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美貌，如同男人的智慧，对其拥有者来说通常都是致命的。
　　 —— 切斯特菲尔德
　　
　　 女人如花，花儿是美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罗娟英貌美如花，趋之者若鹜。
　　 第一个将女性比作花儿的人是天才，写小说的人差不多都是天才。《校花》作者不啻天才，大抵天才。
　　 天才者，即是说人的才气、才情、才具与生俱来，与人的后天努力无关，至少与我们的学校教育无关，与学习无关，特别是文学。作家天才，不骄矜、不夸饰、不浮艳，素面朝天，以璞示人，其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毫无雕琢的美，即原生美、质朴美、纯粹美，一种别样的美，凤凰涅槃的美，美得让你每每心惊肉跳，不寒而栗……徐伟成先生小说《校花》为读者展示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美。
　　 一、鲜活的人物形象塑造
　　 小说男主人公“我”即徐伟成即作者，作者直言不讳当仁不让一不做二不休率性直接介入小说作品故事，此与鲁迅先生《狂人日记》等以第一人称表现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似乎毋庸置疑的小说故事情节人物的真实性。此姑且不论。《校花》中的“我”既是小说故事的讲述者又是当事人，其精采表演令人不胜唏嘘、抚案击节。这是一个浑身痞性，不乏野性，不失正直、正气、正义尚葆有良好人性品格的小混混儿形象，一个堪称典型的经过十年动乱被贻害的一代青年形象。女主人公罗娟英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她好刺激，寻出名，她与徐伟成之间的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爱情、与张东旗的所谓爱情、与大她十几岁的电视台摄影记者的婚姻、与经常去高档娱乐场所的西藏小贵族不正经太放荡男人的婚姻，无不沾染着十分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时代社会色彩，饱含人生悲怆和世事沧桑。男女主人公及其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小伙伴们则各具嘴脸，性格各异，情趣各异，每个人都是一部读不完的书。诸如孙有炳当初的狡猾和不义、魏生京的怪癖、张东旗的被精神病、杨英的放荡、钱君英的温情和慷慨、英兰的孤独与不幸等等。在人生的舞台上，这伙佬儿活动频繁，无所事事又煞有介事，早出晚归，花样迭出，一刻也不曾消停。大家无所顾忌，不计后果，敢闯敢干，乖戾、愚顽、无操守、没底线，他们无疑为信仰缺失、理想迷茫、价值观念模糊的一群。特别是我们的男主人公，其灵魂空虚、思想颓废、作风堕落，乃至沦为一个赤裸裸的单纯用来表示生命存在的性符号。他们虽不像邻家小妹、巷里男孩茶余饭后不期而遇见惯不惊抬头相视莞尔，但也不为绝无仅有，而是在现实社会生活和网络新闻传媒中屡有所见，且十分令人瞩目。这是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典型，与人际日常所见一样活色生鲜。小说人物形象蠢蠢然、慭慭然，神情毕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二、欢快的故事情节描写
　　 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读《校花》，你不能不为作者宛转斫轮精采独到的情节描写而惊叹，更为其轻捷明快的情节描写节奏而不胜唏嘘，拍案称绝。小说先声夺人，开篇通过简介故事情节设置悬念，吊足读者胃口——此庶几不是作者有意为之，而是故事情节叙述逻辑本来使然——接下来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悬崖飞瀑欢快跳跃奔腾呼啸而下，一路高歌，一泻千里。全文二十二章，数十上百节次，人物众多，事件纷繁，作者一一道来，怡然自得，兴高采烈，如数家珍。正文第一章第1节紧承前文简介（应该是前言、写在前面、序、序言、绪言、引子、楔子等）出狱回来进入正题首先想到的是与罗娟英有染，因为这是他有生为之拼搏且念念不忘、娱乐至死的有趣故事，快意情节。接下去则一发而不可收抑，紧紧围绕与罗娟英、杨英、钱君英、英兰群英展开故事。小说没有一线贯穿到底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无非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日常生活琐事，其间无论捉鱼、约会、过生日、赶集、走亲戚，也或约架斗殴、抢劫、杀驴、赶庙会、进厂、入伍、讨饭、出国……也不管是主人公独往独来或大家三三俩俩或成群结队联袂行动，无不兴冲冲、喜颠颠、乐滋滋，满腔热情，志在必得，心有雄兵。即便出师不利，横生意外，大伙儿一样视若等闲，泰然处之，旋重整旗鼓，以待再战。小说故事情节有声有色，有板有眼，环环相扣，环佩叮当，一气呵成；读者一睹为快，兴致盎然，如聆天籁，不觉自醉，无法释卷。作品中人物、故事堪称悲剧，环境可谓艰窘，其间诸多挫折、磨难、纠结、困厄，但文中字里行间你看不到一滴泪，听不出一声苦，瞧不见一丁点儿愁，有的是困兽犹斗，风云叱咤，披荆斩棘，信心满满。我们的主人公精力充沛，意志决绝，遇山劈山，临河搭桥，一往直前，永远的快乐行者模样。比如，作品开篇写我为了罗娟英打架被判10年减刑两年出狱坐上西宁到北京的列车时的情景描写，优哉游哉，仿佛在述说着别人的故事；比如在和弹簧锁等人赤手空拳一对七、与独占花魁第一候选人鸡崽角斗时的场面描写，让人捧腹；比如小说末尾关于曾经与自己有过一夜情和性虐待的英兰之死于火车道上香消玉殒时的蓝天红裙在微风中飘扬境况描写，似乎在欣赏一出精采的艺术表演、一幅令人沉迷的画；比如作品中时不时的性描写特别是性心理细节描写，那更是为主人公所喜形于色，津津乐道。其如醉如痴、梦绕魂牵之态，其妙不可言、乐不可支之状，直令读者于不胜忍俊之余顿感无尽悲凉，殊心生惕然、凛然。
　　 三、典型的环境定位设置
　　 典型环境是小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只是人物活动舞台、故事发生的场所，而且是一定时代的社会观念、风貌、习俗及人与人间关系的艺术呈现。作者通过典型的环境定位设置，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揭示产生典型性格的社会基础，体现出典型性格的社会意义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颇值得称道。1983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没几年，在这一年度的严打司法风暴中影响全国的著名案犯高干子弟陈小蒙、胡晓阳伏法，猥亵妇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流氓罪治安打击威震海内，其间一件又一件涉案犯罪事实的种种表现不失为十年动乱的遗毒与滥觞，徐伟成作为文化大革命空前浩劫下的一名可悲殉葬与牺牲，其悲剧意义十分深刻。徐氏被判刑十年减刑两年后出狱，此适值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如所周知的时代背景，与作家小说中屡屡撞进读者视野的符号性环境背景氛围渲染、交待与暗示，前后照应，一脉相承，十分令人震惊。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中生活，特定的典型环境产生特定的典型性格。主人公蓬勃的激情、昂扬亢奋的原始的冲动、赤裸裸的性，在这里被赋予一种极为强烈的象征意味、寓言意味，体现出一代青年对于自己所置身的时代社会的执著理性诉求——反思文革灵魂救赎诉求，精神诉求，文化文明诉求。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就是国家，就是社会。（1）最后，小说人物各自有了一定的归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失去的青春却永不会再回来。小说结局徐伟成铛锒入狱（当然后出狱）、张东旗流浪、英兰卧轨、罗娟英将出家，诚然钱君英、杨英、霍国强、孙有炳、魏生京等都寻得了一爿属于自己的人生立足之地，但除了钱君英似乎还流露出生之省觉和事业上的小有成功，其余尚不见有谁再有所像样的作为，大多表现为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地活着，这种悲剧式的小说人物故事包含着太多的时代社会生活内容，发人感喟。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作者对此采取恣意调侃、谐虐、揶揄、黑色描写手段，大胆揭露和披示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不可思议、不合理、不文明以至堪称腌臜、龌龊和丑的生活现象，大有痞子文学、玩文学之嫌涉。黑格尔称，存在的总是合理的。痞子文学、玩文学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它存在的合理性。曾几何时，十年文革将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丧失殆尽，将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憧憬葬送殆尽，代之以起的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产生严重偏差与倾斜，很多时候，人们只剩下了物质的利和生理上的原始的本能的性，只剩下了贪婪、攫取和掠夺，诚信成为稀有，正义成为奢侈，没有什么可以信赖，没什么可供追求，不去玩儿还干什么，其痞子和痞子文学、玩文学的产生与出现难道还应该引为奇怪么？毕竟，痞子是一种丑，痞子文学骨子里乃一种“丑”的艺术。20世纪德国著名美学家阿多诺的美学原理认为：肯定艺术表现“丑”的初衷并不是要排斥美，而是要拯救美于僵化与虚假的和谐，用丑来揭示异化人生，丰富人的审美情感。“丑”艺术是具有独特意义和独特审美价值的丑，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认识自我，感受自身的丑陋元素，从而更好地改变自己，而不是变得麻木、低俗以致病态，从而更好地建设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这个意义上说，“丑”艺术是一种特别的艺术美
　　 （3）美与丑总是相对而言的。凡事物皆两重性，相反相成，相生相克，即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一分为二。就文学创作而言，有现实主义文学就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浪漫主义文学；有现代派，就有后现代派；有玩文学、痞子文学和反小说，就有正文学、实验文学与先锋派文学。小说不在于你写了什么，而在于你怎么写，为什么写。这是考量一个作家创作的客观尺度。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中长篇小说囊括着缤纷繁复、广袤深邃的时代社会生活内容，且每每出采。作家创作一点儿也不去顾忌传统文学概念中的所谓凤头、猪肚、豹尾处心积虑谋篇布局遣词派句咬文嚼字等等劳什子，甚至置通常的行文规范修辞逻辑乃至标点符号于不顾（此容笔者另文申述），一古脑儿地渲泄出自己的痛快淋漓来，天马行空，作云弄雨，恣意而为，率性、原始、本色，其朴实达雅，真知灼见，其天才与智慧，着实令人刮目。
　　 走马观花，未遑细读，更笔力不逮，谨此倘可得大作真昧之一二，足矣。
　　
　　
　　 注：（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2）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3）参见迟洪燕《丑的“艺术”与“丑”艺术的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