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魂的礼赞
　　 ——为张醒普先生《一件军大衣》作品集序
　　
　　 结识张醒普先生纯属巧合，21世纪初，我在湘潭日报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和编辑工作，对散文和杂文略感兴趣的我，在几次不经意中注意到，报纸的言论专栏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和他那怪、辣、倔的短文，切中时弊又耐人寻味，但却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因那时纸质媒体通讯员队伍范围较广，加上工作忙，也就没太多去考究了。2010年，我因病退养在家，一个偶然的机会，很多老战友鼓励我组建一个战友QQ群，取名为“蓝天战友第一群”，天南海北的战友唤醒了我行将就木的军人情结。有一次，有位战友点名要寻找湖南的老兵张醒普，我答应他我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努力寻找这位既熟悉又近似乎陌生的老兵，毕竟“广空部队”这个概念的外沿和内涵实在是太大了。也许真是“无巧不成书”，2017年春暖花开的日子，经韶山《韶风》杂志主编章亮非的牵针引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张醒普先生竟活脱脱出现在我的陋室，不但圆了战友寻找“自己成长进步的恩人”愿望，还给我增加了一项新任务：为他的作品集写个序言。盛情难却，我只好欣然从命了。
　　 醒普先生的《一件军大衣》作品集涵盖散文、杂文、小说及随笔，洋洋洒洒数十万字。既有见诸于《人民日报》的《糟蹋粮雷公会打人》之类的杂谈。又有刊登于《湖南日报》新闻采编的《老来“笔耕”情更浓》之类的随感，更多的是见诸于当地报刊杂志的“豆腐块”。虽说不是字字珠玑、篇篇精彩，但捧在手上，却恍若如同揣着一颗炽热的军人的心。
　　 醒普先生出身在韶山市和湘乡市交界的农村，作品中很自然会流露出一些乡土气息和世事民俗。《韶峰情缘》、《韶峰昔日虎长啸》、《咱家的那座小楼》等作品，无一不是对家乡山山水水的无限眷顾，本色、自然、清纯，没有亲身的体验是描述不出这样质朴和率真的。《天天过年》和《“团年萝卜”的变迁》那浓浓的年味折射出来的是作者热爱生活又亲近民俗的奏鸣曲。又因为是主席故乡人，不少作品饱含着怀念伟人情怀的文章，如《三个桔子见衷情》、《我迈步在“长征”路上》、《故园长留伟人影》等，让人如同亲临其境，无法忘怀。
　　 醒普先生系湖南韶山市大坪乡人，如按传统的沿袭，其实是个正宗的湘乡人、半个韶山人。原大坪乡棠佳阁是毛泽东主席的外婆家，韶山市扩容，将湘乡市大坪乡纳入了自己的版图。伟人毛泽东也曾经说过自己是半个“湘乡人”、受的是湘乡人的教育。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从1959参军入伍到1987年转业到韶山，醒普先生就更应当是纯正的韶山人了。醒普先生说，这些历史沿革对自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曾经是军人，28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自己不折不扣的军人情愫。他说，我的作品集中，大多是我对部队生活的眷恋和回忆和那些血雨腥风后我对社会现象的反思。
　　 醒普先生将自己的原名“新普”改为“醒普”就是见证，他要让自己成为一名“清醒的普通一兵”，位卑未敢忘国忧，有生之年，写点有“鲁味”的文章，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这些，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显露无疑。年近“而立之年”的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在“夕阳无限好”的退休日子里，成就了这叠沉甸甸的硕果《一件军大衣》作品集。
　　 军大衣，大凡当过兵的人没有哪一个没穿过，实用，保暖，是它的功能，在拉练或紧急行军时，它又可能是累赘，我也当过兵，对这点深有体会。但，在醒普先生的散文里，一件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军大衣却似乎变成了神通广大的圣灵，让人惊讶不已。它不是小说更不是传奇，却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战场上和平凡的生活中的故事。在文章中，这件军大衣成了醒普先生笔下最倾情的寄予，因为这件军大衣的故事贯穿了整整35年。1962年，暴风骤雨的夜晚，王指导员将温暖的军大衣给正在寒冷中站岗执勤的我披上；五年后，身为指导员的我又将军大衣一次又一次披在战士们身上；1966年，在那场国际援助的战争中，在一次对空战斗中，身边的战友却伤亡严重，被子母弹炸得血肉横飞的阵地，唯独作者安然无恙、豪发未损，这件军大衣从此成了“受了重创的保护神”；转业回地方了，似乎军大衣也已经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岂料，在一次交通事故中，这件军大衣竟又神奇般地保护了作者的同事未受重创，而军大衣却只能残疾报废了。一串串的离奇故事，作者不是在猎奇，而是在以睿智者的观察与思考，告诉人们人与物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的相互依存与置换，诠释着浓郁的军人情结。在《一件军大衣》作品集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就要靠读者自己细细品茗了。
　　 作为长时间的军人，醒普先生绝对不是那种只会大喊大叫、粗鄙无堪的一介武夫，而是有胆、有识、敢想、敢说、敢为的思想者和世俗的批评家。特别是作为长期在领导干部岗位上的人，能直面人生，切中时弊地将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现象纳入自己鞭挞和审视的范畴，是醒普先生最值得骄傲筹码：身正不怕影子斜。为人、为官清正廉洁的他，才不至于只写官样文章而不敢舞文弄墨剖析自己。“鲁味”的精髓正在于此！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在剖析别人的同时更多的是剖析自己。我的感觉，醒普先生做到了。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说：“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用军人的情怀讴歌军人，用军人的敏锐观察社会，用军人的热血心肠温暖他人，醒普先生的作品集，无疑是一部最好的军魂的礼赞。是为序。
　　
　　 承载过中华电工强国梦的大本营——南国村
　　
　　 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南国村已有80多年的建址历史，应当说是与湘潭电机集团同日生辉的福祉和承载过中华电工强国梦的大本营，同时也可以说是沿袭旧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见证。
　　
　　 一、 南国村的由来和变迁
　　 坐落在岳塘区下摄司的湘潭电机集团的前身为国民党时期的“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创建于1936年7月1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迫于内外交困，当时的南京政府考虑把一些国防工业、重型机械工业内迁，当时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博士担负了这个重担。南京政府还起草了一个三年工业建设的计划，经过选址，最终定下在下摄司建立中央工业区。
　　 1936年3月，南京政府通过了资源委员会制定的工业建设三年计划，即着手创建国营工矿企业，以电力事业作为先行，将中央电工器材厂列为重工业十大厂矿之一。同年7月，厂筹备委员会成立，并组成了以恽震为主任的9人委员会分头开展工作。恽震等3人先后在长沙、湘潭等地考察近半月，发现与湘潭县城隔河相望、沿着湘江的一片比较平坦的下摄司农地，水陆畅通，交通便利，又可作避开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势力侵犯的权宜之策，最后确定此处为电力厂、电线厂、电工厂三厂的基地。
　　 选址确定后，厂方在厂区外陆续搭起了一些工棚作档风避雨用，并着手管理层人员的居住条件改善。在选址高级员工栖息之地上和生活区名称上，有着浓烈民族工业情结的中国高管和有“半个中国通”的外国友人似乎达到了少有的共同情怀与浪漫色彩。当时的高管们都以熟知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相思（红豆）》诗为豪：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特别是有“江南才子”之称的恽震更喜欢由此及彼、怀古忧今，因此，南国村也就顺理成章被命名为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生活区，也自然而然成了高管高知们实现和寄托自己事业梦想的地方。这些，在后来的生产出来的电线、电机、电器产品注册商标均为“电工牌”也得到了有力的相互认证。
　　 最初的湘潭电工厂的南国村家属生活区虽小，可是等级森严，工人没有资格分房。工人进厂不仅自己要带上殷实的铺盖包袱，而且还必须接受明文规定的“天灾人祸，各安天命”的不平等厂规。当时厂方还规定，工人不准带家属，因此就无家属住房分配可言。工人无房可居住，只能住工棚，有的连工棚都住不上，只好在半边街租房佃屋安身立命。当时，只有高级职员才能携其妻室搬进南国村的青砖楼房。同时，南国村高管住宅内戒备森严，24小时有人门卫和专人看护，竹篱笆黄土围墙将富人和穷人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这种制度一直沿袭到文化大革命，直至企业住房改革时期才告彻底终结。
　　 1938年5月。电力厂开始发电，南国村进入灯火通明的有电世界。但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好景不长，从1938年10月开始，资源委员会不得不命令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几个关键生产厂再分别南迁广西桂林和云南昆明。1939年初，下摄司厂地人员和机器基本上都迁走了，留下十余人成立中央电工厂留守处，负责看守灯泡厂房、总厂办公楼以及南国村家属宿舍，一时间，南国村又几乎成了空城。
　　 直到1941年，中央电工器材厂才以南国村为中心有职员宿舍4栋计112个房间，职员住宅11栋计30户以及不规范的工人宿舍与工棚。坐落在南国村竹山园的医务室也只有3人，湖南省结核病疗养院院长谭世兴担任顾问医生，每周应诊两天。所以，这个小小的医务室几乎天天却是门庭若市，名噪湖湘。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多处搬迁、折腾的中央电工器材厂才慢慢恢复元气。1947年7月1日，中央电工器材厂留守处撤销，正式成立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工程处，南国村又有了往日的生机，直到1949年8月9日，湘潭电机厂的职工和家属高举红旗、敲着大鼓、扭着秧歌、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进驻和接收电机厂。
　　 1949年8月13日，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工矿处副处长兼湘潭地区工矿接管总代表梁春阳等5人组成的湘潭电机厂军事接管联络组赴厂进行接管，从此，湘潭电机厂的性质也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与企业接管同步的也有生活区的接管，继厂党组织、厂工筹会成立后，军属唐淑妙、烈属慈维学等人为首，以高管高知和军政人员家属为主体组成了居民管委会，南国村这个由企业自治的村落也从口口相传走上了正规管理。这在全国居民自治中应当是最早的。1949年11月18日，经过接管后的一个多月的资产清点，在南国村灯光球场举行了隆重的交接典礼大会。在庄严热烈的气氛中，完成了湘潭电机厂的全部财产交接。由此，在旧社会惨淡经营了十三年的湘潭电机厂，完整地交给了新中国和全体劳动人民，接管的资产包括家属生活区在内的土地、房屋、机器设备等等。
　　 1953年后，南国村在湘潭电机厂的显耀位置也随着厂西大门外的解放村家属区和谭家湾技工学校以及东园村、西邻村职工宿舍的相继建成而逐渐褪色。除1957年11月苏联专家扎伊采夫来厂进行技术指导苏联援建项目为其安排在专家招待所（原二招待所）外，其他均无改造与建树。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年代，增建了栗塘村、文革村（现禾花村）等家属区，南国村在老百姓眼中成了“封、资、修”的代名词，除维护了部份人的特权和明显的二极分化外，基本为人们所不耻和淡忘。文化大革命时期，南国村除7栋西洋别墅楼依旧是厂级领导和高级工程师的宿舍外，其他建筑都成了职工过渡安置房。如原来的招待所仅26间房就安置了24户人家、近百人。原来的医院现在还长期居住着6户人家，其拥挤程度显然可见。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南国村被改名为“防修村”，1978年8、9月间，拨乱反正后又改回为“南国村”。
　　 由于居住条件的悬殊，职工群众对原厂住房制度和安排颇有微词。1984年春节，居住在原老招待所的职工贴了一幅新春对联，对联上写着：“旧门旧窗旧墙壁堪称人间古堡，新年新岁新气象难纳世界春光。横批：也要过年。”此对联被在此路过的当时的厂长范多富看到了，为拯救这些断壁残垣，他立即通知基建处并拨款一万元对此幢楼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维修，也基本保持了这个古建筑的原貌。
　　 2001年南国村居委会合并到栗塘村居委会至今，成为了栗塘社区的一部分而淡出人们的视线。
　　
　　 二、 南国村的古建筑群。
　　 2014年3月，湘潭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一批《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原中央电工器材厂建筑群名列其中。2014年4月30日，岳塘区人民政府正式在饱经沧桑、残存的四幢古建筑上刻字立碑。特摘录如下：
　　 1、原中央电工器材厂建筑群之医院：
　　 1937年建，砖木、混凝土混合结构，西洋别墅式，平面呈长方形。一楼过道成南北向，南头为大门。北头接楼梯，楼梯口边向外开一小门。两边各并列两间房。二楼结局与一楼基本相同。一、二楼顶均架混凝土预制板，二楼在预制板上架三角形屋架，木桁条，钉木橼板，盖机制红瓦。墙：外墙为清水墙，内墙做粉刷。地下有0.4米架空层。此建筑整体结构完整，基本保持原貌，见证了湘潭在民国期间的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2、原中央电工器材厂建筑群之1、2号别墅：
　　 1937年建，砖木、混凝土混合结构。青砖，二层。方向190。楼下五间，楼上四间。楼下东头多出一间为壁炉房，楼顶伸出烟囱。大门向南开。其它各侧开有长方形小门，后面和西侧开小门。大门外有门廊，西头有上、下木楼梯。屋面为四坡屋面。此建筑整体结构完整，基本保持原貌。原为中央电工器材厂高管宿舍，见证了湘潭在民国期间的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3、原中央电工器材厂建筑群之招待所：
　　 1937年建，平面呈长方形。一条东西过道把房间分成南、北两边，两端各留一小门，所有房间向过道开门。从中间向南留一门厅，门厅稍向外凸，大门向南开。砖墙、木屋架，四坡屋面。此建筑整体结构完整，基本保持原貌，见证了湘潭在民国期间的工业活动对历史和今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