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那年，懵懂有了些记忆。
　　 小小的我不知地震是何等庞然大物。听妈妈说起过，那些晚上正逢伏期，闷热无比。蚊子奇多，追着人，抽着空儿就下嘴。后来猜想，这可能是地震的前兆吧。恍惚记得那个晚上，妈妈唤醒了熟睡中的我和妹妹，小屋像被一双巨手摇撼动着左右晃动，我们惊恐得跑到了屋外。才发觉，村庄早就沸腾了。人们在这个夜的惊恐中捱到了天明。我第一次知道了“地震”这个词。
　　 我家住是简陋的小草房，墙壁是泥抹的。怕地震这怪物把它捣碎揉烂，那几个晚上，妈妈守护着我和妹妹，不敢入睡，稍有动静便把我和妹妹急唤到屋外。
　　 后来，妈妈把我们送到邻村的大姨家，她家在院里搭了一个简易棚。和哥哥姐姐们住在棚子里，大姨和姨夫就在棚外守护着这群孩子，那个小小的棚子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居所，幕天席地，不用担心房屋倒塌带来的致命的危脸，也躲避了蚊虫的叮咬。
　　 我的村庄，我的县域，离市区尚远，地震带给我们的只是小小的惊慌。对地震的认识，特别是它的危害依然是模糊的，不知道它的破坏力和杀伤力有多大。前几年看冯小刚拍的《唐山大地震》，才知道它的毁天灭地。一座城市瞬间夷为平地，地下覆着无数个哭诉的亡灵。影片中近乎真实的情景再现让每一个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没想到，地震的灾难也波及到了我的家族。
　　 大伯家的大姐在地震中遇难了。她在市里一个厂里上班，不常回家，但凡回家总会背上我去玩儿。她的背是我的安乐椅，我可以玩我喜欢的大姐的麻花辫，左边右边上边，半天下来大姐的头发被我弄得乱蓬蓬的。大姐不生气，满脸总是温和地笑，说话也是柔声细语。她和顺善良，是少找的好女子，这是妈妈后来和我说的。
　　 大姐走了，那时候我连悲伤都不知为何物，甚至不记得大伯和大妈的悲伤。正值中年，永远失去了长女，切肤的痛，不用说也能想象。当我渐渐长大，懂得了世事人情，每一次想起大姐，徒增悲伤。
　　 大姐遇难后，二姐接了大姐的班，进了市区，成了我们家族另一个市里人。
　　 长大后，才觉得1976年对于中国而言是特别值得铭记的年份，除了唐山大地震，印刻在脑海里还有另一件事情。
　　 还是冬天，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拿着小板凳齐聚在小学校的小操场上。操场西侧有一个砖垒成的小屋，一把铁锁牢牢锁着两扇铁门。铁门内，是全村唯一的一台彩色电视机，12吋日本东芝的，归大队部管理，每天由村干部定时开锁放电视。这里，是村民的聚合地，也是人们放眼望世界的一个小窗。
　　 那天人们表情凝重，不像每天人声嘈杂。打开的电视机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屏幕庄严肃穆，黑白分明，那是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周总理，这三个字第一次印在我的脑海里。小小年纪，无法理解，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让人们这么拥戴，去世时有这么威武庞大的送别阵容。屏幕上有许多人在低声哭泣，屏幕前也有人在小声地哭。他们谁都没见过总理，总理离去时却情不自禁地掬上缅怀的泪。
　　 上了小学，读邓颖超在灯下为总理补衬衣的课文，我知道总理的艰苦朴素；中学时，《一件珍贵的衬衫》，见证了身居高位的总理的平易近人；上师范，读柯岩对着山川大地的呼喊《周总理，你在哪里》，彻悟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真谛。人，原来可以这样，生命不在，灵魂人格可以熠熠生辉，出去辉可从过去一直照射到无尽的未来。
　　 《周总理，你在哪里》，以学生的身份第一次读时，我落泪了，弥补了幼时不识感动的泪水。几年后，我登上了讲台，教学这首诗歌时，每读一次声音都是哽咽的，只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合格的传情筒，让学生们被总理不朽的人格魅力所感染。不知道是哪一年教材换了其他版本，那首诗从课本上消失了。它在我心里一直亮晶晶的，现在，我还能高声背诵，那声音，足以打动我自己。这是一份无法忘却的纪念。
　　 地震那年到现在已近40年。蒙昧孩童，无知岁月，不明过往，连那些记忆都是模糊的。不觉间已人到中年，学习、工作、生活、行走、思考，那年的记忆渐渐成为高清的图画，成为珍宝，握在掌心，揣在心间。无数个记忆累积成一笔宝藏，在行走中，脚步会越发坚实，永远不会迷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