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8月，26岁的我辞去了村主任职务，毅然背上简单的行囊只身南下深圳。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尽管我怀揣一纸大学文凭，但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依然找不到一份哪怕普工之类的工作。
　　 天无绝人之路，在我弹尽粮绝，露宿过两天之后，我在深圳坪山广场遇到了邻村的熟人阿忠。
　　 见我狼狈的模样，阿忠感到无比惊讶。他说：“我们的村主任大人呀，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呢？”我一脸苦笑：“你们每次写信回家都从来没有留过详细地址，我哪里去弄你们的地址呢？”
　　 阿忠把我带到他们位于横岭塘的出租屋。那是一套三房一厅的房间，屋里住四个人，除了阿忠，还有邻村的阿华和阿飞以及阿忠的女友阿燕。除了阿燕，剩下的几个人我在家就认识，虽然他们都要比我小好几岁，但做过三年村主任的我对本村及邻近几个村的年轻人都是比较熟悉的。
　　 阿忠他们对我都很客气，安慰我说：“你就先在这里住下吧，休息几天后再安心去找工作。”事到如此我也只好这样了。
　　 住了几天，我心中就有了疑问：阿忠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出租屋里，只是每天清晨五六点就听到有人起床的响动，等我七点钟起床时他们又都待在屋里。更觉得奇怪的是，往往他们的BB机一响，跑下楼去回了电话之后，要么是一个人，要么两个或三个一起一番打扮后就匆匆出门了。阿忠的女友也通常是白天睡觉晚上再偶尔出去一会。
　　 我问过阿忠，问他们究竟做的什么工作。阿忠诡异地一笑，说：“反正好赚钱的我们才做。”顿了顿，阿忠说：“主任大人，要么你也跟着我们干算了。”我心怦然一动，说好啊。但仔细看阿忠的表情，他分明是信口开河，根本就没有让我跟他们干的意思。从他们的种种迹象判断，他们从事的一定不会是什么光彩的行当。
　　 后来阿忠告诉我，他们是在酒店陪别人喝酒的。但我还是不太相信，阿忠那点酒量我又不是不知道，更何况在他们这里住了半个多月，我从来就没有见他们醉过酒，有几次他们回来时确实有点酒气，但那也只能说明他们喝过酒。不管怎么判断，他们都不像是专职陪别人喝酒的人。
　　 我照例每天往人才市场跑，往工业区跑，任何哪怕贴在路边电线杆上的巴掌大的招聘广告也会让我欣喜半天，但每次都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为不是这个厂说不招男工，就是那个厂要你先交一百甚至两百块的押金。要先交押金的厂我是不会进的，一来我确实没有钱，二来我也知道那些厂大多是骗人押金的皮包公司。进不了厂，我就只得厚着脸皮住在阿忠那里。好在阿忠他们都没说过我半句嫌话，除了供我吃住，还偶尔给我几十块钱零花，只是我自己觉得日子过得太窝囊。
　　 那天阿忠下去回复了一个电话上来，就对着阿飞和阿华的耳朵嘀咕了好一会。当时我坐在客厅看电视，我眼角的余光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遇到了一点难题。
　　 正当我感到有点疑惑的时候，阿忠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苟兄，上次你不是说想跟着我们干吗？今天我们正缺个人手，你若愿意就跟我们一起去吧，到时我们不会亏待你的。”我问：“去干嘛呢，我能行吗？”阿忠高兴地说：“真的是去陪酒，苟兄你行，绝对行！”我犹豫了一下，想想也总不能整天待在别人这里白吃白住，既然阿忠都说我行，那就去试试也好。
　　 阿忠要我换上了他的白衬衫和那套浅蓝色西服。我换衣时，阿忠几个人一直围着我端详，并一个劲夸我风流倜傥。我朝镜子前一站，果然还真有几分帅气，与他们几个奶油小生相比，26岁的我更多了一份成稳和洒脱。
　　 当我跟着阿忠他们急急赶到那家酒店位于四楼的包厢时，包厢里已经坐着四个等候着的客人。只不过令我奇怪的是全是四十岁左右的女客人。见到我，她们都一愣，尔后便相互点了点头。她们神秘的表情加剧了我的恐慌。阿忠赶紧向他们介绍说：“这是阿苟，刚从老家出来的。”说完，阿忠把我推向其中的一个女人，说：“这是红姐，你今天要陪红姐玩个开心哦。”
　　 我惶恐不安地坐下去，礼貌地朝那个叫红姐的女人微笑着点点头。我悄悄地扫视了一下阿忠他们，发觉他们早已与那几个女人黏在了一起。我猛然全身颤栗，感觉心几乎就要蹦出胸膛。
　　 “陪我喝一杯怎样？”那个叫红姐的胖女人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我挪了挪身子，避开她的手，赶紧举起酒杯。
　　 见我如此紧张，胖女人禁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笑罢，她再次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胳膊上，问：“你是不是怕我吃了你？”我语无伦次地说：“没有，没有。”“那就好。”胖女人显得特别亢奋。她顺势把我往她身边拽了拽，然后欢喜地与我碰杯。
　　 我喝了一口，酒是好喝，但我没胆多喝。
　　 朝胖女人尴尬地点了一下头之后，我把杯放回了桌上。
　　 胖女人也把酒杯放回桌上，回头问我想陪她聊点什么。我赶紧说：“你想聊什么我就陪你聊什么好了。”胖女人莞尔一笑，还不容我反应过来，就猛地抓住我的手，用力往她身上扯，我的双手触电般地碰到了她柔软的身子。
　　 这怎么行！理智清醒地告诉我必须果断阻止这一切。
　　 “红姐，你不能这样！”本能地后退了几步，机智地避开了她的咸猪手。
　　 “有什么不行的？”那个叫红姐的紧逼过来，顺势一把拦腰抱住了我，嘴也一个劲直往我脸上啃。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尴尬。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大脑在短暂的短路之后，我果敢地用力推开她身子。
　　 “对不起，你看错人了。我不能陪你干这些事。”我一字一句地冲着那个女人说，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跑出了包厢房，把那个目瞪口呆的胖女人独自留在了那里。
　　 阿忠他们是铁青着脸回到租房的。
　　 一进屋，还不容我申辩，阿忠就冲着我一顿抢白：“苟兄，你知道你今天在干什么吗？你知道你的行为对我们有多大影响吗？我的苟兄，你是在砸我们几个兄弟的饭碗啊！”
　　 我无言以对，更不敢迎视阿忠他们的目光，只知道沮丧地埋着头，独自坐在租房角落里发呆。
　　 第二天，我就毅然离开深圳。
　　 辗转数地后，我来到了东莞。虽然直到了三个月后才进了一家台资厂做了名普工，但我没有后悔自己当时的选择。
　　 从此，我再也没有与阿忠他们联系过。
　　 两年后，我回到村里，才得知阿忠、阿飞、阿华他们都进了监狱。原来他们不单做“鸭”、吸毒，还经常偷盗、抢劫。他们每天五六点钟外出就是趁早上行人少，好专门打劫那些独行的路人。据说，大概在我离开坪山后的第三个月，阿忠一伙在高思特工业区旁边的公园里抢劫一对恋人时被伏击的民警一举抓获。
　　 我暗暗庆幸，庆幸自己当初的毅然选择，庆幸自己当初坚决地拒绝了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