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中的“丰碑”一词用的是其本来的义项，即：指古代殡葬天子或诸侯时下棺的工具。《蛙》这部小说将可能成为这段暴殄天物历史的殡葬工具——“丰碑”，更是作者为未“出锅”就被扼杀的生命搭建的一座神龛。但愿历史的悲剧、惨剧、闹剧和荒诞剧从此不再重演。
　　 丰碑一词后来发展为另一个义项，即：纪功颂德的高大石碑。《蛙》这部小说其实也包含有“纪功颂德”的内容。
　　 小说定名为《蛙》，与“娃”字或“娲”字同音，都与生命有关；叙事者的笔名叫“蝌蚪”，实物形如精子，更是一个象征生命的符号。这就是这部小说要表现的主题：生命与生育（繁衍）。
　　 千万年来，人类或动物的生育繁衍都是靠“物竞天择”，管理社会的各国政府一般都不干预，若强行干预就会遭到报应。一九五八年“除四害”运动中大量消灭麻雀后，第二年春天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就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上的树叶儿几乎被害虫吃光。所以，一些科学家在正式会议上呼吁为麻雀“平反”。当然，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无不遭到迫害。
　　 中国的计划生育开始于一九七零年，自一九七三年开始在全国实行，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䇿，二零零一年升级、发展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一步一步加速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带来了独生子女的风险问题，兵员不足问题，人口性别失衡问题，企业员工后劲不足问题，老年人尤其是“失独”老年人的赡养问题，“黑户”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官民矛盾问题，还有更大的被人诟病的人权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等等问题。这就是实行反科学、反“天理”（自然）的生育政策遭到的报应。
　　 中国的计划生育是怎么开始的？这有多种说法。
　　 有人说，斯大林有一个“人种压缩”计划，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压缩任务，中国便开始了计划生育的历史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在政治上、管理国家上和外交上都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努力让“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成为现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来自斯大林的要求如果属实，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有人说，邵力子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提出过计划生育问题了。
　　 有人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导致了中国的计划生育。
　　 还有人说，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是一个叫做王梵志的人。
　　 这些说法里面，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又都认可的事实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并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说马寅初是“中国的马尔萨斯”，是“新马尔萨斯主义”。马尔萨斯是什么人？他是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于十八世纪在《人口论》一书中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新人口论》中的思想大概就源于此，也提出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尤其主张要广泛宣传节制生育和晚婚的好处。如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不批判马寅初，不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并允许他随便宣传自己的人口理论（言论自由就应该首先表现在学术上的自由），全社会来个理论上的“优胜劣汰”，一些开化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新派人物和部分城市居民，或许会自己想办法节制生育，一些想做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也会自己安排晚婚、晚育。凭借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威信、威望和权威，提倡城里人生孩子不要超过两个，农村人生孩子不要超过三个，肯定会有很多人响应，再加上党、团员和国家干部带头节育，人口的增长速度肯定会大大放缓。这里说的是“提倡”节育，而不是强制节育、强制实行“一孩政策”、硬性对育龄男女又劁又骟，对抗拒者扒房、牵牛又罚款，对外逃者甚至跨省绑架结扎，强行堕胎。小说《蛙》写的虽然是高密县东北乡十几个村镇的事情，是一段中国“生育史”的横切面，并没有涉及到全国更多骇人听闻、让一些人家破人亡的例子，但人们仍然能从东北乡的“个别”中，窥见到全国的“一般”。因为小说里写的这些事情刚刚结束于昨天，谁人不知？写好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笔下所无的内容才是高手，才称得上是写作方面的大师。
　　 中国是世界上强制实行“一孩政策”的唯一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挥刀自宫的民族。还有发“准生证”问题，被人讥笑为中国“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印度也提倡计划生育，是以温和的方式提倡计划生育，提倡不要超过三个孩子，叫做“家庭计划”，国家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
　　 中国的计划生育是违背联合国有关生育的多个决议的。
　　 莫言小说《蛙》的忠于生活的史诗般的叙述，具有很高的传世价值。小说直视了中国这段涉及生育的历史，展示了传统的民族（甚至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心理与匪夷所思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冲撞，揭示了历史的荒谬以至荒诞和政治的虚伪，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深重思考，闪烁着对生命的人道关怀的光辉。莫言是合格的“（记录）历史的书记官”，证实了“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说法。这里引用的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两句话。莫言是作家中的英雄，他勇敢地涉及到这个很难把握好尺寸的十分敏感的题材，是一次文学创作上的冒险旅行，触及到了国人灵魂的最痛处。用莫言自己的话说，作家有权利书写个人、民族乃至社会的痛处；一个作家必须敢于面对社会热点和尖锐问题。
　　 被命运安排来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乡村女医生“姑姑”是整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整部小说的“纲”。提纲即能挈领，全部故事立了起来；纲举则目张，芸芸众生便在纲的牵扯下在读者面前活跃了起来。姑姑是党的好干部，工作中不循私情，向部队拍电报揭发身为军人的侄子（即“蝌蚪”）妻子计划外怀孕的事。姑姑同时又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医生，不辞辛苦救死扶伤，甚至为抢救患者不止一次地主动献血。她思想上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的支撑，感情上又有深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她是“送子娘娘”，把数千婴儿接到人间；同时又是民族自宫的操刀手，把数千婴儿送进了地狱，还剥夺了很多育龄男女再生育的权利。姑姑爱孩子，有天然的母性，但为了信仰她放弃了母性。姑姑是个悲剧性人物，珍惜和敬重生命，却不得不扼杀生命。她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勇往直前，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即不怕群众对她的伺机报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成果”的累积，传统文化心理在她的血液里发酵了，扩散了，晚年的她没有朋友，孤独寂寞，内心遭受着折磨和煎熬，无法自赎自己的灵魂，随时担心着遭受报应。姑姑本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的人物，却害怕青蛙，因为青蛙跟子宫里的婴儿太像了，青蛙的两条腿很像女人还有婴儿的两条腿，用姑姑自己的话说，“它们的大腿，跟女人的大腿一样”。用手触摸到青蛙的那种滑腻的感觉，简直跟做引产时触摸女人湿漉漉的大腿的感觉一样。
　　 作者在第四部第四节写千万只青蛙大军向姑姑袭击、纠缠、围堵的情节十分精彩（见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蛙》第221—223页，后面引文所标页码均指此版书）。从实际生活经验说，这一大段让姑姑恐怖的精彩文字绝对失真，小时候玩过青蛙的男性都可证明：青蛙不可能咬住姑姑的耳朵，不可能把她的黑色绸裙一条一条地撕去还能一口一口呑食下去，以致让她几乎赤身裸体。这全是作家的艺术夸张，目的在于表现姑姑害怕遭报应的心理，也是为了表达作者凡事都会有报应的思想。
　　 姑姑骨子里就有宿命思想，相信命运，相信报应。她在后面剧本的台词里说过：“基因是什么？基因就是命，就是命运。”（327页）
　　 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当然都得合乎生活逻辑，根据情节需要展现人物性格，但目的还是要表达作者的思想。如关于报应问题，作者就让姑姑在晚年说过这样的话：“这世界上，鬼神不一定有，但报应还是有的。”（324页）第五部的话剧剧本第二幕绿孩子大声喊叫着：讨债！讨债！（304页）也是表达“报应”这一思想的。
　　 下面，咱们就辑录几条小说中的描述和人物对话，来窥视一下作者要表达的复杂甚至很深刻的思想吧。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
　　 嫂子，你这些陈词滥调，就别给我啰嗦了。姑姑说，毛主席总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按：后面这两句话可能是对毛泽东所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改编、演绎）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58—59页）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50页）
　　 母亲道：党籍、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有人有世界，没有后人，即使你当的官再大，大到毛主席老大你老二，又有什么意思？（117页）
　　 姑姑冷冷地说：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
　　 这也太野蛮了！
　　 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这样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励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搞计划生育的人，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晚上走夜路被砸黑砖头，连五岁的小孩，都用锥子扎我的腿——姑姑一撩裤脚，露出腿肚子上一个紫色的疤痕——看到了吧？......我闯进了领导的房间。他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我一看，这不是杨林嘛！当了副省长，保养得细皮嫩肉。我气不打一处来，话像机关枪开火，嘟嘟嘟嘟。你们在上边下一个指示，我们在下面就要跑断腿。磨破嘴。你们要我们讲文明，讲政策，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不生孩子不知道X痛！你们自己下来试试。我们出力、卖命、挨骂、挨打，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发生一点事故，领导不但不为我们撑腰，反而站在那些刁民泼妇一边!你们寒了我们的心！（124—125页）
　　 姑姑从小狮子手中接过一个扩音喇叭，对着人群喊：王金山家的左邻右舍都听着！根据公社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特殊规定，王金山藏匿非法怀孕女儿，顽抗政府，辱骂工作人员，现决定推倒他家四邻的房屋，你们的所有损失，概由王金山家承担。（132页，按：这是对历史上的株连九族、连坐法的继承、发展和发扬）
　　 姑姑：这就是历史，......凡承认历史的，就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凡是否认历史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者！（303页）
　　 陈眉：戴着面纱，民女是个人；摘了面纱，民女就成鬼了。（337页，按：这里的“面纱”所指可能更宽泛得多）
　　 原猜想，后面的九幕话剧剧本可能是对前面几封信所写素材的综合概括，一看不是，而是对前面故事的续写或发展，或者说是对前面以叙述为主的信件做了个有效补充，写得非常具有戏剧性。作为剧本，很有可读性，一旦搬上舞台演出也一定很有可看性。尤其是第八幕（335－341页）的戏最精彩，假戏（拍电视戏剧片《高梦九》的现场）变成了真戏（精神失常的“民女”陈眉跑进大堂告状，索要儿子），扮演电视剧中旧县长一角儿的演员又真戏假演，在假演中巧妙处理了真戏中的官司纠纷。真是寓意深刻的妙极了的一场高潮戏。莫言先生好有才哟!
　　 这个九幕话剧即使在国内没有哪个剧团演出，估计国外会有人组织演出的。莫言或许估计到了这一点，便在台词中出了一个主意：在国外演出时“我会把人名全部换成外国人名”（343页）。这主意不错。
　　 忠实地记录历史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定有强大的生命力，传之久远，影响广大。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哗众取宠，市侩钻营，沽名钓誉，急功近利，一味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则生命必定短，转瞬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影响十分微小。
　　 当代中国处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转型时期，人们普遍期待政治改革的深入发展。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公众、作家和艺术家们都有权利利用自己喜欢而又擅长的形式进行政治表达，反思历史，促进社会的进步。有些人却用文革时期的政治标准对他们不喜欢的作品横加指责，甚至辱骂，简直是几个文化流氓，是对历史的反动。莫言的文学成就，当然并没有让他获得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批评的豁免权。但这些人，出于留恋和维护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红利”的目的，用无知对莫言等作家忠实记录历史的作品无限“上纲上线”，恨不得置这些作家于死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这简直是对文学和作家的意淫，是对文明的挑衅与挑战。好在莫言十分自信而又很宽容。他自信地认为，别人改变不了他的观点。他又很宽容地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必将证明，今天的莫言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当之无愧。
　　
　　 写于二0一七年四月
　　
　　
　　
　　
　　 文章作者简介：老榆树,本名于文奎，笔名于是乎，男，山东籍，一九三九年出生，上过五年学，当过三年兵，转业后先当工人，后做职员，最后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发表过一两篇论文、两三篇散文、二十来篇诗歌赏析文章，与人合作出版过小册子。二0一三年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选有六部中、长篇小说的小说集《牛耕田三部曲》（上、下册）；二0一五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诗文集《我的世界观》（上、下册）；二0一六年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类著作《荀子老子今译和个性文稿》（上、下册）；二0一七年出版小说第二集《六叔甘鸣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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