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阳光一片灿烂，空气里弥漫着植物和泥土的气息。风沉睡着。熟透的杏子，从树梢滑落，在浓密的枝叶间弄出一阵刺刺啦啦的响动，像屋檐上的滴水，在噼啪声里落了一地，一层一层，一片金黄。布谷鸟在树上鸣叫，空旷，绵长。村子里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偶尔有自行车从巷道里穿过，吱吱嘎嘎声像一阵风吹过。然后，一切又沉寂下来。
　　 我轻轻推开财旺家虚掩的大铁门，院里晒着金黄的杏干和黄花，一只花猫慵懒地躺在檐下的簸箕里，几只鸡在葡萄架下交头接耳。满院暖暖的阳光，还有寂寞。
　　 天空纯净，蓝得透彻，村庄掩映在绿荫里。田野如黄绿交织的油画。麦子即将开镰。岁月蹁跹，一切似乎都没变。
　　 但是，人都哪儿去了呢？
　　
　　 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狗吠声，桂成家的院门吱呀一声，像被风刮开了一道缝。一只板凳狗从里面仓惶逃窜出来，惨叫声打破了村子的沉默，周围宅院里警觉的狗也跟着狂吠起来，如石头投进水里激起涟漪，一层层荡漾开去，亦像孩子们互相逗趣。狗的吠声叫醒了驴子和鸡。当然，也叫醒了苍蝇和蚊子。
　　 桂成爹满头白发，拎着一把铁锨从门里追出来，挨打的狗已不知去向。他佝偻着腰，抬起指节粗大的手遮在额上，眯着眼痴痴地瞅我，像眺望耗掉他短短一生的田垄和庄稼。
　　 半晌，他扯着嗓子：“你是我太爷家的老三吗？”嗓门很大，像问一个聋子。
　　 桂成爹姓姚，与我家不同姓，为何会称呼我父亲为太爷？乡村里的辈份细密如蛛网，纵横交织，我弄不清楚。
　　 老姚家的院子里有三套住房，是两年前新盖的。上房是城里人的平顶子，东西厢房是乡村传统的人字型，但屋瓦是红色，外墙一色儿贴着洁白的瓷砖。屋内，空旷，简陋，只摆着几件老旧家具。老伴坐在屋檐下摘杏胡。一个约五岁的小女孩坐在地上，满手黏乎乎的杏泥，小脸被自己的脏手抹得五麻六道。
　　 “这是桂成的闺女。”老姚的老伴一开口，就一把一把抹眼泪。
　　 桂成领着媳妇在新疆打工，弟弟一家在宁夏开饭馆。日子刚刚好转，噩运却接踵而至。先是桂成从脚手架上掉下，没来得及抢救就死了。翻过年，弟弟桂良又在街上被泥头车撞死。兄弟俩像约好了似的，相跟着走了，两个儿媳带着娃娃改嫁。一夜之间，两个家庭，像树上黄熟的杏子，一场突如其来的风，就落得干干净净。
　　 “哎——遭孽得很，要是守着田地不出去，咋会有这种事。”桂成爹说。眼窝的皱纹里盛满了岁月的沧桑与无奈。
　　 刚从容起来的日子，突然瘪下去，瘦成了一粒瓜子。田野里的庄稼一片茁壮，老姚的心里却暗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两口刚六十跨零，看上去却像八十多岁的人。如今，再好的日子，对他们来说，都没了光亮。
　　 老姚阴郁的表情里浮动着隐隐的烦躁与焦虑。他一语不发，一会儿在墙角里翻翻，一会儿又回来坐下，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不晓得把自己安放在哪里，才能安静下来。刚被院门的小黑狗又悄悄溜了进来，他走到哪里，小黑狗就跟到那里，寸步不离。
　　 桂成比我大一岁，跟他爹一个脾气，骨子里有一股死心眼的犟，爱打架。
　　 小学三年级时，在教室跟同学打闹，掀翻一张泥课桌，同学们七嘴八舌说他闯祸了。他默默地听着，末了，脖子一梗：屁大个事，老子再砌个新的。
　　 放学后，桂成背过他爹，兴冲冲拉了一架子车家里盖猪圈剩的土坯，抡圆瓦刀，用他那长满冻疮的手，重新砌了一张泥课桌，还在抹得光滑的桌面上留下三个绿豆大的字：萤火虫。也许在他少年的心里，已经晓得人渺小如萤罢。从此，村里人都跟着我们管桂成叫萤子，大名反而渐渐被淡忘了。
　　
　　 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流萤。小时的夏夜里，桂成带着我一群孩子捉萤火虫。我们静悄悄地坐在草地上，与静谧的夜色融为一体，人人手里握一瓶儿，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萤火虫会飞到我身上，脚边的草地上，我们将一粒粒闪烁的亮光轻轻地请进瓶里，小脑袋扎成一堆，看它们在瓶里静静的、微微的、羞涩的忽闪。有时，我们会伸开手，让萤火虫在手心里一闪一闪，欢唱，起舞。玩累了，再将瓶盖打开，手心轻轻往空中一送，放飞它们。那时，我懵懂无知，不晓得萤火虫成虫后进入生命最后的交配期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据说萤火虫羽化成虫后，只有七天的生命。
　　 萤火虫是从腹部发出荧光的，它们带着亮晶晶的光芒飞翔、求偶、交配，繁育后代，身上柔曼的光对孩子们都有强烈的吸引力。有生物学专家呼吁：中国的萤火虫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我打开网络搜寻，猛然发现萤火虫已进入网络时代的电商平台，可以在网上交易，买十万只以上，可优惠到一只一元钱。有买卖，便有捕捉。我坐在电脑前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阵一阵地痛，像针扎。这个社会到底咋了，怎么会如此疯狂？
　　 萤火虫是非常灵敏的环境指示物，水和光没有污染，没有躁音的自然环境里才会有萤火虫。萤火虫怕灯光、农药、粉尘，一旦环境受到污染，很快就会死去。有人说，萤火虫是人类丢失的另一个自己，是人们丢失在黑暗里的小小灵魂。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如果蜜蜂消失，人类将只能存活4年。”
　　 母亲又在她的小菜园里忙碌着,菜园里一片葱茏。她颤抖着手，仔细地为黄瓜、豆角和洋柿子整理架子，将歪斜的架子重新竖直，让它们攀着架往上生长。母亲在菜地里为这些作物搭架的姿势仍然是我当兵远行前的姿势，不同的是她的头发白了，背弯了，动作也苍老了。
　　 菜园里看不到飞翔，逗留，采集花粉的蜜蜂，也看不到翩翩起舞的蜻蜓，还有少年时代曾经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树上歌唱的蝉，涝坝、水渠和草丛里昼夜叫个不停的青蛙，不知道它们现在都去了哪里？
　　 在家快一个月了，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草丛里看看，看有没有萤火虫。但是我什么都不看到，一直到现在。
　　 母亲说，前几年，常有人到村里收蝉、蝎子、青蛙，说城里时兴吃，大人娃娃都一窝蜂似的捉蝉挖蝎子。村东头虎子家七岁的二孙子夜里戴着矿灯挖蝎子，从崖畔上掉进沟里，摔断了腰，瘫了，在炕上睡了两年多，前年死的时候，父母在天津打工，都没回来，是虎子叫人帮忙埋了。母亲说这些时，正坐在小凳上择从菜园割的二茬韭菜。我沉吟了半晌，说，怪不得回来这么些日子都听到蝉和青蛙叫。
　　 母亲说，我听打工的娃娃回来说，城里人连老鼠都吃，这人现在咋啥啥都吃呢？
　　 我的心里一片灰暗与忧伤。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轻轻对母亲说，我去田里转转。
　　 阳光下，田野里浮动着粮食的气息。我非常渴望能看见一只野兔，或者别的什么野物。麦浪翻滚，胡麻的紫色花朵纷纷扬扬地开着，却看不到蜜蜂、蝴蝶、蜻蜓，我每天在田野里溜达，什么野物都见不到。那些曾经在田野里出没的狼、狐狸、旱獭、野兔，还有在树、村庄和田野上飞来飞去的鸟群，它们都逃到哪里去了呢？沉默的树和庄稼，多像我朴实的家人和乡邻在无限寂静里的等待与眺望。
　　
　　 二十八年前，我怀揣少年的梦想，潇洒而意气风发地离开故乡的原野，去遥远的异地，二十八年后，我站在田野的风里，在忧伤里等待一场雨，等待一只野物与我邂逅。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多年后读杜牧的《七夕》，想起黑夜赏萤、白日听蝉的趣事，我心里常生惆怅，现在孩子谁见过流萤飞舞的浪漫与曼妙，萤火虫到底是怎样的虫，怕是只能凭空想象了。
　　 乡村孩子的趣事很多，我和伙伴们还一起捉过蟋蟀、蚂蚱，小笼子是自己编的，小巧而别致，掏鸟窝，偷大田里的西瓜、豌豆，一群孩子，不知生活烦难，整日满村庄混闹。现在，村里见不到几个孩子，也难听到嬉耍打闹声。村庄像一座寂寥的废墟。
　　 桂成跟我约好，原本是要一起当兵的。那年三月，他跟我一同体检，欢天喜地。但结果出来，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他的梦想却因视力不合格而搁浅。他买了一支钢笔和一个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赠我，还让他母亲煮了十二个鸡蛋，像送自己的亲弟弟，跟着我的家人一起，一直将我送到小城平凉。
　　 “你先去，记着给我写信，我明年肯定能验上的。”快三十年了，我一直记着他这句自信满满的话，还有他看着我一身新军装时眼神里深深的羡慕与渴望。
　　 我到部队后，他连续三年报名应征，梦想每年都因体检而落空。后来，我们之间的书信也渐渐疏落了。
　　 实际上，桂成没当成兵，若一直跟他爹学养蜂，生活也会过得富足而体面。故乡人喜种油菜。秋日播种，中间除去间苗、除草、打虫，坐等六月就能见到收获。所以，乡村里这种“懒庄稼”的种植面积不小。春天，广袤的田野里油菜花烂漫地绽放，桂成爹拉着蜂箱迎着花海驻扎，在地头上就能将蜜蜂辛勤的劳作换成收入。油菜花谢了，还有槐花、洋芋花、苜蓿花、向日葵花，这花谢了那花开。
　　 村里年轻人水波一样，一波接一波往外涌，春节里回来，个个衣着时尚、鲜亮，抽着他们以前不曾抽过的香烟，在街市上出手大方地买东西，不再为几毛钱与摊贩讨价还价。还有大城市里的故事。桂成看不到同伴们时尚衣着下面的伤疤与疼痛，不知道他们的欢笑和体面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矛盾重重，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只有他们自己清楚，几乎没人了解和看见，桂成也无法从同伴们模仿城市人的举止里看到漂泊者真实的生活。他们在外边轻而易举能挣到大钱，我为什么不能？同伴们的故事与笑脸，像冬天旷野上粗犷的风，吹疼了他的心，也疼了他的青春。他觉得同伴们在外边的世界里，像水里的鱼一样快活自由。
　　 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让桂成心里乱得嗡嗡叫，他不愿再跟着老爹在黄土地上折腾，尽管养蜂每年的收入并不比外出打工差，他还是决定离开，去大城市里打拼自己的人生，去寻找自己获得幸福的路径。
　　 那些老旧蜂箱上盖着塑料布，静静地码在院墙边。夜里，桂成爹睡不着，坐在旧蜂箱上遥想他那两个远去的儿子。
　　 看着那堆破蜂箱，我忽然想起惠特曼的话：“每当我们遇到极为悲痛和苦恼的事，总是等到夜晚，走到户外星空下，以求得无声的满足。”
　　
　　 只是，现代都市人已没有真正的夜晚和星空，遇到悲痛，想求得这种无声的满足已不大可能。
　　 在农村，院落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与梦想。但跟大拆大建的城市一样，如今村里那些熟悉的，沉淀着古老风俗与乡村文化，承载着情感和生活的老院子、老房子，大都没了踪影，像从人间蒸发了。
　　 家家都争先恐后地建了红瓦白墙的新房，跟一个模具里倒出来似的，新房子看上去挺洋气，但少了柴草烟火气，也没了曾经的悠然、淡泊的气度。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不少宅院的大门上都挂着一把落满尘埃的大铁锁。门上油漆脱落得斑斑驳驳，透过织满蛛网的门缝，屋檐下的地砖，被疯长的灰灰菜和狗尾巴草掀翻，满院荒草，小花一丛一簇，像忧伤寂寞的美人，独自开谢，让人恍然置身一个喧嚷与烟火气渐次退去的旧梦。
　　 村道两旁是统一标准新建的农民新村，亦是红瓦白瓷墙。但老人大都不愿跟孩子住新村的房子。在老人的眼里，再漂亮堂皇的新宅院，也比不上曾经的老房子住着舒心，因为老院落里的一根房梁，一块砖头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沉淀着几代人的记忆，传统的生活方式里有先人们流传下来的踏实、满足和愉悦。
　　 卢梭说：“事物之所以美好并符合秩序，乃其本质使然，与人的约定无关。”
　　 金锁娘腰弯得像镰刀，一身旧衣衫，坐在院里晾杏干，一只红褐色的小狗安静地卧在脚边。庭院的院墙早已塌废，身后是两间破败的老房子，一间装农具柴草，一间卧房，灶房也在里边，一面大土炕，屋里凌乱拥挤，一个铁皮炉子上坐着一口小铁锅，冰锅冷灶，看了让人心头落泪。她家的日子曾是村里最殷实的。丈夫是做皮货的手艺人，几年前出门打工，快十年了，至今是死是活，毫无音讯。儿子一家也在城里打工，据说混得不错。但眼下，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只能守着破旧的院落，一个人在孤独寂寞里打发日子。
　　
　　 太阳慢慢地向西天沉落，晚霞在田野、村舍、场院间铺展着淡淡的红晕。几个老人和盛娃爹静静地坐在宅前的树下唠家常，有一句没一句的，表情恬静，像几尊孤独的守护神。
　　 盛娃爹说：“我说现在农业政策好，回来把几亩地抚拢好，收多收少都是自己的，不愁吃不愁穿，再养几头牛，喂几头猪，饲料不缺，出产个几万元，也就够一年开销了，咋说都不听，硬要出去混花花世界，两个儿子领着媳妇在外面混了四年多，才给我们老两口拿回来一万元，还不够两个娃娃搅销，没手艺，在外边混不下去，回来地不会种，往后的日子咋个过法？咋说都不听，把人往死里气呢。”兴旺爹在鞋帮子上敲敲烟锅头说，都说土地是咱庄稼人的命根，现在村里娃娃哪个会种地？
　　 保墒、除草、间苗、倒茬，收割打碾，扬场晾晒，一年四季，什么节气该忙啥，样样都有个讲究，过去咱们把种庄稼当绣花，心都在土地上，现在的年轻人不愿出力流汗，还埋怨收成不好，咋个好嘛，种子丢进地里就不管了，草都懒得拔，哪里会有好收成。老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不愿养牲畜，积不下粪，光施化肥，那庄稼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