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已经是那个长着一张越南脸的女房东第八次来敲门催我交房租了。我赶紧笑脸相迎，一个劲地向她赔个不是，并恳求她再宽限我几天。看着我满屋子堆积如山的书刊和桌椅板凳上杂乱的手稿，女房东只好无奈地摇头耸肩，然后悻悻不乐地走了。
　　 我整整欠了三个月的房租没有交。前几个月寄出的几篇小说石沉大海了，零零星星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诗歌和散文又至少有半数没有按时收到稿酬。生活越来越困顿，就连正常的一日三餐也早已改成了一日两餐甚或一日一餐了。
　　 从我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我只不过是一个对文学痴迷不悟的末流写作者。事实上，我正在东莞一个叫岗头的小村庄不知天高地厚地做着自由撰稿人的梦。
　　 玲是近一年来这个星球唯一与我保持联系的熟人。但玲也不知道我的真实处境。我们之间只有书信来往，每次她在书信里问我过得怎样，我总是回答，过得很好很好。
　　 玲突然说要从深圳过来看我。玲是个细心的女人，她显然从我的字里行间读到了点什么。其实，玲没有来看我的义务。毕竟，她早在四年前就不再是我的女朋友了。
　　 一走进我那仅四平方米的租房，玲就哭了。她是独自儿倚着门框哭的。玲还算清醒，她知道现在早已不是可以倒在我怀里纵情哭泣的时候。
　　 我给玲递上纸巾，说：“想哭就哭个够吧！”
　　 玲止住了哭声，红肿着双眼责备我：“你不是说自己过得很好吗？”
　　 “我确实过得很好呀！”我苦笑道。
　　 “到了这种地步还嘴硬。”玲边说边把几张收据塞到我手里。
　　 玲帮我付清了房租。
　　 我与玲书信来往时留的是房东的地址。房东刚从我这里催房租回去不久，玲就按照地址找到了房东。听说玲是专程从深圳过来找我的，房东猜测到玲与我的关系一定非同一般，当然不肯错过收取房租的绝好机会，就把我的尴尬处境毫不保留地告诉了玲。玲是明白人，当即掏出钱包，不仅帮我付清了欠款，还帮我预交了三个月的房租。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转身把玲拥抱在怀里。
　　 玲很快就把我推开了。说，冬狗，我现在可是“名草有主”了喔！
　　
　　 二
　　 玲与我同村，她只比我小半岁，是我姑妈家的邻居，我们从小就经常在一起玩，初中又是同班同学，算得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初中毕业后，玲去市里读中专，而我上了县一中。我读高二那年，玲就辍学了。原因是她父亲在一次矿难中受了重伤，成了离不开轮椅的残疾人，而她母亲又常年多病。17岁的玲成了家里唯一的支柱。高中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考上了本市师专。玲替我高兴。她知道我的家境也不好，开学那天，她把她家刚卖掉一头大肥猪得来的几百块钱悉数交到我手里，并亲自把我送到学校。在师专学习的三年里，玲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学校看望我，除了给我钱还给我带去很多好吃的东西。当年高校是严禁恋爱的，于是我便对外称玲是我的表妹。20岁的玲早已落脱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俊俏而且温雅。害得我好多不明究理的室友一直对玲想入非非。
　　 师专毕业后我回镇上中学做了名语文教师。我和玲的婚事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正当我们兴高采烈筹备婚事之时，不幸再次降临到了玲的家庭。玲14岁的弟弟毫无征兆地病倒了。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脊椎有日益弯曲萎缩的趋势。不得已送去市医院去医治。医师诊断后提出了立即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建议。这一结果，对我和玲无疑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不仅风险高，而且高达数万元的手术费也非像我和玲这样的普通家庭所能承受。我们真正被逼入了绝境。
　　 万般无奈之下，我和玲同时作出了南下广东打工的决定。那是1998年8月，我和玲双双来到了深圳。深圳比我们想象的要现实得多。我辗转了近一个月，才在一家玻璃厂谋到了一份月薪不足800的仓管工作。玲虽然在来到深圳的第三天就进了一家电子厂，但每天加班加点也不过每月五六百元工资。这样挺过了大半年，我和玲的工作状况没有丝毫转机。而玲的家里却一再来信说医师催促尽早给他弟弟动手术，若再拖，她的弟弟恐怕就没救了。
　　 面对如此危急的状况，我和玲一筹莫展。玲每天以泪洗面，我更是无时不在怨恨自己的无能。又挨过了一个月，玲的父母来了“通牒令”，要玲无论如何也得即刻回家安排弟弟的手术，信中说，玲家一个在县城的远房亲戚已经答应借钱给她弟弟动手术。
　　 玲就要回家了。我既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玲弟弟的手术费终于有了眉目，失落的是又要和心爱的人长久分离。
　　 玲回家后一直没有给我写过信，我给她的所有书信也没有任何回复。没有玲的消息，我焦急万分。我只得写信给父母亲，向他们打听玲及玲弟弟的近况。父母亲在信中对玲家的事避而不谈，只是反复叮嘱我要存点钱留作日后娶媳妇用。我隐隐约约感到事情不妙。
　　 一个月后，我跳槽到了一家贸易公司。半年后，我因业绩突出被提升为业务经理。1999年腊月，我提着装有3万元人民币的密码箱赶回了家乡。一下车，我就直奔玲家。玲的父亲正坐在轮椅上抽着烟晒太阳。见到我，他先是一楞，尔后就用异常平静的口吻告诉我，玲不在家，他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不过有一点是确切的，玲有了男人。我知道从老头子嘴里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就把那装有3万元钱的密码箱往桌上一搁，说这是3万块钱，你们留着用吧。说完转身就走。我刚走到自己家，玲的母亲提着密码箱追了上来，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的是玲在深圳的地址。
　　 钱我留给了玲的母亲，因为我知道玲的弟弟手术后还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用。
　　
　　 三
　　 再次见到玲是2000年正月底的一天，在深圳罗湖的一家超市走廊的长椅上，我和玲并肩而坐。我们都没有久别重逢的欣喜。玲用极其低沉的声音告诉我，她有男人了。虽然我早在一个月前就从她父亲嘴里听到过同样的答案，但当“男人”两个字从玲嘴里吐出来时，我的心还是颤栗了一下。令我震惊的是，玲竟然不用“男朋友”而是用“男人”这个词。她分明是在向我暗示一点什么。
　　 玲说那个男人就是借了八万块钱给她弟弟治病的那家亲戚快三十岁的儿子。当初，那亲戚借钱给玲家时是有条件的：手术后玲必须跟他儿子结婚，那八万块就当作是给玲家的聘礼。玲救弟心切，一咬牙就答应了。但玲委实不甘心就这样断送自己的一生。弟弟成功手术后，她向对方提出了南下打工挣钱来还债的请求。对方当然死活不答应。
　　 后来玲还是说服了那家人让她再次南下深圳来打工了。不过玲是付出了代价的。她不仅承诺两年后回去跟那人正式成亲，而且还在南下的头一晚与那个男人同了房。这半年来，玲积攒下了几千块钱，她打算在积攒够了8万块钱之后再回去与那个男人一刀两断。
　　 玲没有提及我一个月前送到她家里去的那3万块钱，想必她父母还没有来得及写信告诉她这件事。
　　 玲说这些话时表情异常平静。只是说到被那个男人夺去处女身那段时，她的眸子才开始变得有些湿润。“我完全是自愿的。”说这话玲的目光显得有些游离。我感觉得出，玲是带着既感激又怨恨和无奈的心思说这番话的。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此之前，我原本想安慰玲点什么，想不到需要安慰的人却换成了我。
　　 我感觉玲变得陌生了。是我的自私心影响了我的心态。我不能原谅玲，尽管她没有做错什么。因为在此之前玲一直是我的全部。
　　 我知道我其实恨的是自己。
　　 我没有继续在那家贸易公司上班。为了逃避，更是为了忘记。我从深圳过到东莞，最终选择了这个叫岗头的村庄隐居下来。
　　 我中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当然包括了玲。
　　 我把自己整天关在这间低矮的铁皮棚里，我怕见阳光，怕见任何有色彩的东西。我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刺猬，把自己的身子缩了再缩，最后蜷曲在密不透风的阴冷角落里。
　　 玲是通过某杂志社找到我的。尽管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是用笔名发表一些无病呻吟的文字，但玲还是从我的行文风格认出了我的部分文章。玲以读者的身份写信给编辑索要到了我的地址，然后再给我寄来了关切的问候。
　　 玲在信中还告诉我，她和那个男人2002年结婚了。2001年底，玲带着2万多元回去还那人的钱，经不起那人软硬兼施，她再次失身于他。直到玲回到深圳后才知怀上了那人的小孩。不得已，玲嫁给了他。
　　 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何我在得知这些事后反倒得到了解脱。我不再恨自己，也不再恨玲。似乎一瞬间，我和玲的关系又恢复到了十年前。我给玲回信，祝福她，同时也表达了对她的牵挂。在那之后的这一年时间里，玲成了这星球上唯一与我保持联系的熟人。
　　 但我没想到玲还会老远跑到东莞来看我。
　　
　　 玲那晚没走。我说：“玲，你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总不能跟我挤一张床睡吧？”
　　 “是你自己怕了吧？”玲盯着我问。
　　 见我真的有些紧张，玲便笑了：“就像以前那样，我们合衣而卧吧！我保证不会欺负你的。”
　　 我没有作声。玲的话勾起我的回忆。是啊，在恋爱的那几年里，我俩不知多少次同床而睡，只不过每次都是合衣而卧，井水不犯河水罢了。如今想起，那是多么纯洁的一份感情！
　　 玲住了两晚才走，我和她什么也没有发生。
　　 其实，我知道玲是愿意把身子给我的。一个愿意多次陪你同枕而卧的女人还有什么不愿给你的呢？只是我明白得实在太晚太晚。
　　 玲走了。我又开始涂抹我的狗屁文章。我陶醉于与文字共舞的这种感觉，但我想不到，我最终写成的却始终都是一些自己与玲无关痛痒的故事。
　　 记得我问过玲。我说：“你与那个男人没有感情基础，能过得幸福吗？”
　　 玲回答得极其轻松：“在一起待久了，自然就习惯了。”
　　 “习惯就好，习惯就好！”我随声附和。
　　 是的，一切都会习以为常！
　　 包括我目前的苦逼的生活！包括我与玲之间尴尬而无奈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