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楚国隐士鹖冠子在《鹖冠子•泰鸿》中云：“调味、章色、正声，以定天地人事，三者毕此矣。”调味，乃是诉诸于味觉；章色，当诉诸于视觉；正声，则诉诸于听觉。调味适度，则味美；着色协调，则色美；音韵和谐，则声美。世间之美，或味、或色、或声，可口、养眼、悦耳，娱人身心。其实，天地人事，究其理，亦同“调味”“章色”“正声”。鹖冠子之意，正是以做饭、绘画、音乐比拟天地人事。在他看来，此三者恰恰透露出了天地人事的根本法则，人们一旦了解并掌握调味之道、章色之道与正声之道，也就能准确把握天地人事的客观规律。而这一规律，恰恰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和”的境界。
　　 味有酸甜苦辣咸，若琳琅满目的一桌饭菜，只有单调的一种味道，想必，一定不是一桌上好的饭菜。若就其中一道菜而言，太酸、太甜、太苦、太辣、太咸，恐怕也并非美味佳肴。故而，高明的厨师总是深谙各种佐料的特性，且善于“酸则沃之于水，淡则加之以咸”，平衡不同的味道，以达到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最终，才能做出上等的佳肴美味。
　　 色有素色与彩色。素色，分黑白；彩色亦分赤橙黄绿青蓝紫。在自然界，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双大手在主宰着一切：蓝天配白云，绿叶衬红花，各种色调是既独立，又相互融和，从而构成了这个五彩斑斓的婆娑世界。世界，本身是多姿多彩的，那么，用以描摹它的绘画艺术，也必然要遵从它的本来面目。其中，中国画里的水墨画，“墨分五彩”，讲求的是黑白两色的均衡统一，是以墨中调入水分的多寡以及运笔的缓疾，造成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与明暗调子的丰富多变。而重彩画，“随类赋彩”，同样也讲求诸色调的和谐与融通。一位好的画师，并非只会用一种单调的颜色作画，而是善于在若干调色盘里精心调色，如同一道绚丽的雨后彩虹，将赤橙黄绿青蓝紫毫无违和地融汇到一张画作中。
　　 声有宫商角徵羽，宫音浊重浑厚，长远以闻；商音嘹亮高畅，激越而和；角音和而不戾，润而不枯；徵音焦烈燥动，如火烈声；羽音圆清急畅，条达畅意。一首优美的曲子，绝非孤音可成，也非一味地亢进与柔婉，而是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齐备，五音共鸣，六律如一，时而大气磅礴，时而婉转清扬；或如雷动天地，或似春水潺潺；于诸声的协调配合中求得和声，方能悦耳动听。
　　 由此观之，做羹，“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绘画，“墨分五色”，多变而和谐；作曲，“宫、商、角、徵、羽，唱和相应而调和”。可见，调味、章色、正声，都是“和”的最好体现。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说文解字》将“和”解释为“相应”。在《广雅》中又解释为“和，谐也。”这就表明，“和”就是不同事物之间相互适应的一种均衡状态。对于“和”的涵义，春秋末期的晏婴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显然，这段话已鲜明地指出了“和”的要义，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礼记•中庸》进一步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认为，“和”就是“中节”，就是既无不足，又不过分，适时适度，恰到好处。唯有达到“致中和”的境界，天地才会各自处于它们合适的位置，万物也才能正常化育。因此，“和”乃是普天下最重要、最通达的道理之一。
　　 在天地之间，有大必有小，有高必有低，有强必有弱，有盈必有亏……世间万物多种多样，是既对立又统一。纵观宇宙的生命历程，始终就是一个“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的平衡——再打破原有平衡——再建立另一个新的平衡……”如此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正是由于长短相济、高下相适，不同事物之间以及同一事物诸要素之间，能够达到这样相互适应、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即达到所谓“万物和顺”的状态，这个世界才得以存在与延续。譬如，“风调雨顺”一词，就是泛指主导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要素相互调和，以适应农作物生长的需要，才能保证五谷丰登，百姓不受饥馁之苦。
　　 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同样也需要遵从“和”这样的大道。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交往的基本价值取向。《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孔子看来，“和”与“同”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显著标识。君子首先承认并尊重人与人之间存在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差异与多样性，继而，于诸多的“不同”中寻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小人呢，根本不讲原则，只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相同与一致，也并不能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区别，于己而言，君子总是能与别人相互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故能达到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地步；而小人，由于一味地效仿他人，反而容易导致不和谐因素的产生。于他人而言，君子因承认差异、包容差异，乃至尊重差异，故而能在丰富多彩中的人性中达成和谐之境界；而小人呢，因不承认差异、容不得差异，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许多矛盾与冲突。
　　 由此看来，我们的老祖宗极具超人的智慧。他们，不仅从调味、章色、正声中参悟到宇宙自然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又将这一规律引入到人际关系的思考中，提炼出人际交往的根本准则——“和而不同”，继而，又依此总结出了调节社会矛盾及治理国家、社会的一剂“药方”。
　　 《老子•道德经》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这里，老子显然是以“烹小鲜”来比喻治国之道，并以此说明，治理一个国家，就如同烹制一道鲜美的小菜，同样需要准确把握火候的大小以及油盐酱醋各种调料的比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过头，而是要综合考虑不同味道的特性，并把它们摆布得恰到好处。
　　 具体来说，一个国家内部，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而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又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执政者，最重要的一个治国理念，就是要正视社会内部不同利益诉求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平衡各方关系，均衡各方利益，以达到“和”的良好状态。假如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孔子所言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乃至对于钟相、杨幺起义所高举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旗帜，也就统统不难理解了。
　　 有鉴于此，所谓的建设“和谐社会”，其主体责任并不在于普通民众，而更多的在于执政者所秉持的执政理念。倘若执政者善于倾听社会上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呼声，并尽可能地平衡他们之间的利益诉求，创设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和谐稳定得多。反之，倘若人为地造成贫富分化，使一个社会长期处于各方利益严重不均衡的对抗态势，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撕裂状态，势必，其维稳的社会成本也远远要高出许多。
　　 一个社会内部，要讲“和”，要讲各方利益的均衡，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和”这一古老的观念，依然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也仍然可以成为现代国际社会需要共同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做到“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便能得以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做不到“和”，则必然导致纷争四起以至爆发残酷的战争，从而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和”，正是东方文明古国为当今不甚太平的世界所提供的“中国方案”。若天下人都能深刻理解并遵从“和”之大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致“天下大同”，又何尝不是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的一种绝佳选择呢？
　　 其实，天下大道，充其量，尽在一个“和”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