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仲是二0一四年的大年初三离世的；是他的小女儿在电话中告诉我们的。知道他会走，但沒想到这么快——总算捱过了新年。初四一大早，我们找了一辆小汽车，赶往运粮湖农场，与他作最后的告别。看着他安祥的遗容，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还不到六十呀！平时看上去很棒的身子骨，怎么说不行就不行，说走就走了呢？他在人世的日子不长，我早就知道，也是他的小女儿五个月前在电话中告诉我们的。说起来真不可思议，似乎冥冥之中总会有预感和先兆；尽管事先并沒有引起注意，而是事后往前追溯而联想到的。不然的话，就是巧合了。
　　 2013年8月底，我们以前工作单位的一个退休医生，来武汉商贸职业学院的门诊部上班，他陪同前来。那时，我正好也住在学院里。中午请他们吃饭，我破天荒地拿出一瓶五粮液来招待。席间，杜仲开玩地笑说：“这个五粮液算不了什么，我要喝部队特供的。”他故意将我的军，看似不近人情，其实，这正说明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时隔不久，不知有什么事，他又来过一次。还是上次高新六路上的俭朴寨酒店；还是上次的几个朋友；还是我做东。不同的是，按他的要求，我把酒換成了五粮液特供的。用这样的好酒招待亲朋好友，我还是第一次。这是求人办事送礼时用的，一般情况下，待客是舍不得拿出来喝的。通常客人也能理解——会打算盘过日子的人家，都是这样的。我们曾在农场生活了十三年，家中的水电故障、柴米油盐等琐碎事，少不了找他的麻烦，他从不推辞，总是热情地帮忙解决。他对我们不薄，我们怎么款待他，也是应该的。
　　 分手后，他返回潜江市不久，忽然感觉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是肝癌晚期，而且已经转移了。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我和爱人顿时懵了。我们知道，他曾患过胃出血，愈后一直很好。我爱人以前是内科医生，怀疑他是不是年轻时捉鱼摸虾，接触过疫水，感染过血吸虫，导致了肝硬化恶变；农场过去是疫区。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原因。病已至此，当务之急是要积极治疗。至于弄清楚病因，此时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他的小女儿是潜江市人民医院的医生，知道她父亲的病情相当严重，好转无望。于是，控制住病情后，趁他身体还不太虚弱，送一辈子喜欢旅游的父亲，去了一趟宝岛台湾，滿足了他生前想去的愿望，也算尽一点孝心。玩了一个星期回来以后，他沒有住在小女儿家，在市医院接受治疗，而是径直回到了农场的老家。他先在家里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又去职工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最后还是返回了家中。住院期间，他也沒有按常规进行化疗、放疗——有放弃治疗的意思；主要是对症处理，减少疼痛。
　　 这期间，我给躺在病床上的杜仲打过一次电话，无非是询问一下病情，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他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沒有流露出一丝悲观恋世的情绪，这让我很感动，也让我更难过。打这以后，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时光，总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认识杜仲很早。那是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湖北中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农场职工医院工作。因工作需要，从那时开始，我就和他打交道。后来因都喜欢文学，性格虽说不一样，还算合得来；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很能干，我家里不管有什么事，只要对他说一下，他都会尽心尽力地帮忙。在他人生的字典里面，对任何人从来沒有“敷衍”这这词；有的是热情！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们调回武汉。记得搬家时，他怕武汉市的粮油还未完全取消票证，给我们送了一袋大约五十斤的米，还送了二十斤粮食酒（用二十个五百毫升的空葡萄糖瓶子装的头曲白干，原箱子装好）——他曾是粮油加工厂酒槽房酿酒的大师傅。“裕花”牌的白酒商标，是他去北京申报办的。他随车把我们送到了武汉。
　　 这么多年，我们的联系虽说不多，但从未中断。他的小女儿在武汉科技大学读书的时候，偶尔会在双休日来我家玩。我们会弄点好吃的，让她打打牙祭。临走的时候，我爱人会塞一点零花钱她荷包里。她知道我们和她的父亲是好朋友，一点也不拘束，也不怎么推辞。旁人看来，还以为是我们弟妹家的孩子呢。她结婚时，我们驱车二百公里，专程前往农场参加婚礼——这是杜仲去世前两年的事了。她丈夫的老家是潜江市的，从市里到农场有五六十里路。迎亲的的车队大约十辆车，都是路虎、奔驰、宝马、奥迪之类的豪车，阔气得很。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杜仲穿着一件整洁的格子衬衣（他不修边幅，极少讲究衣冠），站在西堤街的路口，向空中挥动着右手，大声呼喊：“我是农场第一（指迎亲车队的豪华阵容）！”
　　 是的，他是第一。杜仲引以为骄傲的小女儿，的确争气。记得他的小女儿刚出生时，有人笑话他沒有儿子的命，他高声地回答：“儿子、姑娘一个样，有本事就好！”还真让他言中了。他从不操心的小女儿，读小学就出类拔莘；初中就读市重点的城南中学；后又去武汉上大学。有的事说起来挺有意思，她的高中同窗男友在上海工作，她考研去了上海，毕业后留下工作。她的男友为了离老家近一点，考武汉的公务员，为了鼓励男友，她陪考。然而，男友名落孙山，她居然榜上有名，入围了。瞧，多聪明！
　　 小女儿有出息，给杜仲挣足了面子。大女儿也不简单，很能干的。每年自己开车从河北回农场探亲，风风光光的，给他长了脸。她有一年过完春节，返回河北途经武汉市时，专门来看望过我们：“刘伯伯、邬伯伯，我爸让我来看你们。”说着，拿出了一条烟、两瓶酒。那天晚上，她和我们说了许多贴心的话。看着高中毕业前沉默寡言的大女儿，开朗活泼了，我们特别高兴。听杜仲说，大女儿对他很孝顺，我们以前担心他们父女交流沟通少，怕不理解的想法，看见了懂事的大女儿，顿失烟消云散了。
　　 大女儿是杜仲的前妻生的，说起来，够辛酸的。她还未上小学时，她妈妈就采取极端的手法，口服农药，不顾一切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以后，她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前妻走了以后，杜仲仍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和以往一样贪玩。对失去母爱的大女儿，他并沒有过多地加以关心，尽管心里是疼爱女儿的。他还是像过去一样粗心，以为孩子交给他的父母带管就沒有事了。
　　 对他的大女儿，我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杜仲娶亲是我们陪着去的。他的前妻是对河的国营农场的一个生产队的。两家相隔十几里的路。记得接亲那天，去的是一辆车头用红丝绸系了大红花的解放牌货车，当时算是很风光的了。杜仲的岳父解放前在国军当过连长什么的，是投诚还是起义，记不得了。见过世面的缘故，思想又比较开放，他很早就在队里开了一个小卖部，靠一己之力，拉扯几个孩子长大，不容易的。虽说老伴已不在了，婚嫁的事办得还是蛮热闹的。按乡下的习俗，女方会有意地迟滞一下，男方会努力争取早点发亲，如此热闹一番；总算顺利地娶回了媳妇。
　　 然而，新婚后不久，他因在外贪玩，顾家不多，前妻开始有意见了。这也是始料未及的。按说，这桩婚姻是不错的。有媒人牵线，男方是工人，女方务农；双方自由恋爱后走到一起，也算般配。女方到男方后，单位照顾家属，安排到粮油加工厂上班。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也算是门当户对，幸福美滿的一对。可谁也沒有料到，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的一点小小的争吵，因疏忽沒有及时消除，积小气为大怨，到后来竟酿成了悲剧。那个黑色的一天，我至今还记得。
　　 一天，突然听说送来了一个服农药的病人。听见有人在嚷：“是杜仲的爱人。”农场场部不大，一般的人都认识。因她执意求死服药太多，终未能抢救过来。我赶到杜仲家时，突如其来的变故，他已手足无措，六神无主了。更要命的是，新家具上到处刻着“你去找一个十八岁的姑”“你去生一个儿子”之类的过激话。可见结怨已深，恨之入骨了。他的前妻这样做，无非是想留下证据，让家人和社会的道德力量来替她伸冤。由此看来，缺乏有效的沟通，造成积怨太深，导致了年轻漂亮的前妻抛下了幼女，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确实令人惋惜和痛心。杜仲为了洗清自己，想去掉这些有口难辩的语言，我耐心地劝止住了他：“千万别动，可以说清楚的……”
　　 乡镇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娘家人一定要来讨说法的，闹得鸡犬不宁是常有的事——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不然，是难以解恨出气的。我赶紧陪杜仲往对河跑，去请罪。火急火燎地赶到他岳父家门口，他扔下刚停下的自行车，一跨进了大门，“扑通”一声，跪倒在岳夫大人面前，失声痛哭。岳夫大人痛失爱女，悲伤不已，早已木然无语了。在一旁的妻哥妻嫂，劝住了他。我也茫然不知所措，在一旁发呆。我和杜仲是要好的朋友，不去不行，只好硬着头皮陪同前往负荆请罪。现在回想起来好后怕的。或许是这家人十分讲道理；或许是他们相信他是一个憨厚忠实的人；或许是对自己女儿的狭隘早有所闻。总之，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这场轩然大波，竟然很平静解决了——家中未被打砸，他也沒有受到皮肉之苦，我也未被殃及鱼池。在那儿，这样的事真是少见！
　　 前妻的娘家冷静妥善的处理，令杜仲心生感激，愈感内疚。这以后，他并未因为前妻走了，而断了与岳父家的联系，还是和先前一样走动；总听到他说前妻家里的一些事情。有一段时间妻弟不听话，他受岳父之托，常过河去帮助、管束。在乡下像这样未反目成仇，和好如初的，实在是少见。
　　 沒有女人的日子，和有女人的日子是不一样的。杜仲无所谓，和以前一样。有事无事，很少按时回家。走在路上，碰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他总会滞留一会儿。在家也呆不住，像旅馆饭店似的，晚上归家也很迟。他像小孩一样，什么都感到有趣好玩。过去想和他说话交流的前妻，难得有机会，哪能不生烦？继尔恼怒。加上性格内向，狹隘猜疑，久之，留下了旁人沒有发觉的隐患。其实，他的前妻曾找过我们几次，说他不顾家，喜欢在外面逗留，希望我们劝一下他。我们曾多次对杜仲说：“沒事早回家，多陪陪家人。别像个糍粑屁股，坐在别人门口不起身。”尽朋友之谊，我们也只能泛泛地说说而己；他可能也沒当回事（他也许认为这不是事）。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确实有许多异常的蛛丝马迹。譬如：他的前妻曾托我的爱人帮她转卖新皮鞋、新衣服什么的。她蓄意已久，而我们却失察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回想起来万分痛心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带着一个孩子，想在当地再找媳妇是很难的。杜仲通过亲戚朋友帮忙，从襄阳的老家找了一个大姑娘。单位也很照顾，安排她在粮油加工厂上班（后转为正式职工）。而杜仲还是和以前一样，改不了在外面晃的习惯，呆在家的时间少。说起来也叫人纳闷，他讨的这个沒有什么言语、不常出门、见人总是一脸微笑的后妻，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他贪玩不顾家；也沒见他们为之争吵过。后妻从不过问杜仲在外面晃什么，宽容的程度令人吃惊。好了，我们担心他的后妻不适应这样的家庭生活方式，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放下来了。
　　 一年后，传来了杜仲得了一个胖小子，两口子很高兴的消息。沒过几天，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他的儿子夭折了。原来，正值冬天烤火取暖，门窗关闭太紧，孩子脆弱，因煤气中毒而窒息身亡了。
　　 老实说，杜仲一点也不封建，一点也不重男轻女。但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风波，让他百口难辩——他也懒得解释。因为我很清楚，他为大女儿起学名时，花了几天时间，费了很多神。那时沒有百度，又沒有起名字的书，好难的。他征求过我的意见，是用谐音起了一个古代有名美女的名字；白纸黑字，字字如铁！他从来不用这个名字来回击凭空猜测的人。因此，生了胖儿子，他虽高兴，并不特别。至于外人的凭空揣摩、议论，他才懒得理呢！这下好了，坐过山车似的，忽地从最高处落下来了。出生的儿子，名字还沒来得及取，就离开了人世，他能说什么呢？俩口子既沒埋怨，也沒争吵，默默地难过了一阵子。怪只怪太大意了，沒有考虑婴儿对不良空气的承受力远远低于大人。这时，说什么的也有，终究传统迷信的东西占了上风，说他命里不该有儿子；还有说得更玄乎的，要如何如何解脱……
　　 记得那天早上，我一大早去了杜仲家。我们用锅底漆黑的灰渣，胡乱涂在刚来到人间、旋即又离开了的孩子嫩嫩的小脸蛋上；用布包裹着，再用编织袋装好——他抱着孩子，我扛着铁锹，送孩子上路。出门约二百多米有一条沟渠，旁边有一片自留的小菜地。我们找了一块荒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把孩子草草地埋了。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脸上凝重地望着东方，鱼肚白了。我们心中暗自祈祷了几分钟：“孩子，你去吧！”
　　 日子总是要往前过的，这一页很快过去了，一切又恢复了原样。该走的走了；该来的来了。一年后，杜仲的小女儿降临了。那名字也是很有讲究的，与现代的一个才女名有关，好像他早想好了似的。正是这个时候，杜仲用他的名言藐视了传统的陋俗观念：“儿子、女儿一个样，有本事就好！”
　　 在农场场部，都知道杜仲是好人，但他率性、纯真的做法，让人很难理解。毛病倒谈不上，总感觉与常人不同。那时，农场沒有筒装的面条。他常出差沙市、荆州（今为荆沙市），每次捎回不少。宁可自己受苦受累，从未马虎过一次。而他找别人帮忙，即使不滿意，也不计较。这在一般的人，是很难做到的。即使是不认识的人，他也乐意帮助。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开始旅游了。别说在乡镇、农场，就是城市也是由单位组织参观什么的。他却利用休息时间，靠卖苦力挣的几个钱出去旅游。都认为不值，他却乐此不疲。每次回来到处说——与人分享。趣事多，稀奇事不会少。被哄过，也被骗过，他都一笑了之。他曾去周边的乡下收购袁大头，去广州换磁带什么的，被沒收了，血本无归。他也不后悔，以后不干拉倒。他乐于助人，亲口对我说了一个助人为乐的故事。
　　 一次，去游什么山，碰到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想爬山，男的不想去。他主动去陪同。回来后，女的开心极了，男的却不搭理他了。他一直不理解。“陪他的女人爬山，累了半天，他不谢我，还给脸色我，什么人啦！”他对我说时，还忿忿不平，好委屈的。我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