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七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男孩子，很少有没进过录像厅的。录像厅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鼎盛在九十年代初，衰落于九十年代末，两千年以降，逐渐消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互联网还不发达的年代，它或明或暗地对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的几代人的青春进行了一场性的启蒙。
　　 我第一次走进录像厅应该是在一九九八年。那年夏天我刚从尹庄镇第一初级中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不佳，没有选择读高中，而是当了一只提线木偶，完全听大舅与父亲的安排，离开灵宝，到郑州去读一所由二舅提前联系好了的中专——河南省电影电视学校。那年我才十四五岁，对未来毫无规划，也不知道在学校里学的那些摄影、摄像方面的知识是干什么用的。而在课堂上，老师们多数是照本宣科地讲一些枯燥抽象的理论知识。那些知识完全超出了当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我的理解能力。时间长了，我就产生了厌学情绪，终于，沦为和那个学校大多数的学生一样的行尸走肉，开始混日子。
　　 成了混子以后我时常感到空虚，和我同样空虚的还有我的室友们。好像是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比我年长四五岁的室友王宇见我在寝室里待着无聊，就约我一起出去走走。我们一起在学校外边的政四街附近逛了逛，还是无法排解心里的空虚。这时，王宇提出带我去录像厅看动作片。我当时以为他说的动作片指的是在电影频道上看过的类似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方世玉》那样的武打片呢！于是就欣然应允，跟着他去了不远处一个叫聂庄的城中村，花了三元钱，进了一家名叫“金彪”的录像厅。
　　 一掀开观影大厅的门帘，就有一股混杂着香烟、脚臭、汗臭的怪味扑鼻而来。借着墙壁上投影的亮光，我跟着王宇坐在第一排靠右手的沙发上。刚进去的时候，老板播放的是香港枪战片，播完这部片子，已经是凌晨十二点了，老板打开日光灯，开始检票。灯光下，我看到十几排沙发都挤满了民工模样的人，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男的，也有几个女的，都是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剪完票，老板到外边把铁门一上锁，然后又关了灯。这时，王宇悄声对我说，动作片马上就要开始了。我说，刚才那个枪战的不就属于动作片吗？王宇问，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说实话，当时我是真不懂！就在那晚王宇问完那句话不一会儿，大屏幕上就出现了我之前从未见过的画面——男女交配。第一次见到那画面，我起了很强的生理反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自从那晚过后，我开始空前地想要女人。那本不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该想的事情。然而，由于误入录像厅，我开始情不自禁地想了，而且想得相当强烈。还好，因为我胆子小，到底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但同样也是因为胆子小，在最应该发奋读书的那将近十年时间里，我就像一个体内不断分泌荷尔蒙的性瘾患者，遭受着性饥渴的折磨，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性体验为止。
　　 相信那年月像我一样在录像厅里完成性启蒙的少年儿童不在少数。说到底，那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性教育。那种自发的粗浅的教育方式也是那个谈性尚且色变的年代所特有的。以我的经验，对性的教育就像炒菜一样，要注意火候，过早熄火怕菜不熟，过迟熄火又怕菜被炒糊。而性教育，接触过早怕心性不成熟的孩子难以克制，接触过晚又白忍受些无谓的煎熬，完全没必要。
　　 我个人的观点，关于性生活，古人的安排是科学合理的。他们基本上是十六岁结婚，按《黄帝内经》的说法，这个年龄，无论男女，都已发育成熟，此时过夫妻生活，不早不晚，火候正好。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因为刚刚发育成熟，男女双方都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处子之身留给对方，又不用白白多忍受些精神和肉体上的煎熬。哪像现在一些大龄未婚的男女青年，处子之身多半早已经被一个过客拿去，却还是孑然一身，每当夜深人静，就开始辗转反侧，被肉体和精神的寂寞空虚折磨得死去活来。这怨谁呢？当然，个人要承担责任，但是，那只是小巫，社会环境才是大巫。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既然找出了病根，那么就定要开药方——一、禁止用B超察看婴儿性别，违者判刑两年；二，过了适婚年龄不结婚的人，不论男女，立马判刑三年。
　　 重症需用猛药！在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的今日中国，安排好每个国人的性生活，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