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出许多理由，一心想留母亲在身边多住一段时间，但母亲态度坚决，无论如何要回老家。她说，来我这里两趟很知足，飞机、轮船坐了，海也见了，已经把我的福享到了。
　　 我心里知道，母亲不是不习惯城里生活，也不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而是牵挂着老家兄弟们的日子。
　　 近八十岁的母亲勉强在我身边生活了半年。马年初夏，我不得不陪她返回老家。
　　 小区里的老人，大都和母亲一样，从不同的省份来到儿女身边，享福的少，帮着拉扯小孩的多。我的老家在北方，母亲说话方言重，我曾担心她跟院里的老人聊天有困难。但很快，她就跟小区里的几个老人混熟了，常坐在一起晒太阳、唠家常。有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顺路去学校接女儿，母亲坐在校门前的一排石凳上，跟几个接孩子的老人聊着天，很开心，一脸安详，像多年的邻居或亲戚。跟母亲聊天的是当地人，我在这里生活了好多年，硬生生听不懂一句粤语。路上，我问她能不能听懂岭南人说话，母亲笑呵呵地说，能呢。
　　 人老了，睡眠少。每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就起床了，我们都在睡梦中，母亲轻手轻脚洗漱完，悄悄出门，锻炼完，再回来为一家人忙早餐。
　　 一天，我忽然发现母亲走路姿势不大对劲，一问才知道，凌晨三四点，她以为天快亮了，摸黑下楼梯，一脚踩空，头朝后从半截楼梯上滚下来，脚崴了，后脑勺上磕出一个大包，怕我们担心，自己不声不响，悄悄买了药抹。
　　 其实，楼梯里有声控灯，拍一下手，或者咳嗽一声，灯就亮了，可我忘了告诉母亲。母亲走路脚步轻，声控灯看人下菜，身粗脚重，动静大的立马给亮光，遇上人老力弱，响动小，它就装聋作哑。我不知道母亲在黑乎乎的楼道里，是怎样从九楼一点一点摸到一楼的。
　　 “不要紧！”母亲说得轻描淡写，我却吓出一身冷汗。我的粗心，差点酿成大祸。
　　 我给了母亲一点零花钱，让她平时在街上看到什么想吃的就买着吃，她却一分都舍不得花，今天拎回一个案板、一根擀面杖，明天买回几个碗盘、一把筷子，说我粗枝大叶，日子过得粗糙。
　　 老家花椒好，母亲来广州带了一包，见我炒菜直接用花椒粒，便不声不响，去街上买踏窝子。那是北方人生活里的日常用具，南方很少见。几天后，母亲竟一下买回两个，石头的，很沉。母亲说，跑了好些地方才找着，买两个，坏一个，还有一个，就不用我满街去找了。
　　 母亲将带来的花椒在锅里一点点用温火炕干，叮叮咚咚忙碌半天，用踏窝子将花椒捣细，装了满满一瓶子，说用花椒粉炒菜香，方便。
　　 那天晚饭，我给母亲做了一顿臊子饸饹面。荞麦面是母亲从老家带的，臊子是母亲做的，饸饹床子也是母亲十年前给我买的。
　　 母亲知道我爱吃饸饹面。2003年新春，女儿出生，母亲上新疆帮我带女儿，从老家费尽周折给我买了一个玻璃茶杯一样精巧的饸饹床子。她知道城里人锅灶小，乡下那些饸饹床子我没法用。她四处赶集，从乡村集镇到城里农贸市场、商场，差不多跑了个把月，才寻到这么个巧物。
　　 从新疆往广州搬家，许多东西拿不上，都丢掉了，母亲买的饸饹床子我精心收着，用着。想吃饸饹面了，调一拳头面，压两床子，刚好够一家三口吃。
　　 现在想起来，我还是不够了解母亲。我工作生活的地方，算是广州的繁华地段，街巷纵横交错如蛛网，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如织，人如潮，小区长相雷同，母亲不识字，我担心她出门走失。女儿建议，给奶奶兜里装一张卡片，写上地址、电话，不识字也不打紧，迷路了，可以拿出卡片问叔叔阿姨。
　　 第二天，天快黑了，我们回到家，一屋子冷清，桌上没有热腾腾的饭菜，也不见母亲的身影。女儿说，奶奶下午放学没去接她。晚饭上桌，我们左等右等，迟迟不见母亲，不晓得她啥时出的门，又不知道去哪里找，急得转圈圈。女儿安慰我，说奶奶身上装着卡片，如果迷路了，肯定会给家里来电话。我转身跑进母亲房间，发现头天给她装在衣兜里的卡片丢在窗台上。
　　 我们正急死慌忙准备出门，母亲提着一袋蔬菜不急不忙地上楼了。
　　 我忘了母亲也是经历过凄风苦风、闯过社会的。她有自己观察市井街巷、人流环境的眼光。她的脚步离我们居住的小区一天比一天迈得远，走街串巷，不但没迷失过方向，还一个人坐了地铁去老城区溜达。
　　 天天踩着点上下班，周末买一次菜，往冰箱里一丢，管吃一周。母亲看得心酸，说城里日子有啥好，常年连一把新鲜菜都吃不上。
　　 在老家，母亲把房前屋后的空地都种了蔬菜，不用农药化肥，韭菜、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豆角，一畦畦一茬茬，鲜嫩，生动，从春吃到秋。
　　 母亲是苦惯了的人，也是会精打细算的人。小时候，我们姐弟七个，全家就父母两个劳力，又是靠砸汗珠子挣工分吃饭，一年到头，风雨无阻，争着抢着干生产队里最苦最重的活，年底分口粮，我家还是最少，一群长身体的孩子，家里尽是吃饭的嘴，日子怎么往前熬呢？
　　 但是，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母亲用爱哺养着我们，用瘦弱的双肩挑起贫困苦难的家庭重担，不光奇迹般将我们拉扯大了，还把我和二哥送进了大学校门。大哥和两个弟弟也读完了高中和初中。
　　 母亲常给我们讲，“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要走得端、行得正，脚正不怕鞋歪”“困难纵有九十九，难不倒勤劳一双手”“人穷志不穷”等等。用老话儿向我们讲述做人做事的朴素道理，要我们坦诚做人。
　　 生产队散伙时，牲口农具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别人家不是膘肥体壮的骡马，就是怀犊的大母牛，最差也会分一头半大的牛犊。而我家，只分到一头老得没牙口的瘸腿驴，身上毛一坨一坨往下掉，瘦得皮包骨头，一只蹄子长得像人脚，路都走不稳当，父亲牵着驴在院子里出出进进地骂，死活不要，我们兄弟几个气不过，抄了棍子铁锨要去找生产队队长。母亲说，算了，咱们也不指望它拉犁耕地，好好喂着，养好了产两头小驴驹，也不亏。
　　 母亲精心饲养了一年，瘸腿驴换了毛色，患病的蹄子治好了，也能下地拉犁了。而且，谁也没想到，几年下来，这头老得没人要的驴竟然为我家产下三头小驴。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带着我们做豆腐的情景。泡软的黄豆从石磨缝里变成豆浆汩汩流出来，收集到大缸里，母亲将豆浆灌进纱布袋子里，不停地揉搓，乳白色的豆浆从布袋里面流出来，滤出豆渣。
　　 大铁锅里的豆浆烧开后，母亲先给我们每人舀一碗豆浆喝。豆浆在锅里翻滚着，我们围在灶边，看母亲拿着大瓢不断往豆浆里点卤水。炉膛里火太旺，锅底易烧煳，不仅锅底的锅巴没法吃，做出来的豆腐也会有焦煳味。火候和点浆都关系着豆腐的品质，母亲凭经验总是拿捏得极好。
　　 喝完豆浆，我们捧着小碗，眼睛盯着锅里豆浆慢慢凝结起来。母亲给我们每人碗里舀一块颤颤巍巍的豆腐脑，再将锅里豆腐脑舀进放好包布的竹筛子，压上木板和石头，黄黄的豆浆水压干后，豆腐就成了。豆腐渣太粗糙，不好下嘴，但生活困难，母亲在粗豆渣里放一点盐、葱花等，捏成窝窝头，也是苦日子里的吃食。
　　 老家土地承包后，贫穷落后的农村渐渐有了活力，脑子活泛的，农闲时会赶集做点小本生意。为了供我们念书，母亲也在街上摆了一个小吃摊。
　　 凉粉、凉皮和麻花，还有油饼和油糕，赶集市的头天夜里就得做好。晚上，灶台上热气腾腾，母亲会带着我们在灯下一直忙到后半夜。搓麻花颇费精神，将面码子搓成一根根粗细长短一致的麻花，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小时候算得上心灵手巧，喜欢搓麻花，也搓得最好。母亲提前和好面，分成等量的条块，码在盘子里醒着。油锅热了，我们几个孩子在案板前围一圈，在母亲的示范下，面码子在一双双小手里揉、抻、搓，像变魔术，从油锅里出来，就成了好看精致、香脆酥甜的麻花。
　　 一根麻花卖五分钱，节假日和周末，我们兄弟几个，一人背一筐麻花去赶集。因母亲做的麻花色香味俱佳，不亏人，不管做多少，集上都能卖完。愁的是做不出来，做两三筐麻花，一家人往往要在灶台前忙两个通宵。
　　 一辆架子车，一个铁皮炉子，锅碗瓢盆，母亲一个人拉着一堆沉重的家什，哪里有集市和庙会，就往哪里赶。风里来雨里去，不仅反反复复跑遍了方圆几十公里的乡镇，还一趟趟赴数百公里外的一个个县城赶庙会，甚至在兰州的大街小巷里卖过半年水果和小吃。
　　 运气好时，母亲会搭上顺路的货车，搭不上，她就一个人风餐露宿，靠双脚拉着沉重的架子车翻山越岭。
　　 现在，日子好了，岁月纷纷落落，一个唿哨就过去了。但贫穷的日子是漫长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总着急自己长不大，度日如年。记得五岁那年，家里常常断炊，母亲每天出门下地时，常会把自己嘴上省下来的一个高梁面窝窝头留给我，那是两个弟弟一天的食物。等啃完了黑窝头，弟弟就闹着肚子饿，哭得死去活来。有一天，我踩着凳子从小院的矮土墙上爬出去，偷了邻居家菜园里的胡萝卜，分给两个弟弟填肚子。谁知，母亲下地回来，看到院里的萝卜秧子，拿起扫帚就朝我的屁股上抡。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用热毛巾一边敷我红肿的屁股，一边讲着一些那时我听得似懂非懂的道理。
　　 从此，母亲出工下地，就让我拎着篮子跟她到田野里挖野菜，这种日子一直熬了两年，母亲咬牙把我送进了学校。
　　 读高中，我和二哥在同一所学校里，买不起饭票，我们无法像别的住校生一样在饭堂用餐。每个周末，我们兄弟俩轮流步行五十多公里回家拿吃的。背回一袋子干馍和几瓶咸菜，开水就咸菜，一吃一周。夏天，馒头背回学校吃两天就长了霉菌。
　　 为了让我们安心读书，母亲拉着赶集的架子车进城了。她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一边做小生意，一边照料我和哥哥的饮食。
　　 高考落榜，我不忍心再让母亲吃太多的苦。1989年春天，我执意参军。母亲落着泪送我，我知道，母亲不是舍不得我离开她，而是内疚自己没有能力供我复读。到了部队之后，母亲每月都要弟弟写信来，她在信里常常告诫我安心部队工作，不要想家。
　　 有一年回家，我人还没进家门，就从屋里传出母亲的声音：“三娃回来了。”话音未落，母亲已蹒跚着迎出屋门，笑着说，刚才我们还念叨呢，快进屋暖着，我给你收拾吃的去。
　　 一身粗布衣服，常常是父亲穿了哥哥穿，哥哥不能穿了，母亲再缝缝补补，缀满补丁的小褂又到了我和弟弟身上。但无论多旧的衣裳，母亲总给我们洗得干干净净。“妈没本事，总让你们吃不上一顿饱饭，穿不上一件新衣，衣裳旧没人笑话，穿脏衣裳别人会骂懒汉，只要你们用功念书，有了本事就会有新衣穿，就不会像妈这样受穷了。”说这话时，母亲正安详地坐在炕上，一点一点地撕扯着碎小的旧棉花给我缝过冬的棉袄。
　　 1992年，是母亲十分欣慰的一年，我考进了军校，二哥也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听说我俩春节都要回家，刚进了腊月门，母亲就提着我们小时候坐过的小凳，天天坐在门前望着村口的路，从早晨到黄昏，过来一个人不是，又过来一个人还不是。母亲在等她的儿子。
　　 小学有一年，我交不起学费，被老师撵出教室，不让上课。母亲从村东借到村西，却凑不够五块钱，左邻右舍都知道我家穷，怕借了还不上。母亲带着我们捡杏胡，挖柴胡，打杨槐树籽，辛苦了一个夏天，才交上学费。
　　 现在回想，穷苦是磨难，也是历练。那个年代的农村，大多数家庭都一样，有的家庭比我家更恓惶，比起那些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孩子，我们已经很幸福。
　　 跟别人比本事，不比吃穿，把名利看淡一些，人就活得轻松了。这是自小母亲就教给我的。这种人生的教诲，至今在我的性格里生长着。朋友相聚，别人穿名牌，开豪车，我也不觉得自卑，房子窄狭打扫卫生省力，没车步行，是锻炼，在家里想吃面下碗面，想吃米饭蒸米饭，很知足。想想小时经历的那些苦，人生还有啥不满足呢。
　　 小时候，总盼着过生日，过年，能吃顿饱饭，有白面吃，可以穿几天新衣裳。慢慢的，长大了，独自出门闯人生，东奔西跑地忙着，日子不管是苦是甜，都得自己扛着往前走。心里装着一个个梦想和大事，没黑没白地忙碌着，渴望能有些出息，让父母享几天福。
　　 没想到，日子刚开始慢慢好转，父亲突然离我们而去，将整个家庭重担丢给了母亲。父亲去世时，家里三个儿子还未成家。往后的日子，就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往前走。
　　 下班回家，发现桌上已摆好四五个菜，还有蛋糕和酒，母亲正在厨房里节奏明快地切着手擀面。我有些懵，问母亲，今儿谁过生日呢？母亲笑着说，你咋忘了，今儿是你的生日。
　　 我语塞，心里一热，很想像小时候一样，扑进母亲的怀里，却矜持着伸不出手去。
　　 端起酒杯，恍然发现二十多年过去了，自己竟没过过几次生日。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很久，都快奔五十上去了，大事没干成一件，忙的尽是鸡毛蒜皮的碎事。
　　 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如今已当了祖母，四世同堂，却还在为我们做儿女的忙生日。都说儿孙满堂福满堂，但细想，儿孙满堂的母亲并没享过我们多少福。牙床畏缩，假牙痛得没法戴，要去医院重做，儿女们却一个比一个忙，迟迟抽不出身。平时住在乡下老屋，做饭、拆洗衣被还得她自个儿辛苦，一大群儿孙的生日，母亲一个一个记着，我们却只顾忙自己的小日子，很少想着回老家为母亲过一个温暖的生日。
　　 姐弟七个，唯我离母亲最远，十八岁就离开故乡在外漂泊，母亲也最牵挂我。有时出门旅行看到美丽风景，心里想着母亲也能看看多好，遇上可口饭菜，也想让母亲尝一口，可是，我的孝心赶不上母亲的老，“朝如青丝暮成雪”，我还没活明白，母亲已经老了，走不远，吃不动。现在说这些亏欠，心里只能骂自己。
　　 二哥在城里成了家，父亲去世后，他几次想接母亲到城里生活。母亲去了，只住几日就嚷着回乡下，说她习惯不了城里车来人往的嘈杂喧嚣。母亲仍旧恋着乡下那片教会了我们简单质朴，教会了我们庄稼人本色的黄土地。惦念着她在贫穷中操持了几十年的家。
　　 这几年，大哥和四弟也搬进城生活了，只有五弟在老家陪在母亲身边。每年一进腊月门，母亲就在寂寞四围的小院里早早忙开了，打扫房屋，拆洗、晾晒被褥，准备年货。母亲像我们小时候一样盼着过年，盼着儿孙们从四面八方回来，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年夜饭。
　　 送母亲回到老家，只住了两日，单位有事，我急着要回。母亲有些不舍，心里还想让我在身边多呆几天，却在灯下早早为我收拾好了行囊。
　　 “等娃放暑假，水果就都下来了，咱原上水好空气好，把娃领回老家宽松宽松。”我应着母亲的叮咛出了院门。
　　 已经走出好远，我回过头，看见母亲还站在门前的杏树下望着我。风吹动着她花白的头发，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滚落，一滴一滴，砸在我的心上。
　　 如今，我离开母亲在外地生活已二十多年，仅有的几次回家也是回也匆匆，走也匆匆。在老家的小院里，我不知道母亲用什么来化解自己晚年的孤独与寂寞，从西部边关到岭南军营，职业的特殊性使我无法像平常人一样常回家陪伴我年迈的母亲。除了心底永不停息地翻腾着的祈愿，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工作。我想姊妹们的积极向上、平安健康，就是母亲孤单寂寞里最大的温暖与幸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