”，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学起习来。或许，是对知识的追求让我放弃了那陋习。
　　 现在回首起来，那一段“赌徒”生涯是我生命里难忘的经历，铅华洗尽后，依然是场蛮有趣的童年往事。
　　
　　 二、年客宴上的成人礼
　　 时光的脚步不着痕迹，不经意间又跨入了年的门槛。可是，在这爿小城，那特有的年味儿淡淡的，远没有农村的年味儿浓。故乡的年儿隆重，繁华，让人早早地惦记着。
　　 小时候，距离除夕还有半个多月，我就能清晰地嗅到年味的气息，那年味流动在袅袅的乡野炊烟里，弥漫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笑容里，摇曳在冰清玉洁的雪花里。家里早早蒸好红薯馒头，炸好萝卜丸子，然后，静静地等待年的来临。
　　 听说，有着“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先生生前奉行“三不主义”，不爱过年节。我很纳闷，温馨甜蜜的年节不是人人都热切期盼的吗？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因为年带给我无穷无尽的乐趣和期盼。
　　 故乡有着自己的习俗，过年的时候人们会串亲访友，谁家亲戚或家族里女儿出嫁了，便轮流去女方的婆家去邀请小俩口，时辰挺讲究的，得起个大早，不然，会给亲戚邀约不诚的感觉。
　　 读初一那年，我就登门邀请过远房侄女。寒风凛冽中，我骑着借来的半新自行车——家里的那辆太过破旧，母亲说骑着这样的自行车去请年客很寒碜，闹不好会让人窃笑的——踏上跨越五里之遥的请客之旅。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我并不觉得苦，相反，心里还带着份甜蜜。
　　 当然，侄女婿也在邀请之列，我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父亲许诺说我是初中生了，可以参与陪客了。我又怎么能不高兴呢？由以前的旁观者，摇身一变，成了酒席桌上的一员，虽不是重要角色，好歹也是列席人——我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我长大了。
　　 事先，父亲不住耳提面命，让我陪客时，要有大人的样子，懂得礼数。故乡的规矩邀请新客上门时，对方虽是晚辈，你也应先敬酒的，可不能乱了礼数。然后，依次敬家族里的长辈，这时要牢记长幼有序，不可胡来。
　　 期盼中，终于等到了开席的时刻。待客人们相互谦让中一一坐定，父亲拉出躲在他身后的我，对客人说：“大超大了，从今儿起，让他上酒席桌，给长辈们敬酒。”
　　 众宾客先是一愣，很快，就异口同声表示赞赏。有的说，“是该上桌锻炼了，都已经是大孩子了。”有的说，“上桌了，才能学会大人的礼数。”我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面红耳赤地坐在了桌子的下首，手忙脚乱地给长辈们轮流敬酒，畏手畏脚中结束了酒宴。
　　 那次酒宴上的成人礼，于我，创造了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第一次敬酒喝酒，由于激动和紧张，也第一次竟醉了酒。
　　 那一年的年味对我而言，有着特殊的含义。那年味中衍生的快乐感可不是坐在酒桌上喝三两杯酒，吃几片肥肉所能取代的，更多的则是成人仪式的奖赐。在父亲的眼里，我长大了。
　　 掐指算来，成人礼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在这新年渐近的日子，我忽想起生命里的那一年请年客，想起那份温暖和甜蜜，想起父亲给予我的那份厚重的信任与嘱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