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随着岁月远逝而日益模糊，因此我不太确定是哪年哪月开始读小说的，但我知道我这辈子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陪伴了我大半生，见证了我的喜怒哀乐、反映了我的悲欢离合，它在我的一生中既是不可或缺的精神依靠，又是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我想我与书的感情，也可套用东坡先生的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室无书。下面我讲几个与书相关的小故事。
　　
　　 一、窃书
　　 记得读小学六年级的那个国庆节（1964年）期间，二舅家的小表哥结婚，我们一家子都去喝喜酒。吃罢中午的宴席，我就在舅舅家里找书，想消磨那个无聊的下午。结果在粮柜兼床角落的一堆旧衣服里找到了厚厚一本小说，《林海雪原》。
　　 我当时喜出望外，当即拿了书，端了张小方凳，走到舅舅家堂屋后面的宅沟边，聚精会神地阅读。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舅舅家已经摆开了晚宴，而我才读了五分之一。
　　 我抱着这本没看完的书，觉得酒席上的鸡鸭鱼肉都黯然失色！我愣了好一会，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把这本书带回家，读完了再还给二舅。但如果我现在拿着这本书上桌，万一被爱面子的父母亲看见了，会认为我蓄意图谋这本书，肯定立即逼我把书还给二舅。我犹豫了一会，突然，我起了一个罪恶的念头，将书塞进我的衣服里面，再双手抱着肚子，弯腰趁着夜色顺宅沟跑到宅外的一块地瓜地里，蹲下，将书放在地瓜垄里，再扯来几根地瓜藤罩住。然后，站起身来，双手在衣服上蹭了几下，强作镇静，走进灯烛辉煌的堂屋，在父亲给我留下的位置上坐下，做了贼似地低着头吃喝。
　　 散了席，亲友们踏着月色各自回家。我故意落在全家的后面，悄悄地走进地瓜垄，一猫腰捞起书，还是塞进上衣，抱着回家了。
　　 读完了这部小说，我彻底喜欢上了这部书，真舍不得还给二舅。过了一个月，表哥下班经过我家，我悄悄问他还要不要这部书？表哥竟十分茫然，说从来不记得家里有过这本书。我心里顿时如释重负，几乎要欢呼雀跃了：这书归我了！
　　 直到今天，这书还站在我的书柜里，无声地陪伴了我半个多世纪。
　　
　　 二、烧书
　　 一九六五年秋季进入崇西中学初中后，我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几乎每周都要到图书馆里借一部小说。
　　 尽管那时大家都缺吃少穿，但我觉得只要有书读，这日子过得也很快乐。
　　 可惜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首先是校图书馆关闭了，说书库里绝大部分的图书都是宣扬封资修的毒草，需要甄别、清理。接着是红卫兵们四出抄家，首当其冲的战利品就是各类图书。
　　 我被这阵势吓坏了。回到自己家，也模仿红卫兵翻检起家里的书来。
　　 那时我大哥高中毕业，二哥正在读大学，家里真有不少书呢。我把所有的书都摊在院子里，一本本地翻检过去。那竖版，纸张发黄的一厚叠家谱，嗯，铁证如山，是封建主义的象征，该烧！那些纸张很好的书里面，凡是有大胡子的外国人头像，那肯定是资本主义的政客、代言人，该烧！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大字报上已经公开点名了，都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该烧！
　　 我兴奋地拣了一大摞该烧的书，抱到厨房间的灶后，准备采取革命行动。
　　 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兴奋了，还是火柴有点潮湿，反正我连划了好几根火柴也没划着。好不容易划着了，正当我拿起一本家谱哆哆嗦嗦凑上去点时，被父亲发现了。他一下子冲到我跟前，劈手抢过家谱，顺手甩了我一个大耳刮子，跺脚骂道：“侬这乌棺材！竟敢烧家谱，不要老祖宗了？”
　　 我捂着发红的脸颊，委屈地分辨：“爸，大字报上说了，那是封建社会的一套，属于“破四旧”范围，规定要烧的。”
　　 父亲大吼一声：“我和你妈都是封建社会出生的呢，你也把我俩带活烧了？”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正在休假的二哥也挤到厨房间里来。他一眼看到他的教科书也难逃噩运，当即急白了脸，拎着我的耳朵出了厨房，一下子将我推到羊圈里，咆哮道：“你干吗烧我的教科书？有些书我是借来的。你烧了我拿什么还人家？”
　　 我抱住脑袋，气馁极了，委屈的眼泪都下来了。我声泪俱下地反驳二哥：“书里有……有大胡子的外……外国人……”
　　 二哥立即接住我的话头：“大胡子的外国人都得烧掉？那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大胡子，该不该烧？”
　　 我仿佛被二哥点到了死穴，勉强从嗓子眼里挤出几个字：“……不……不敢烧。”
　　 “说你不懂装懂你还不认账，那些书里的外国人都是科学家！爱因斯坦你知道不？”
　　 我羞愧地直摇头：“不知道。”
　　 “啥都不知道，还敢瞎烧！把这些书抱回去，放好！”
　　 就这样，我在家里的破四旧行为被父亲和二哥扼杀了。
　　
　　 三、抄书
　　 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后，我回家务农。农闲时分，我特别想读书，可家里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如《敌后武工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还有一套《中国电影剧本》合订本，是我从抄家物资里偷出来的。
　　 这些书很快就被我看完了，可我的书瘾却犯了，好像一个迷失在沙漠里的旅行者急迫需要水那样渴求着书籍。我扳指头数了好几家亲友家，知道他们没有书可借给我看。其实就是有书也不敢外借，就怕被人看见了当作封资修的大毒草，无意中落了个对抗文革的罪名，轻者没收，重则批斗。
　　 在实在没有书可读的情况下，我翻出二哥的初中、高中语文课本，如饥似渴地吞噬着每篇课文。读了不过瘾，我到镇上买了几本练习簿，在下雨的日子里，先将语文课本里的唐诗、宋词、元曲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接着又将课本里几篇小说恭恭敬敬地抄写下来。我记得抄写过茹志鹃的《百合花》，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夏衍的《包身工》等名作。
　　 春天里，门外雨丝柳丝相互交织，在春风中柔情缠绵。远望，村庄在春雨中如诗如画；近看，成片成片的油菜花如金色的地毯，灿烂夺目。在这美好的季节里，有一天，当我抄《黎明的河边》时，抄到母亲和幼弟小佳被敌人的刺刀顶着，向河边逼来，小佳跺脚向哥哥小陈哭喊着：“哥哥，你快向我们开枪吧”时，我竟然激动得全身微微发颤，热泪满眶，右手一个劲地哆嗦。我只得放下笔，走到屋檐下，让纷飞的雨丝洒到脸上，然后连泪带雨一把抹掉。
　　 进入市区工作后，我每星期到卢湾区图书馆借一本书，然后利用空余时间认真抄写我喜欢的好文章。我记得抄写过几篇唐传奇小说如《枕中记》、《灵应传》、《游仙窟》等，但我似乎更喜欢印度作家泰戈尔的小说。
　　 泰戈尔那充满诗化的小说，浓郁的诗情几乎贯穿了他每一部作品。其情景交融的描绘，以情托物的想象，诗情画意的渲染，形象比拟的手法，使我对泰戈尔的作品有着不可遏制的狂热。为了及时抄下这些脍炙人口的小说，我往往在星期六的晚上，躲在宿舍的一角，在尽量不影响同事们休息的情况下，通宵抄书。
　　 在那个无书可买的年代里，抄书，成了我那时业余生活中的最大乐趣。也正因为抄书，才能使我对抄过的书，印象特别深刻，永生难忘。
　　
　　
　　 四、买书
　　 一九七三年，我进入市区工作，每月有工资了，就想买书。于是我经常逛南京路、淮海路、福州路、大世界、静安寺等商业区的新华书店。但几乎都是满怀希望而去，铩羽败兴而归。因为，书店里没多少书可买。
　　 文革结束后，有一天早上经过淮海中路，看到很多人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队伍在人行道上排得很长，足有一、二百米。我觉得好奇，就问排队的人。有个排队人回答：据内部可靠消息，今天这里卖文革前出版的古今中外名著！
　　 听到这消息，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我好想也排队买几本书，可由于没有事先请假，只得作罢，怏怏离开。吃过中饭，我拔腿朝书店奔去。只见人行道上撒落着包装纸，排队人不见了。我进店问营业员可有书卖？营业员回答说你来晚了，八点钟开始买书，两小时内，两卡车的书全卖完了。
　　 据买到书的同事说，书店里预先将七、八本厚薄不一的书用绳子捆好。然后每捆书卖十元，不挑不拣，一手交钱一手交书，买到的立即走人。
　　 八十年代后，新版的中外名著越来越多。于是我经常到书店里转转，看到中意的书就买几部。几年下来，竟摆满了两个大书柜。
　　 这两大柜的书，都是我精挑细拣后保留下来的好书，值得我每年轮流复读、回味、感悟。我此生最满意的，不是我积攒了多少物质财富，而是我拥有了这些书。有了这些书，我长居闹市却能抵御灯红酒绿的诱惑；有了这些书，我独居小楼而不觉得寂寞、孤独、无聊；有了这些书，我乐于粗茶淡饭内心却无比丰满；有了这些书，尽管社会喧嚣纷争而我却依旧心如止水。
　　
　　 当今社会，因电视肥皂剧的滥觞，网络低俗文学的泛滥，手机族的极度痴迷，导致真正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满足于碎片式的阅读，宁愿被大量的垃圾信息包围，却长年累月没时间阅读一本好书。宋朝诗人黄庭坚说过：“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斯言是哉！我很难想象我有朝一日不能享受读书的快乐了，我活着还有什么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