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爷爷的家国情怀——抗战硝烟里的育人梦
　　 曾爷爷今年92岁了，是一位基层学校退休校长，近代时期，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人们尊称老师为“教书先生”或“教书匠”。“先生”者，德才双馨；“匠”即匠心，一颗育人的心，怀揣一个师者的育人梦。
　　 1943年，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着中华大地，古老的中国弥漫着烽火硝烟。时逢乱世，普通百姓的生活食不果腹，还要承受战争的威胁，为了国家安宁，扛起钢枪沙场抗倭的男儿是英勇的，文化渡人以救国，怀揣教育梦想的曾爷爷也是令人钦佩的。
　　 此时，18岁的布衣子弟曾爷爷没有奔赴战场，而是拿起粉笔，挥起教鞭成为“娃娃教师”，站在了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乱世国殇，从事教育的艰辛不言而喻，曾爷爷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下来，从学堂到小学、初中，从普通教师到教导主任，后参与组建初中，当选副校长。近半个世纪的教育经历，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学子。
　　 十年文革浩劫，多少知识分子被批斗，身处基层教育的曾爷爷，也没能幸免这场灾难。一次次地被打倒、又重新站起，文人的铮铮傲骨岂能忘却。听曾爷爷回忆说：当年遭批斗时，他们教师同仁为了躲避批斗，翻过墙，在地窖里藏过。曾经受人尊敬的教师，在那场浩劫中成了反动派，放下了知识分子的光环，把苦难吞进腹中。一位耄耋老人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平和，说得是那样的云淡风轻，仿佛在讲述着别人的历史。
　　 文革结束后，曾爷爷已至中年，却依然精神饱满，赤诚地爱着他的教育事业。改革开放迎来新气象，他重拾教鞭，广纳英贤，繁荣新一代教师接班人。从教期间，曾爷爷辗转八所学校，但始终没有离开荆山塬，没有离开家乡。所到的每一个学校都兼任管理职务，将教务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连续多年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教书之余，曾爷爷爱好广泛，写得一手好字，也有不少文章发表于《富平报》《教师报》等报刊。
　　 从小，我是由曾外婆抚养大的，对曾爷爷的印象很少。小时候的记忆中，曾奶奶体弱多病，一直卧床，曾爷爷精心照顾着曾奶奶的饮食起居，过了几年，曾奶奶因病魔的困扰离开了人世。十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曾爷爷在村口望着祖坟凝思，眼里涌现着无限的沉重与沧桑。当我提笔记录下曾爷爷的故事时，他对这段历史是避之不谈的。
　　 我12岁那年，还是小学生时，发表了第一首诗歌，那是学校小学部唯一的入选获奖作品。看着稚嫩的文字变成铅字，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报纸，生怕一点折痕模糊了字眼。曾爷爷拿着报纸表扬我，还不忘给他人夸奖。等他到学校办事时，曾经的学生已是副校长，毕恭毕敬地欢迎着老校长，因这层关系，我自然也受到了关注。课间，我被主任叫到办公室，看到曾爷爷一边翻阅着成绩单，一边和校长谈笑。因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和代表学校参赛获奖，老师们的赞许声满足了小学生的骄傲感。
　　 直到今天，我把网络上发表的文章整理在一起，寒暑假回家一有空闲就拿给曾爷爷看，92岁的高龄，眼睛不花，手机浏览也不用特意调大字体，就是听力下降，耳朵背点。遇到生僻字时，曾爷爷也能读出来，这得益于他一辈子的读书习惯，读书看报看新闻从未间断。或者拿个小本，由他口述，记录下他走过的人生。
　　 曾爷爷的处事方式也是有些独特的，很大程度上源于半辈子的教育经历。他和村上年龄相仿的老人聊天时，内容或是近期国家新闻，或是养生之道，或是曾经的教育感悟。而其他老人聊天则注重家长里短、奇闻异事等，生活方式不同，关注点自然有别。往往他们一起聊天时，都会对对方所讲不以为然，有的人说，年龄大了，吃好喝好是头等大事，还整天操心国家大事。或许这是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但我认为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就是这个人的名片，这是他的求真与问道，一直保持着教师求知的思维。
　　 一介书生，从风华正茂走向耄耋之年。一生情系乡村教育，纵有苦难岁月不改初衷。一名笔者，谈诗论道凝芳华，书写方块字之博大。青松不语广筑华章，桃李天下，曾几何时，我梦想着有一天，接过曾爷爷的教鞭，延续曾爷爷的事业。
　　 曾爷爷的梦想即是一个师者的梦——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个文人的梦，紧紧地与国运相连，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师者本色。
　　
　　 二、爷爷那辈人——黄土地上忠实的耕耘者
　　 六十多年的打拼，岁月给爷爷的脸颊刻画上了斑驳的沟沟壑壑，脸庞黝黑着，银霜爬满了鬓角，肌肤如黄土一般沧桑。他如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一样，视土地为一生的信仰。
　　 上世纪50年代那拨人，有着那个年龄的悲与欢。出于对国家大事的记载，那个年代的人取名烙印着浓厚的时代色彩，诸如“建设”“国庆”“新国”等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应运而生，我爷爷取名“建军”。爷爷是家族长子，出生便受到了很好的待遇，长辈亲自打了铜锁锁，福佑健康。
　　 爷爷出生正逢国家新生，轰轰烈烈的国家初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国家复兴路上坎坷重重，每一个困难时期也影响着个人的命运。童年时期，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性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饥荒，命途多舛的中国，受那场灾难影响伤痕累累。
　　 青年时期，又遇上文革，不少年轻人希望借当时的政策走出农村，所谓吃上“皇粮”，村子里推荐大学生名额少之又少，那一拨年轻人干劲十足，努力在农业社挣着工分，又期待县上工厂招工来农村选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村里爷爷的同龄人中，好多人由此将户口落户到了县城，在县里药材厂、机械厂、造纸厂等当了一名工人，并放弃了农村的土地使用权，但因他们家都在农村，所以，本质上还是保持着农民本色，从此，爷爷成了收割机厂的一名工人。
　　 上班的日子里，美名其曰是“城里人”，但从农村招工进城的这些青年们，做的是又苦又累的活，常年使用大型焊接机器，很容易被钢板、钢筋等重物轧伤，从我记事来，爷爷手、脚、腿都被轧伤过。后来又面临国企改制，这些农民工承受着不一样的辛酸。据爷爷回忆，他本应有机会提早落户城里，到庄里镇当交警，因犹豫而错过了报名，而现在的庄里镇已成了富平经济的命脉，变成庄里试验区镇级市。
　　 从荆山塬到县城的路，坡陡而崎岖，遇到雨雪天，坡太滑，那拨人依然坚守在上下班的路上。老式自行车生锈了，废旧了，换成了小型摩托车，那会人出门大多是步行，摩托车算是稀罕物了。交通的不便，影响了塬上人的出行，每当有乡亲去县城时，热心的爷爷总会捎上一程。工人生涯中的爷爷白天上班，晚上到家还要做农活。收麦时节，爷爷总是晚上拿着镰刀去割麦，剩下捆扎、晾晒等工序由奶奶白天完成，这样才不致于错过收麦，影响收成。
　　 黄土高原降水量少，农作物生长期容易干旱，特别是我家常年种西瓜，遇上缺水天气，势必减少产量。烈日的暴晒下，地里玉米苗蔫了，拧成一股股绳。我们村没有水井，隔壁村有井，到处都缺水，自然将外村人排在了后面，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第二年，爷爷便正式开始了打井计划，而且是一南一北两个井同时动工。
　　 机器不分昼夜地转着，轰隆隆的声音掷地有声，村子好多人都去帮忙干活，都盼着井出水，这两口井承载了全村的希望。机器一天天地深入地下，抽上来的依然是绵绵黄沙，一天不见水，心就一直悬着，这可是全家全部家当和到处借钱贷款凑齐的打井费。虽说之前考察了最优的地理位置，但在黄土台塬区出水难度还是相当大。在地下开凿了十几米时，终于流出了汩汩清泉，正式下灌后，便承担起井的使命，养育一方人家。下灌是一大件喜事，那天，家里摆了酒席，共同庆祝着有盼头的日子。
　　 至今，十几年过去了，那两口井依然迸发着顽强的活力，守候着一茬又一茬的农作物，在土地流转的今天，也哺育着园林苗木的生长。在有井的日子里，我家里种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为了方便，又购置了农业机械，全家人都投入在了土地上。
　　 爷爷是个闲不住的人，从收割机厂退休后，还去县里当了几年保安，后因超过最大年龄，便回到了家。在家也时不时去园林打点零工，干些轻活，虽说他的户籍在县城，但也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爷爷那辈人是黄土地上忠实的耕耘者，不论是在贫穷饥饿的年代，还是在国家发展新时期，他们对土地倾注了特殊的情感，一生与土地相依，土地也寄托着他们的梦想。
　　
　　 三、父母那代人——改革开放下的青年奋斗史
　　 上世纪80、90年代，因改革开放掀起了南下务工的浪潮，无数农村青年农村毕业后，便去了广深等地谋生，乘着发展的快车道，外来务工人员成了基础加工业的主力军，我的父母也是这大军中的一员。
　　 火车的鸣笛声与轨道撞击的“咣当”声在小城回旋，也使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农村青年异常兴奋。他们中的一小部分走向了高等学府继续深造，绝大多数人则面临着回家种地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其时代的特点，年轻、有闯劲或许就是这一代人的特点。
　　 绿皮火车慢悠悠地摇着，南方经济的腾飞，吸引着每一位南下的人，担忧、期待、彷徨等复杂心情萦绕在他们心头。我1岁的时候，父母亲、姑姑还有村里的一帮人经代工介绍，纷纷踏上了异乡的土地。代工的人即是村里经常在城里工作的人，头脑灵活，信息来源广，毕竟外出打工的都是年轻人，也没出过远门，托熟人打听比较稳妥。
　　 听村里在外打工的邻居、亲戚们说，在那个贫穷的年代，人们出行时背着家里的被子，将钱藏好，甚至放进鞋底里。有的人去广东一时半会找不到厂子，带的钱也不多，便在桥洞子底下暂住。外出打工的生活是辛酸的，也是无奈的。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凭借勤劳的双手、无休止地加班取得微薄的收入。
　　 曾经整理书柜时，无意间发现姑姑寄的一封信，读着便有阵阵酸楚袭来。过了几年，姑姑回来时把邻居家小孩误认为我，稚嫩的我，看着姑姑的穿着打扮，便悄悄地穿上她的高跟鞋，以为他们打工很风光，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我也要出去看看。
　　 因生活所迫，同村人出去几年就回了家，还是逃脱不了农民的宿命。父亲先后去北京、西安、内蒙古打工，在陕北、包头一带，当了煤矿的运输工，每天开着煤矿专用车，往返井下地面送材料。等爷爷提议打井时，父亲结束了常年的外出务工生涯，翁婿两便开始了多样化的务农生活。
　　 井里涌出源源不断的地下水，经冬灌、春灌后的麦苗舒展着身姿，在春风中滋养着沉甸甸的麦穗，也给茫茫田野增添了不少生机。金秋时节，黄灿灿的玉米地收获着一茬又一茬的希望。漫漫寒冬，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是忙碌的，处理着囤积的粮食，将晒干的玉米棒手工剥粒，期待来年卖个好价格。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用机械，渐渐的，家里多了播种机、旋耕机、脱粒机。架子车也被三轮摩托代替，父亲开着三轮摩托回家时，家里还是旧房子小木门，锯掉一边门框车才开进来，这样，收庄稼时节省了人力。等拖拉机开回来时，父亲直接推倒了一堵院墙，喜庆的炮声回响在村庄，紧接着又盖了新房。像当年爷爷打井时那样果断，但也面临着经济困难。
　　 我清楚地记得，五年级暑假时，烈日笼罩着黄土高原，那天一大早，父亲领我去县里准备转车去西安找二伯借钱，没坐汽车站大巴，而是坐了一辆黑车，原因是我可以免票。这是我第二次去西安，对大城市充满了好奇与期待，这次西安之行承载了全家的希望。二伯将提早准备的两万元钱，用报纸小心翼翼地包了几层交给父亲，生怕弄丢。父亲先回家买了盖房建筑材料，我则留在西安住了一段时间。
　　 新房盖好了，平房晒粮也方便了。收割播种时节，地里的木犁铧也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拖拉机的“突突”声代替。在农忙的那几日，机器常常昼夜连轴转，父亲为了节约时间，常常带着干粮和水，顶着草帽驾驶着拖拉机，回家时往往脸上蒙上一层灰尘，甚至耳朵边、头发里都是秸秆叶子。承包地越来越多，农业种植类除了小麦玉米两料主要作物，多了瓜果蔬菜。
　　 2008年汶川地震那一个月，正是蒜薹、大蒜收获的季节，蔬菜价格逐年升高，便抓住机遇，挖了蒜，紧接着西瓜开园，收麦，挖洋葱，生活忙碌着、充实着。之后连续几年里，大蒜价格一路上涨，继而出现“蒜你狠”的局面。五月份时，父亲拉着一车又一车蒜薹、蒜送往乡上街道客商，因井水灌溉充足，我家的菜博得了客商的青睐，父亲也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六月份时，因县城市场半夜开门，父母便半夜两三点拉着洋葱去出售；八月份时，正值夏伏，父母每天走街串巷去卖西瓜，或者西瓜换粮，遇上集会时，也去摆摊赶集。
　　 市场上的菜价一天天上涨，农民卖出的价格涨幅不大，中间的流通环节过于繁琐，农民的生活永远是最辛苦的。曾经有一年家里种了四亩芹菜，但面临滞销，没有客商来收，雇人割芹菜工价远远超出了菜价。眼睁睁地看着绿油油的芹菜老在地里，送亲戚、送邻居，做浆水菜，家里天天吃，有的人将羊吆喝在地里，芹菜成了羊群肥美的食物。葱价一天一个样，听说葱要掉价时，父亲半夜起来挖葱，为的是赶上最后一波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