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众多人提出的当今中国诗坛群体失血与失语及网络诗歌泛滥、梨花体、裸体诗人等众多现象，个人觉得，更应该从理性的角度进行阐述和剖析，而不是凭一种狂热的对所谓诗歌的修改视角去下结论。纵观中华几千年的诗歌文化或整个世界的诗歌文化，我们都可以这样去看待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文学领域的诗歌，从其产生、发展到成熟及传播的层面及本质方面看，所谓诗歌，只是一个泛文学化体裁，因为它并不只是文学范畴的一个门类，更是宗教、哲学、天文、地理等各种可以为领域的综合体。而其物象归结则是通常我们所讲的精神反馈。而采取什么样的表述方式，却只能靠写作的那个人来实现。历数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莫不是自然的产生，而后口口相传，再经过文字化的加工，之后依托各种介质流传开来，形成真正的文本。而其核心的起源，莫不是对万物的迷蒙与崇拜，或者说寄托。从遥远的搜神记到南北朝的近体诗，。其经历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世间万物的归纳过程，其形式的五花八门不过是后人给其加的上门框或者说是枷锁，用各种所谓的格律等对自由的物象情感表达进行了束缚。而其之所以能够取得盛唐至宋时期的成就与高度，皆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及文化教育体系下之根源而成。假若把阅读本文的您放至那个时代，相信您一定会知道那时的口头语言表达与现在的口头语言就是天壤之别。在那种耳濡目染的时代背景下，在那种教育机制及资源严重缺失的背景下，在那种文化培育的思想意识下，产生一批又一批杰出的诗人，无不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
　　 在时间移向清末，在社会体制极速变革及内忧外患的动荡局势下，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受到了政治的高度激荡，文人志士纷纷发起相应的变革，在借以西方文化层面的外衣之下，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开始革新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以致于后期的新白话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全面否定，采而用新的白话文进行书面语言的表达，而这种书面表达必然会影响到口语的表达，久而久之，新的背景下的文化趋向产生。新中国成立以后，而进一步推广和推进简化汉字教育，六、七十年代的超级简化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煤”这个是“火”和“乙”组合成，受那个时期的文字影响，到目前还有一些超级简化了文字在我书写的时候会不期然地想起而用之。这些奇怪的现象，以致后期，我国在大教育背景下把所谓传统文化远远抛开，十年动乱更是加深了这种本质本土文化的深度过滤，使得多少人在这样的背景下迷失了思想，究其本，文化的失败不是某个人的失败，而为国之失体。
　　 或许很多人会以为这是一种强词夺理的诡辩，但若不从根本上分析问题而把一种文化现象的失偏归集为“众多书写分行文字的所谓诗人失去了对自我心灵的审视；对生存痛楚的体味；对名利诱惑的拒绝；对劳苦大众心灵的尊重”则有失偏颇，从古代到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现象来推断诗歌的发展走向低迷的原因。魏晋时期，经济回升，由于多年的战事，人们的思想意识处于崩溃边缘，就像现代的中国，在开放领域广阔、经济极速发展的背景下失去信仰一样，那时兴起上自朝野下至民众的佛教文化，以至在盛唐时期中原经济文化发展到世界的高潮时，佛教文化同样也达到高潮，。而那时的各方面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诗歌达到了历史发展的巅峰。时下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的全面发展时期，处于快速的上升时期，各个层面的改革都在不断地推进，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人们的信仰缺失，文化缺失，并非偶然。所以，仅把诗歌归结为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是有失公正的结论。
　　 无论中国当代诗歌是群体失语还是失血，中国诗歌目前的确有一个巨大起伏。任何诗人、爱诗的人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在如此泛泛的教育体制下，能有多少真正把中国文化研究到骨髓的人出现？有多少能把诗的意味融入生命的内部？所以，论中国当代诗之失血，并非光看个人的功过，而应放之于整个国民的发展体系里去权衡。教育的偏离，求学宗旨的偏离，更有社会发展的走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影响着人之群体的思想意识，若以此去苛求诗人们，个人觉得还是不公平的。只有在放大的背景下，我们才会看清更多的事实。海子先生、骆一禾先生都是我敬重的诗人，但他们只代表那一个时期的一类人，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诗作群体。正如舒洁老师“在今天的中国诗坛，‘著名诗人’很多，可著名诗篇很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需要引经据典去考究其是否真的正确，因为眼前的事实大家比谁都清楚，“在一个狭隘的、彼此表面逢迎实则内心排斥的、庸俗功利的、自娱自乐的、追腥逐臭的、裤腰带以上的、裤腰带以下的、虚荣的、势利的、裙带的、浮躁的圈子里，我们已经难得一见一些人应有的操守。”用本人的语言来讲就是“诗派林林”“山头总总”。从官刊到民刊，几乎都存在着这样现象。更不用说网络诗歌的泛滥之后形成的种种纠葛。许多人都在拼命挣扎，试图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于是乎开这样的研讨会，开那样的诗会，天南海北，纵横捭阖。“口号连天起，诗文半句多”。
　　 诗歌发展到今天，或者说走到今天的地步，是决非偶然的现象。在失去了精神世界的根本之后，人们所要寻找的就是某种赖以依托的精神寄托，不只是发泄现实生活的感觉，更是精神领域的寄托，没有释放的出口，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所谓文化现象。作为诗歌“大国”的华夏民族，失去诗歌的领地，而再重建这样的精神家园，那并非一时之功可成，无论是诗评家，理论家还是所谓的诗人，都是在不断地探索一种方向，其意图莫不是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重新塑造中国诗歌的体制。正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我国的诗歌目前形势就是如此，各种名目的诗歌现象层出不穷，就像本人所说“‘诗派林林’、‘山头总总’”。因为整体文化的流散，无法在短期内形成一套体系的诗歌文化现象，更不用某种范畴或者说规矩、或制度。而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无界无疆的泛文化产物，套用哲学的语言就是“从精神到物质，再从物质到精神”这就是诗歌的本质。
　　 从时下的中国诗歌界来看，我们没有里尔克那样的诗人，没有卢梭那样的哲学家，没有阿赫玛托娃那样的“诗歌月亮”，这是毫无争议的。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境遇，也没有中国杜李时代的波折，更没宋代辛先生的悲壮，也没有文先生的礼遇。更何况目前国人整体的思想失礼，何谈诗歌这一物质与精神密切结合的泛文化表现方式的整体提高。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很多人的坚守，而纵观国内也不过就那么几个人在努力地的坚守着这一片看上去极其神圣的土地，以致于下半身、梨花体等诗歌同样挤身诗坛，当然这些现象并不一定要一棒子打死，这只能说中国的诗歌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多层面的趋向。我们所能做的和所要做的，就是守住精神的本质，像佛学的打坐一样，抱心而居，静观风云，用一颗虔诚的心去在诗歌的领地里努力地耕耘，期待中国诗歌重现光彩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