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位小朋友看了我的日志，称赞我的文笔好。我知道，这只是鼓励而已。其实我的文笔很笨拙，也很粗糙。
　　 我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上小学时除了教科书，就是娃娃书，雷锋日记等。记得那时的教育也没多少实质内容，主要是摘抄雷锋日记，摘抄完了，小学也就毕业了。
　　 读书时又正值文革期间，今天跟张老师参加这组织，明天跟李老师参加那组织，真正读书的时间少。幸亏我练过毛笔字，参办了许多批判专栏，抄了不少社论，只是没弄懂过。每周语文只有两三课，到高二时狂补了一下，因此我的语文水平就可想而知了。但我喜欢文字，对能写出一篇篇行云流水，妙笔生花的文章的渴求还是不言而喻的。有时老师若能把自己写的作文拿到班上念念，总会有几分小小的自豪与喜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乡镇工作。那时乡下业余文化活动少，发现有几位同事喜欢玩文字，就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活动，探讨业务，谈古论今，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二年后在进修学习期间，带我的胡老师见我字写得还可以，就叫我帮他抄写文章（当时还没电脑。）抄的次数多了，返回单位后就试试笔头，结果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记得有一次写了一篇短文给杂志社，盼望到的结果是“水平太差，不予录用”。幸亏心理素质还好，当时没有昏过去。有人嘲笑我，你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簿啊，基层能做什么？也许是这话的刺激我才有了行动。
　　 有人说，想做的事就是梦，只要坚持，梦就不会破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有一篇短文变成了铅字，令人高兴的是随岁月的流失还有所长进。接下来写点东西就不再是那么困难了，在最丰收的年月，每年的稿费还可请一次客呢。不过最高兴的事，不是文章发表后，而是接到录用通知的时刻。1997年几个文友商量，将已发表的文章汇编成了一本小册子，虽然是油印的，可我至今仍保存着，偶尔拿出来看看，还是让人的兴奋。
　　 年轻时写作主要是专业文章，写散文还是近几年的事。四年前，几个老同学相聚后就写了点感悟，同学们都觉得很好，写出了同学当年的情意。就这样坚持写了许多往日的记忆。一开始并无目的，只是想写。现在看来当时写的东西八股气息甚浓，就像一杯白开水，没有让人动心的文字。有时在文学杂志上发上一两篇，也是石沉大海。不少网站，好像很沉闷，发上去了也很少有人点评。
　　 2014年，我请长阳县文联主席陈哈林指点，他没有摆出大家的架子，而是像老师教学生一样，就如何下笔才能既表达思想又能吸引读者，从遣词造句到起承转合，从选材内容到衔接过渡，一点点引导我摆脱掉曾经的八股味。这才知道，原来我写文章问题这么多，难怪别人不用，或不愿意点评。
　　 记得有一次陈主席在宜昌住院还专门打来电话，说是病房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会讲故事，你赶快找他把有趣的记下来。这些草根文化可激发人写出真情实感，文章才会有血有肉。后来，参加了县散文培训，认识了更多的写作发烧友，点燃了我对文学的梦想与热情。一年后在《土家族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
　　 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有一位曾老师，我们是同行，刚参加工作时曾老师就在行内很有名气，特别是他文字功夫好，经常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文章。后来改行写一些健康教育的文章，就是用一个故事，引出一些养身防病的知识，因很受读者欢迎，也提高了他的写作兴趣。每次遇到他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到他七十岁时已是写这方面文章的全国前五十名的专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老师曾想出版一本专著，可当时只有自费出版，就放弃了。到了他八十岁时，一家出版社找他出书，高兴的是不仅不需要自己出钱，还有一笔可观的收入。其实曾老师这年龄关心的已不是钱的问题，更重的是对他人生价值得到认可。有时他对我说，对发表的文章，要与原稿核对一下，哪怕是标点符号，都要关注，这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在文学缘分的牵引下，从他们身上，知道了写作还需要扎实的理论修养，需要一颗永不放弃的心，需要心与心的交流，那些坚持的人们还真能带动一种尚文的风气。
　　 现在我写完东西喜欢放在电脑桌面上，请老师指导，让同事、好友评说，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或放几个月再看，结果是句子更通顺了，文字表达更优美了。有些文章虽然最早是我起草的，发表后也有我的影子，但实际上它已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位朋友这样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写能带给你什么好处？其实我只是爱好而已，可那种精神上的享受是别人永远也体会不出来的。
　　 一路走来，我感到文字一直记录着我的生活，我的喜怒哀乐，早已成为我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渗入我的骨髓、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