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出生在五十年代的人，实在生不逢时。正发育会吃饭的年龄，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正是精力旺盛读书求学的黄金季节，大搞“文化大革命”。对小时候的印象，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个是“饿”，一个是“冷”。
　　 那时候大人们形容我们吃饭是“饿牢里放出来的饿鬼”，或者是“一生都没吃饱过似的”。我们都特别盼望过年,觉得一年似乎比现在要长好几倍。现在一转眼就惊叹:“又过去一年了！”而小孩时好不容易盼到了腊月，那才是真正的“度日如年”，天天扳着指头数“还有几天过年”——现在想来，我们的加法，其实是在算过年中学会的。其实过年也没别的,就是能吃几天饱饭。那时一句千真万确的俗话叫“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
　　 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叫“暖冬”，我想这是与那时的寒冬腊月比较出来的。我们小时的冬天特别长，来得特别早。几阵秋风扫落叶,几场秋雨绵绵，冬天便不请自至，而且像胡传魁似的“这回来了就不走”！我们不知骂了几千遍几万遍还是不走。硬是赖着跟我们亲近。我们唱得最熟的歌是《白毛女》里喜儿的那段唱词“北风那个吹,雪花儿那个飘……”
　　 那时候，我上学起得特别早，也没有家长接送，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金贵。往往是村里最勤快的人们起来捡粪的时候我就醒了,毫不犹豫地爬起来,三下五除二地穿好衣服,背起破书包就上学。刚抽开门闩，一阵狂风便把门吹得大开,把我的破袄毫不留情地掀起来,冷风吹到肉上,只觉冷彻骨髓,牙直打颤,身子直哆嗦。一咬牙,裹紧破袄,侧着身子，头顶着寒风，义无反顾地往前冲。
　　 从家里出门一百来步来到一个小塘岸,东北风更来劲了,唱得更欢了,耳朵里满是呜呜的鸣叫声,好像是刘欢的《好汉歌》，甚至比他的嗓门更大更粗犷。好不容易跌跌撞撞过了塘岸,塘岸上的那蓬刺树喝退了在孩子面前猖獗一时的狂风。风小了,牙齿停止了打颤,我抹掉脸上的泪水,揩掉流到嘴边的鼻涕,深情地望着眼前的那蓬刺树：一棵碗口粗的榨树,树杆上满是一寸来长的尖尖的刺,人畜都不敢挨近它,那刺像针似的会把你刺得很痛，并会流出鲜血。正是它那满身得天独厚的刺,使它无忧无虑地慢慢生长,而且它旁边往往生出无数根藤条刺攀附到它的身上。榨树也没有摆脱这些刺条，像个和蔼的长者，任由刺条自由地舒展。聪明的小鸟们在上边做窝,娶妻生子，跳舞唱歌,再大胆的孩子也不敢上去掏鸟蛋捉小鸟了。榨树四季常青,那些刺条盘在它的头上，造型倒像古代贵妇人的发髻，一层层地盘起来，好看极了。那蓬刺竟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地盘,它傲然挺立,喝退了呼啸的北风,给了我温暖和呵护。我想，那时候如果写半命题作文《我最喜欢的……》，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写塘岸上的那蓬刺树。它给我的亲情,真的可以比得上我的母亲和奶奶。我一值把它当作亲人。一天来回六次路过时都会深情地望着它,虽然没有甜言蜜语的对话，但我们是能互相交流感情的。
　　 春回大地。不上学的日子，我们都会到山上满世界地跑着找吃的。在山上挖“昂角”，抽茅根，掐鲜嫩的刺根，寻红通通的“麦泡”，找寻白色藤叶上满是刺的“搭碗花”，结的果颇有美感的工艺品似的覆盘子。并排着走捡蘑菇，嘴里念叨着“土地蹦，蹦出来，哪个捡到发洋财！”到地里掐“小蒜”，抽麦子里那种大约是发病了的“火烧穗子”吃。上树摘桑椹又好看又好吃（现在知道它还营养丰富），摘粒子虽小但红的甜黄的酸青的涩的朴树籽。到田里摸田螺，掏田蟹，甚至找洞抓黄鳝，捉泥鳅。下塘摸螃壳，摘菱角，抽芡实管，剥芡实包。
　　 漫山遍野地找到这些野生美味后我们往往都会集合到这蓬刺树下，吃着，坐着，躺着，说着，唱着，笑着，打着，追着，闹着，尽情地享受生活，尽情地寻找快乐。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笑语欢歌。夏天刺条上百花齐放，很远很远都能闻到那沁人心脾的阵阵花香，蜜蜂边采花边哼着嗡嗡曲。三伏天烈日里的风很烘人，但那蓬刺树下的风却凉快。我们在树下抓子儿，丢手绢，讲故事。
　　 那蓬刺树冬天是我们的避风港，夏天是我们的“避暑山庄”。刺树对我永远是无私慷慨，它冬天给了我的温暖，夏天给了我的清凉。树下，我永远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再以后我成了“民师”。在搞责任制的日子里，我白天在学校教书，有时晚上坐完班，天气骤变，家里还有谷呀草呀什么的，又连夜摸黑回家收捡。即使是天漆黑一片，又没有电筒，我都不肯走大路，宁愿摸黑走小路。走在熟悉的塘岸上，路过那蓬刺树。树峦里有时蟋蟋嗦嗦地响，有时甚至小鸟在林中惊飞。有一年我一个同学死了，晚上回家更是精神紧张，头发不由自主地竖起来了，头皮也似乎起了鸡皮疙瘩。但走到那蓬刺树下，我便像投入了亲人的怀抱，什么都风平浪静，精神又放松了，脚步又轻快多了。
　　 塘岸边的那蓬刺树，她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永远永远的保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