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象一条毛毛虫一样无声无息地跟在父亲的队伍后面。父亲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褂，下身是一条宽松的黄色军裤。风吹雨打，褪了色，在裤裆处被烟火烧了一个小洞。早晨的阳光似乎被露水沾涟，也稀软得抬不起硬不起。草叶上还有白霜，在阳光到达之前，整个田坂是白茫茫的死寂一片，只有父亲的队伍在这死寂中偶而弄出一点踏踏土碎的声音。父亲背着一杆三八步枪，明晃的刺刀在阳光下有点刺眼。那是全队中唯一的真家伙，枪膛里有子弹。闪耀的还有那红毛长枪，红色长矛在微风中象一个个火把盛开。
　　 队伍就这样流水一般前进。八、九点的时候，又有一样的队伍一样的长枪火把在大道上出现，在山道上终于汇成一流蜿蜒的长蛇阵一样的队伍。父亲紧跑了几步，前面一个一身绿衣军人正在队伍前列。父亲又紧跑了几步。那绿色军人望着我父亲，伸出了手，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我父亲显然没听懂或只能大致揣摩出领导首长的指示。
　　 报告，我们把全社所有的牛鬼蛇神坏分子全部押到，请首长指示！那首长笑了。他笑了显然并不是对我父亲的报告肯定的意思，可能是我父亲报告时那敬礼的样子似是而非，抑或是父亲敬礼时腰身一挺大腿处那个被烟火烧出的洞，让首长感觉到一个乡村民兵连长的憨实可爱。
　　 父亲风华正茂，我相信他有理由让一个年逾三十的女人不自觉地喜欢他。首长又伸长那双对女人来说略显粗糙的手，拍了拍父亲的肩：老付，不错。依旧是生硬的北方音。但我相信这四个字，父亲一定听得明白，听得清淅。我也听出了父亲的笑声。
　　 这只队伍总共二十三人，包括一只毛毛虫。毛毛虫紧跟在父亲的队后，糸一条用红布裁成的红领巾。在昨天夜里，我缠着父亲让我摸了他那杆三八步枪，又拧下剌刀试了一下锋利。那时我已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我的老师身体不好，我们几个小孩基本上是学校和村里两边打铃铛。没老师时，我就象一只流浪的狗一样，在村前屋后游动。青壮年都上坝修水库去了，我祖母祖父辈都没等到瞧我一面，就匆匆去另一边相聚去了。我母亲也去上坝了，比我大的哥姐也都有自己的事忙着，我也就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流流浪浪。也可能是村里有一个人在水库里溺水的原因，母亲看到了危险和不测。明天跟我去上水库。父亲说。
　　 我有好几天没看到母亲了，上水库能看到母亲，这是一个诱惑。还有一个诱惑是上了水库能吃到一块大铁锅煮饭留下的锅巴。这锅巴我已经吃到过一次，那是修我村水库时，王家人在我家搭锅做饭。锅巴的记忆对现在人来说，几乎是一种天荒夜谭，但对我来说，又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刻骨铭心。
　　 在这支蜿蜓流动的队伍里有三个文化人，一个是付旦初先生，另一个付作相先生，还有一个和我父亲同辈的付德旺老人。他们三个在村里是属于名流。德旺老人和作相老人同一个私塾先生。那时先生授课总是让学生先把课本背熟。村里至今还有德旺老人的子曰故事，他老人家被叫到背《论语》时，总是子曰子曰就难有下文，后来老先生就给他取了字，德旺字子曰。子曰先生背书不行，但后来有一本领，择时打卦，村里谁家丢狗丢猫或碰上物事不畅就来问他，打个卦择个吉时顺地，倒也风生水起，周雷罗沈村庄的人也常来求他。作相老人的字诗都佳，我大学毕业后也在其后辈中常见其笔墨。不过三个文化人中最让人嗟叹的是另一个老人。
　　 付旦初先生兄弟三个。两兄弟都牛高马大，一个在景市谋生，一个在乡间求存。旦初则个子小，解放前，家境丰实，祖业在星子，听我父亲讲，我爷爷年轻时帮他家在星子的油铺里管帐，有油铺和木行。方园几十里算是大户，大户到了红色政权时代大多数都倒了运，一个个都成了落汤的鸡。但那时却是风光得不行，惊动了鄱湖道上的一伙强盗。在一个深夜，一条渔船到了雷家桥。两把驳壳和十三、四把明晃晃的弯刀围了棋盘厅。戴着瓜皮帽的地主小崽子一样的少年被连夜劫到了鄱阳湖的一个小岛上。许多年后，我摸着父亲的步枪就一直在想这个故事，枪在夜里闪亮，枪在夜里给我壮胆给我力量，枪也给我恐惧，总担心那夜的枪一旦走火，会撕开一道血缝。
　　 撕开的血缝是在下午。水库上人山人海，高音嗽叭声嘶不倦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水库坝上每隔几步就耸立一面艳如桃色的旗帜，指挥部是用松树及枝桠搭建的，进门两条长幅。我被父亲临时托付给一位中年妇女，那女的面色桃红，让我想，如果我有奶奶，那一定是她模样，我也一定会在她身上撒过娇，或泡过尿。她也一定叫我小心肝，或拧我脸蛋或拧我屁股。
　　 那个桃色一样的女子也真的拧了我一下，不是脸帮子也不是屁股，而是我的耳杂，我眼泪一下委屈得象潘湖里的水翻了出来。哇，还真哭了，她又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我想起了那个不存在的奶奶，我说。奶奶你手力大弄疼了我耳杂。她笑：谁让你叫我奶奶。说话时拉住了我的手，将一把蚕豆放到我手里，那滚实的蚕豆让委屈一下烟消云散。如果有蚕豆作代价，我愿她再拧我耳杂。因为，从昨天到现在我还没吃饭，我一直在等待午饭，我在期盼那一小块大铁锅煮饭留下的锅巴。
　　 水库坝上的人川流不息，从山体上挖土抬土又运石到高坝上，有用土筐抬的，多半是高年级的学生，成年人都是挑一担。父亲背着枪在高处，他带来的那支队伍早分散到各个角落，只有几个标了名字戴了牌子的反坏右分子，在不远处集中抬着一个粗壮的木桩不停地举起又落下，砸实刚落下的泡土。他们很卖劲，妩媚的阳光照得他们那笨手笨脚，他们都曾是一些不勤五谷的地主富农少爷，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娇生惯养的。他们的天空曾经是那样的多姿多彩，许许多多人劳累一辈子辛苦一生，都是为了他们做了牛马。现在世道翻了过来，曰子也翻了过来。他们颤抖着时不时地对走过来的任何一个人露出卑微的谄媚的笑，也是无奈的笑。
　　 一个背着枪的人走到我父亲跟前，跟我父亲低声说了几句。我父亲说：怎么会这样？那人说：有人到革委会报告，昨天他还唱了黄色歌，唱了反革命歌。我父亲没做声，对着下面土岸下一拔人吼了句：找死呵！那拔人没声息。我父亲又吼了句：老四，你找死呵！过了一阵，一个穿兰布褂的人赤脚快步上来：连长，吼我呵？父亲说：你去叫他到指挥部。父亲踢了脚下一个土坷垃，喃了句，狗曰的。
　　 老四的兰布上衣在坝上快速闪动，他脚上穿了一双红布鞋，这红头布鞋象一团火，在夜色里闪动，这是许多年后我一个恶梦。四眼叔就是因一只红头布鞋在水库里丢了命，老四是装爆工，放好炸药点燃引火，大家远避危险。跑着跑着，突然罗老四记起了红布鞋还在爆破区，他怕土石砸了伤了那双红布鞋。
　　 三个嘿哧嘿哧举桩又放桩的人目噔口呆，望着老四，那双红布头鞋似乎也在嘲弄他们的样子，老四说，没听清，叫你去指挥部。老四指了指付旦初。当付旦初三个字从老四口里出来时，其它两个人一下软在地上，付旦初也是软在地上，象一滩泥水一样淌地上。
　　 今天整个水库都很亢奋，早几天前就流动着一个叫人心跳叫人激奋的消息，要斗一批，要枪毙一批。这消息让人睡不着觉。这天水库里人都似乎都在等待期待什么发生似的。一块呼啸的铁穿过肉体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样？也许很多人在想，在期待能够看到。
　　 我一直沒见到枪毙人的情景，但我知道，一小块弹丸穿过肉体那种欢快的呼啸。父亲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射手，我曾在父亲的连队里呆过一整天。父亲和他的民乒连在罗家山涧里打靶，我蹲在他的身边。听子弹欢快地从枪口青烟中窜出，又欢快痛苦地穿过靶儿奔向山体。我捡了一大堆铜弹壳，和我的兄妹们又在那裸露的山体弹孔里挖出一只又一只弹头，将弹头重又插进弹壳里。我臆想，有一天，我也有一杆枪，让子弹飞，让子弹欢快地飞。
　　 子弹欢快地奔向一只飞翔的鸟的胸膛。在百步之外，我曾经目视过我父亲在山岗边手起枪落鸟坠下。后来我想，幼年时，我恋依父亲，多半是因为父亲那杆威风凛凛的枪，我已偷偷地能将一杆步枪拆得四零八落，也能将枪装好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我对枪毙的概念是没一点期许的，整个上午我在等待一个锅巴，一个香噴喷的叫锅巴的中午午饭。
　　 从指挥部进进出出的人很多，没人注意到我小肚子的饥饿。那一小撮蚕豆早就被消耗得成一泡尿，撒在一个不知名的树丛里了。终于我对那个桃红奶奶问了中饭的事，她一愣，但又露出一丝为难的样子。原来水库上所有的饭食都是各村按上坝劳动的人数分配的，毫无疑问，我不是劳动者，那今天中午的饭食是否美好与我无关，那一块锅巴也与我无缘。桃红奶奶叫来我父亲，我看到了父亲一脸涨红，他带我上水库也许根本就没想到我一天的饭食如何落脚。桃红奶奶笑了笑，看了看我脖子上那条红三角巾，革命的红小兵战士，你来支援革命水利建设，中午晚饭就在付家山小队。我一个七岁的小孩支援水利建设，倒不如明说我去蹭饭蹭那锅巴。这是许多年后我才明白的事理。
　　 我母亲曾给我讲过一酸楚的故事，故事是可有可无的，你可以当它没发生。但我听这个故事现在又重述这个故事时，却是颤颤的，灵魂在告诉我，饥饿的时代虽已万里，但饥饿的痛却永在那一代内心深处。我兄长两岁的模样，作为一个大家的长孙，加上我奶奶二十几岁就守寡，终于给大儿子成家，终于又有了大孙子，这老人的心里无疑有了一点暖。对长孙的疼是我无法用语言文字来替她诉说的。我兄长三四岁时，父母都上水利，家里就我奶奶带着他。那时一夜之间所有家庭灶台都消失了，全在公家定点定时吃饭，我兄长年小不懂定点定时的意义，该吃饭时不吃，不该吃饭时又嚷又吵要吃。我奶奶在吃饭时总偷偷藏一小碗饭在火桶里带回家，一次两次也混过了，笫三次被发现了，那一小碗饭被搜了出来，后来的事我不想叙述，我无法重述一个老人的痛疤。
　　 我屁颠屁颠带着对一个锅巴的向往，在父亲的牵引下找到了付家山革命支队，父亲显然有点不好意思，跟队长说，陆主任安排小红兵参加水利革命建设，饭食在付家山支队安排。我屁颠屁颠地将一块块拳头大的泥石捧进叔叔大伯们的筐里，我听到一个年老的长者说，连长的儿子蹭饭来了。另一长者说，怪可怜的，小手搬冷泥。我双手抬起一块石头，回了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看到我母亲，正艰难地挑着满满的一担沙土努力上爬。整个上午母亲的土筐里堆的土石比男人的土筐都满。也许她知道她儿子的弱小在这水库坝上是不配享有一顿由公家统一发配的饭食的。
　　 终于到吃饭时了，因为要开现场会，各支队的饭食都抬到了工地上。母亲对支队的伙食管理员说：我儿子吃我一份，中午我不饿。那个管理员看着我母亲又看看大家，摸了摸我的头说：哪能呐，我给他准备了锅巴。大家都没做声，只有我嗅到锅巴的香味，那锅巴下层金子一般的黄色，上层珍珠一般的洁白。一段时间我读到金黄读到洁白的时候，我就想到大铁锅下那层锅巴。
　　 中饭刚用完，又听到嗽叭响。各队到大坝顶上集中，开现场会。整个下午都没见到我父亲，因为知道要斗反革命，所以大家很兴奋，几个穿绿军装的军人早将今天要挨批斗的人押在指挥部前临时用树板搭起的台上。人越聚越多，密密麻麻，人群中不断有消息传递，有一个人怕挨斗，就在吃中饭时用石头砸破了自己脑袋。有人怕批斗在指挥部用裤腰带上吊，都幸亏发现得早，没让阶级敌人阴谋得逞，想死也不准他们死得那么轻松自在。我在人群中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死还有轻松自在和不轻松自在的两种，用石头砸自已脑袋和用绳在脖子上套的死法，他们认为轻松自在，哪不轻松自在的死法又是什么样子呢？
　　 母亲牵着我的手，不停地问我，看见你父亲么？我如一只快乐的小鱼一样在人流里游动。我也在寻找我父亲，我想起了一件事。我想还给我父亲，我知道他现在急着要用这东西完成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而我的母亲正与我相反，她也在寻找我父亲，她想阻止他，想让他脱离一场原罪，想让我的家族保持洁白，想让他的儿子脱离血污，她想让她丈夫脱离剑子手。因为人群中传递消息，说今天持枪的是我父亲。
　　 她整个下午沒找到她丈夫，我也没找到我父亲。我被人流牵引到台前，几个坏分子反革命都死灰一样跪在台前，还有一个女的，据说是作风不好，胸前挂着晃悠着一双破鞋。我不明白意义，问母亲，母亲骂了我一句，不关小孩事。
　　 大会开始了，高音嗽叭里换成了高昂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致词。一群人上前将那排男的推推搡搡地一阵，一个后生从腰下抽出一条皮带，将一个年老的但脸色不怎么灰暗的反革命狠抽了一顿。大家表情木然，只有当桃红脸奶奶出场时，整个会场轰动起来了。整个下午也让人沸腾，血液沸腾。
　　 那个挂着晃着鞋的女人被押到正中，两个壮年男子上前一人抽了那女的一巴掌。许多年后，我一直在想没有那男人的两巴掌，那脸该是一张让人心脉跳动的桃花脸。那桃花脸比桃花奶奶的脸更桃花更好看、更妩媚，这张脸一定让多少男人摸过、啃过、心动过。只是被这两巴掌下去，这脸丑了，这脸扭曲了，许多人说这女人脸被打红后更美、更让人心生向往或心痛。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张脸扭曲了，接下来扭得更曲更丑。两个男人剥去了这女人的上衣，两只雪白的小兔子跑进了阳光里，那丰腴的小白兔似乎也怕那扭曲的丑，不停地颤不停地抖，抖得男人失魂失色，抖得日月无光。给我蚕豆的桃花奶奶将一只活猫塞进了那两只小白兔的主人的下身。
　　 我母亲脸色惨白，握紧了我的手，不！紧紧地抓紧了我的手，好象那女子的痛也痛到了她身上。母亲轻了句，倒不如死了自在轻松。我此时才明白还有一种不自在不轻松的死。
　　 那天枪毙人的事没进行，那天传说中要毙的是我一个爷爷，那天传说中的持枪执法者也确实是我父亲。这个世界充满诡异也充满温情，我母亲担心我父亲成为杀死我爷爷的凶手。我则在前天夜里拆装我父亲的长枪时鬼差神通将撞针忘了装上。父亲在接到命令时检查工具，发现少了部件，便中饭也没吃，往家赶找枪针。在途中正遇到了从县赶来传达更高指示的人，比水利建设指挥部更具权威的指示是，要带我付旦初爷爷去县革委写字。
　　 真是天意。有时我想，天意也好，天意里总悯悯之中有天道。生命总是无奈，总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拨弄或戏弄，那个我被父亲带去搬土的繁荣水库，我几次爬上坝，又想起那个女子的声音，流沙，流沙。在上个世纪一场大雨将那水库冲溃了口，流沙淹了几个村庄。流沙在村庄留下了红色的汀泥，象道道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