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春天，父亲结束了五七战士的身份，重新回到了城里工作，我的户口也跟着回来。这样，我和父亲终于又成了城里人了。我们住在小镇上的二趟街的一个小胡同里。
　　 小胡同里有着连成排的三个一模一样的四合院，每个四合院内有七间房子。据说，这是原来一家有钱人的房子。我和父亲住在中间的那个四合院。四合院上间是一排五间的大房子，现在看来是倒停房，门是不朝阳的。但由于那房子地处正面，房内的地面是地板，而且炕的墙面是斑驳的瓷砖。由于年限太久，只能看见一点点的痕迹，但依旧很气派。由于当时在城里很难能看到那样好的房子，所以，很让人羡慕的。我和父亲住的是厢房，只有两小间，而且很小很小，共有不到十平米吧。冬天的时候，屋里放的土豆都冻得像石头；夏天的时候，屋里热得像蒸笼。所以，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住上正面的大爷大婶们那样的房子就好了。
　　 我们小院共住三户人家。上屋住了两家，一家是张大爷家的三间，另一家是段大婶的两间。我们小院的大门是木质的，由于时间太久，已看不出当初它是什么颜色，能看到的只是它木质的本色。大门不是很结实，但是外人想进来也不容易，只有使劲地敲门，我们才能听见。可我们院内居住的人，都能很轻松地从外面把门打开，谁也不用敲门，这个秘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谁都不会泄露。
　　 张大爷和他的老伴是山东人。听张大爷说，他很小的时候跟人闯关东来到这里学刻印章的。张大爷写得一手好字，在我们这个小镇中，当时所有从刻字社里刻出的印章，上面的字都是出于张大爷之手，因此，大爷虽然早已退休了，但依旧在上班。
　　 张大娘是个典型的贤惠妻子，她的贤惠是今天的年轻人很少具备的。每天，张大爷上班的时候，都是在张大娘深情的目送下离开家的；下班回家时，张大娘总是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餐桌。
　　 张大爷年轻的时候是个很帅气的男人，这从他年轻时的照片上就不难看出。而张大娘的一只眼睛却有残疾。每当我逗大爷时，说他这么个英俊人怎么娶了大娘时，大爷总是装出很委屈的样子说：“他妈的，那时候结婚前是看不到对象的，只有到了结婚的晚上才能看到。我结婚的那天晚上，等人走光了后，我一掀蒙脸红（蒙在新娘头上的一块红布）——糟杆了（完蛋了）。但那时说什么都晚了，将就吧。”每当张大爷这样说时，张大娘总是抿着嘴笑着，从不为自己辩驳什么。张大娘很能干，特别是很会做面条。因为大爷爱吃，所以她在做面条的时候格外用心。她先用盐和碱化些水，然后再用这些水和面。大娘把和好的面装在一个盆里，再盖上盖子，放到厨房一处醒着。等面醒好后，就开始精心地擀啊擀啊，直到把整块面擀得很薄很薄的，甚至都有点透明了，大娘才放下擀杖，将擀好的面片折叠成扁长形的，再用刀慢慢地切，等把面全切完了，大娘用手把面一抖，只见那面条就像瀑布一样从大娘的手指缝中洒落下来，又细又长。等张大爷一到家，大娘的面条就端到他的面前，再端上一小碟用油炸过的辣椒。每当这个时候，大爷的心情就显得格外地好。
　　 大娘虽然没读过书，但却能讲出很多古往今来的民间故事。什么“白蛇传”啊，“贵妃醉酒”啊，等等，尽管那时我不很喜欢听这些故事，但大娘很爱讲，尤其是大娘在做针线活的时候，总是滔滔不绝地讲，所以我就装出很爱听的样子。其实我并没听进多少，而是把注意力放到大娘的针线上了。所以这些故事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整地叙述出来。
　　 1975年冬天，一个特别冷的晚上，突然天摇地动了起来，就听见外面有重物倒地的声音，门和窗同时在晃动，屋里所有的物品都在放出响声。那是让人恐怖的声音。因为我从没经历过这种情形。我吓得抱着头就往大爷家钻，可刚跑到院子才发现，那倒在地上的重物原来是大爷家的烟囱。这时，大爷和大娘也来到院子，只听大爷既紧张又冷静地对大伙说：“别慌！这是地震！我们必须靠着墙边站着，不能到院子中央！”大家听了，都紧紧靠着墙边站着。由于都是从被窝里跑出来的，又很冷的天，不一会儿人们都冻得受不了。在大爷的安慰下，我们都小心地回到家里。但，那一宿大爷是不让我们睡觉的。等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那是海城和营口的大地震波及了我们。
　　 街道上也根据上级的指示，挨家挨户地宣传晚上不要在家里睡觉。人们只好在空闲的地方搭建防震棚，睡在里面。尽管没有取暖设施，而且还是冬天，但人们还是坚持着睡在里面。我们家的小院里被段大婶搭上金额防震棚，张大爷和大娘每天晚上就带着我来到离家很远的太平乡（当时称太平公社）他们的亲家。他们的亲家住所属于农村，他们就在一大片的空旷的土地中间搭建了一座很大的防震棚，大约能住十几个人。我和大爷一家人也住了进去。那时的冬天格外地冷，由于没有取暖设施，人们互相挨得紧紧的，以此能暖和点。张大爷和大娘那时应该快到七十岁了，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地震棚里挨冻实在是件残忍的事，但也真的没办法。这样熬了几天，我先抗不住了。父亲就用了几个木秆子在家里的炕上搭建一个框架，就算是防震。我终于回家住了。几天后，大爷和大娘们也回来了，不再去外面过夜了。渐渐地人们对地震的恐惧感就减轻了。
　　 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小院是很有情趣的。我们围坐在一起。年轻的在编着自己的辫子，大爷和大娘一边摇着大芭蕉扇，一边争着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正当我们听得聚精会神时，张大爷经常会突然转了话题：“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都不找婆家？这要嫁不出去可就遭杆子了！”每当听大爷这样说，我们就会哄笑地跑开了……
　　 段大婶是个胖胖的女人。她表面上不像张大爷和大娘那样和蔼可亲，甚至还有点严肃，但她的内心是挺善良的。当时她在服装厂上班，每天下班回来还要做饭给她的女儿吃。她对女儿真是很好，望着她每天为女儿忙碌，让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那时，我们的院里每天早晨经常会来一位卖小蜢虾的老人。老人挑着两水桶的蜢虾，一进到院子就高声喊起来。段大婶往往是第一个走出来，因为她每天都起得很早。段大婶就喊我们起来买，而且还走到院子以外去喊邻居。这时我们的小院子便热闹起来。邻居们纷纷拿着小钵，端着小盆都来了，不一会儿的工夫，老人的水桶就空了。在段大婶的指导下，我们用蜢虾发的虾酱真是好吃，在很长的时间内，每到中午的时候，满院子都飘着虾酱的鲜味。
　　 段大婶的丈夫是个司机，他的性格很温和，话语不多，总喜欢一个人默默地干着什么。记忆最深的是，有一年大叔从他的单位——庄河陶瓷厂拉回一车废品坛子。大叔自己就用这些废坛子盖了一个厦子，日后，谁看了都称绝。大叔很爱他的女儿，每天当他的女儿上班前，就会看见大叔先把自行车从家里抗出来，再蹲到地上用抹布很认真地擦啊擦，直到自行车铮明瓦亮才停下手，等他的女儿出来后，像是交接力棒似的，将自行车交到女儿的手上……
　　 那时，我父亲总是下乡，而且一走就是十天半月。也不是因为害怕，就是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凤儿和免儿就喜欢和我做伴睡觉。凤儿和免儿都是张大爷的女儿。免儿是姐姐，凤儿是妹妹。免儿为了自己的名字，曾多次抱怨父母，为什么给自己起了“免”的名字，为什么不把凤儿给“免”了？
　　 免儿虽然比我大七岁，但和我们玩起来没有什么差别。那年，免儿领着我们几个小姑娘坐着敞棚车到大连，半路上突然遇到交警检查，司机吓得马上撵我们下车。我们都六神无主地看着免儿。只见免儿不慌不忙地说：“让我们下车可以，但你们得有一个人陪着我们下车，还得告诉我们你们在哪儿等我们。否则，我们就不下车！”听免儿这样一说，我们的心都放到肚子里了。那个司机一个劲地点头说好。这样，我们就和一个装卸工人一块在金州下了车，大约走了20分钟，就看见汽车真的在等我们呢。从那以后，我对免儿佩服得不得了。
　　 免儿的爱情姗姗来迟，终于在她快三十岁的那年，遇到了她心目中理想的爱人。当然在这之前，有很多的小伙子向她献殷勤，表爱慕，但免儿一个也不动心。记得那年我们县里开运动会，免儿领我去看。在运动场边，一个运动员小伙子为她买了一书包的饼干，免儿不要，那个小伙子就把饼干塞到我的手里，我高兴地接过来。事后，免儿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对她很有意，但她却对他没什么感觉，所以，就不能轻易接人家的东西。从这件事情上，我也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免儿虽然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家庭的影响也很朴实，但她为人处事却有着自己正直、善良的原则。这是我喜欢她的主要原因。免儿是在冬天结婚的。结婚那天，我和凤儿去送亲，晚上，看着免儿被她爱人的朋友闹洞房闹得哭笑不得，我不由得羡慕不已：什么时候我也能当新娘？
　　 我们这个胡同里共住了20多户人家。其中有个叫小玲儿的女孩当时已有二十多岁，由于身体不好，没有下乡，在街道的小纸箱厂上班。小铃开始患的是肺气肿，后来又患上精神病，但时好时坏。那年我中学毕业了，既没有安排工作，也没有下乡，正当青春的我很是无聊和苦闷。小玲在不犯病的时候，竟像个大姐姐那样来劝慰我，记得她跟我说：“你别上火，要不，我跟我们领导说说，你来我们纸箱厂上班？你别瞧不起我们，我们厂还有县长的老婆在上班呢。”我被小玲的真诚所感动，所以很喜欢和她玩。我家有把秦琴，三根弦的，弹起来很简单。小玲喜欢让我弹给她听，也喜欢让我教她。每天一有时间我就教她弹，很快她就掌握了演奏技巧，而且弹得真不错。可是，有一天，小玲的精神病又犯了，整天整宿地不睡觉，坐在她家的窗台上一个劲地弹琴，一边弹一边扯着嗓子唱，嗓子哑得已经发不出声音还在唱。大量的安定片对她一点不起作用，无论谁劝她都不听。无奈，她的父亲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去劝劝小玲，看看是否能有点效果。
　　 我提心吊胆地来到小玲面前，替她擦了擦满脸的汗水。不知怎么，我的话还没出口，泪水先淌下来。看到小玲儿那变了形的脸，我的心很痛很痛。奇怪的是，小玲这次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又打又骂，而是直勾勾地看着我，听话地让我给她擦汗。我轻轻把她手上的琴拿下来，又将她从窗台上搀扶到炕上坐下。还没等坐稳，小玲就一下子躺倒在炕上，眼睛始终不离我的脸，好像在警惕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也好像是初生的婴儿望着母亲。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流眼泪。半晌，小玲突然说话了：“你哭了？”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搂住小玲就大哭起来。小玲一动不动地被我搂着，时而还用手拍拍我的后背，好像病的是我而不是她。小玲好了，奇迹般地好了。她的父母很感谢我，说我真有办法。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让小玲好了，我只知道我真的很喜欢她，不愿意看到她生病的样子。
　　 然而，小玲的命运依旧没有好转。那年春节的时候，我发现小玲很久没出门了，就去她家问。她的妈妈难过地告诉我，小玲在几天前去世了。
　　 胡同里还住了一对特殊的夫妇，他们是盲人。结婚的那天，我们都去看热闹。新娘子坐在炕上，新郎站在地上，倚着柜子在招呼客人。知道家里来人，新娘子就从她手里的小包里拿出一块糖，来一个拿一块，多一块也不给。我们就反复地去，她就反复地给，最后，她的糖分光了，全都分给了我们。
　　 那时我们家里是没有自来水的，都得到公用自来水处去提。我们去提水没什么难的，可对盲人来说困难就太大了。一次，我在提水的时候，看见盲人丈夫也在提水。只见他把水桶放到水管下，摸索着把水龙头打开，接着他就在侧耳听流水的声音。感觉水满了，他又摸索着将水龙头关上，提着水桶磕磕绊绊就走了。由于我们的胡同很狭窄，他提水时晃动的幅度又大，所以，水桶不时地和墙相撞，每撞一下，水就洒出一些。等他把水提到家时，水已经洒得差不多了。看到他们生活这样难，当时正在上初中的我每天放学回来，就为他家提水，一直坚持了一年多。
　　 1979年的秋天，父亲的单位盖了家属楼，我和父亲搬出了生活了七年的小院。在这七年里，小院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和留念。无论快乐还是烦恼，都成了我最珍贵的记忆，因为它帮助我完成了在成长过程中的人生之课。最让我不能忘怀的是邻居们那朴实的关爱、厚道的宽容和善意的教诲。正是这些朴实的东西伴我走过青春，走向成熟。
　　 离开了小院的日子，我的生活有了太多的改变：住上了楼房，结婚生子。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对小院的怀念和依恋。我时常在梦里回到了小院，那里的温馨让我笑醒。当我路过小院时总要进去坐坐，看看老邻居，望望小伙伴，找回那份惬意的感觉。
　　 小院如今已经不在了。由于城市的改造，小院扒掉了，那地方已经耸起了高楼大厦。但小院的影子在我的心里清晰可见，小院里的喃喃细语和朗朗笑声仍在我的耳边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