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士“突围”，上士“内圣外王”
　　 中国“士”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士”的理想里，下：修身齐家；上：治国平天下。
　　 徐观潮的历史长篇小说《名将陶侃》中的历史人物陶侃是古代典型的“士”。
　　 陶侃的父亲陶丹虽然在孙东吴被封为扬武将军，但陶丹在陶侃六岁时，就病死。为避乱世，湛母携陶侃回故里——鄡阳今都昌定居。陶家道中落，沦为士族寒门。陶侃沦为寒门“下士”。“下士”社会地位很低，在东晋时期，门阀地位排列森严，“下士”没有机遇参与上层社会的国家政治管理，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以青少年时期的陶侃及陶母所能做的就是修身齐家，铭记“士”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修身齐家是为治国平天下夯实个人修为，或者说是为了突围“下士”的社会地位，晋升“上士”作充分的修为、思想上的准备。俗话说得好，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所以才有“守贞节慈母严教子，退贿鲊陶侃禁食鱼”，“贤陶母截发筵孝廉”。这时期陶侃得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鄱阳孝廉范逵。“晓风残妆范逵感恩，庐江荐贤寒士出生”，虽然范逵只荐得陶侃为太守府督邮兼枞阳县令，但也算是陶侃的第一次突围，突破了“下士”的局限。在此基础上，他治小县如烹小鲜，蛰伏待机，结交友人，如周访、杨晫等。陶侃才有机会一步步从都昌穷乡僻壤到县、省、最后到当时的权力政治中心洛阳。突破了“下士”的身份限制及地域局限，使才华犹如潜龙入海，虽然当时碰壁颇多，但是还是有更多的机遇去施展才华。
　　 陶侃的早年人生经历对当今小地方有志之士都有深刻的启发。一是打铁还需自身硬，一定要有过人的能力和才华。二是广交贤能的朋友，为自己走出小格局发现、创造、抓住机会。有一句话叫格局决定成败，很大的一个程度说的就是朋友交际圈子。三是要到大地方去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北上广竞争压力大，但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选择北漂、广漂的原因。大地方竞争压力大，机遇也多。在都昌就有这方面的例子，远的摩罗先生、近的柳春蕊教授，都是类似于陶侃样的文化名人。
　　 “士”突围修身齐家，怎么才能在“上士”治国平天下上施展才华和抱负呢？这就要看个人机遇了。曾国潘能成为清中晚期的“中兴之臣”，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太平天国。陶侃作为“士”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时代为他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八王之乱。张昌作乱，陶侃的贵人刘弘出任荆州刺史。在张昌叛乱平息后，刘弘表荐立战功的陶侃为东乡侯，江夏太守，食邑一千户，为陶侃推开了上层社会的大门。此后陶侃仕途虽有升降，但升速不快，如坐马车样前进。陶侃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在苏峻叛乱后，他坐上高铁，狂飙突进，督荊、江、雍、梁、益、交、广、宁八州。掌藩镇于外，八州肃清，百姓安居，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辅君王于内，皇室安宁，忠诚不渝。真正做到了“士”的最高境界“内圣外王”。两晋乱世之时，权力斗争过程中不泛“彼可取而代之”的将王和行径。但陶侃一生践行“士”的核心价值观，审时度势，辅佐主流社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践行着“内圣外王”。成为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代圣人。
　　 二、“都昌文化”与“两晋文化”壁照辉映
　　 摩罗先生在一篇研究两晋文化的文章里曾写道，从文化研究上看，两晋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就由北方的黄河流域下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都昌属长江流域。徐观潮在《名将陶侃》中，就挖掘出陶侃以都昌为源点出发的传奇人生，利用双线结构，把都昌地域文化和东晋的政治时局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升了都昌地域文化特色和知名度。
　　 都昌是古县城，在都昌至今流传一句话“沉鄡阳，浮都昌”，鄡阳隶属于豫章郡，《山海经》及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都有记载。可以说都昌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但都昌地处僻壤，对外推介力度不够，都昌在全省及全国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外界关注力度不足。都昌滨临鄱阳湖，地处江右“五水汇一湖”要冲，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资源和优美的自然景观，但在开发提升上远不及邻县湖口、武宁。
　　 那么在新世纪，怎样打造都昌地域文化名片，提升都昌知名度？徐观潮的历史小说《名将陶侃》就为推介都昌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作者构思巧妙，完美地诠释了人物；史料十分丰富，填补了地方史的空白，使都昌人物与当时的时代紧密结合，彪炳千秋；补充了民间传说，使都昌文化更具地域性和世界性。这与作者六年来搜索史料、查阅资料、呕心秉烛夜书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都昌文脉秉承江湖赣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都昌还有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需要深度挖掘，打造都昌整体文化名片，例如：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南宋宰相江万里，及刘锜、陈澔等。使位于江湖山色自然风景中的秀丽都昌不仅与昔日的时代壁照辉映，还要在新的世纪中流光溢彩。
　　 最后以一副对联点赞《名将陶侃》：
　　 名将陶侃，两晋辉映江湖
　　 雅儒观潮，一笔彪炳春秋
　　 2017年7月13日落笔于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