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2005年第一期的《读报参考》转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董月玲的一篇文章《‘上访村’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看多了莺歌燕舞，海宴河清宣传和哪个老人娶了一个年轻媳妇，以及哪里有只母狗生了一只六只脚的狗崽之类新闻的人来说，无疑会产生一种振聋发聩的撼慄。
　　 所谓“上访村”，就是北京南站边上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东庄，因其离国务院信访办和全国人大信访办（简称‘两办’）和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办近，住宿费便宜（每晚三元），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大概有二千多人）长年累月聚居于此，故而得名。
　　 “‘两办’大厅里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空气浑浊，有点像火车站售票大厅，一共开了六个窗口，窗口上方标着一溜儿省份名，上访的人站在自己省份的窗口前排队，交材料，领表格，上访人管这叫‘挂号’”。“月月交表，天天去信访口等，二十多天才叫了一个号”。“从小窗口喊号，就像叫犯人一样”。
　　 据董月玲的了解，有山东上访户到北京上访七次的，有四川上访者十年背井离乡守在京城告状的，“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有的人光一个部门跑了二十多趟。上访者“各式各样，有人甚至穿着开花棉袄，腰间系根绳，一根棍子挑着行李；有的人拄着拐，还有人是给抬进来的”。连每晚三元住宿费也出不起的人，就“夏天睡小树林，冬天睡南站候车室。天天夜里11点往外撵，3点才让回去。”“有的人上访花光了积蓄，连回去的路费也没有，天天捡烂纸卖。有人没能熬下去，最后精神崩溃，天天扬着脸，破口大骂。还有的夜里不睡觉，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至于上访的原因：一个女人的弟弟被人打死了，地方公检法漏法、漏罪、漏刑；一个老太太因大队书记的亲戚给人杀了，书记托了个梦，说是我儿子杀的。把我儿子抓起来了，现在还在沈阳大狱里圈着呢，都13年了，真杀人的还搁外头呆着呢；还有反映村官贪赃枉法，乱收费，欺诈百姓的。而据我国从事社会冲突研究的专家于建嶸对两万多封上访信分析的结果，近八成是农民反映的失房、失地等土地纠纷问题。
　　 “但凡来上访的没几个不懂法，虽然不是很精通”，因为他们认为“既然政府设了这个部门，就是叫老百姓来反映问题的”。他们普遍认为‘中央政策，国家法律，都好！可下面就不执行，这不是逼老百姓上访吗？”
　　 据于建嵘对上访人员的调查报告，有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打击报复。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宣传政策和法律，发动群众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占85.5%，还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访，认命了”的只有5.8%。而记者董月玲则亲眼目睹有的省派到北京来“截访”的干部，公然在“两办”门口堵截上访人员，抢夺其身份证件，在“两办”大厅殴打上访人员。“四川每‘接回’一个上访者，来回要花费上万元”。
　　 上访人员被截回去就算完了事，问题还是没人解决。即使上访材料顺利地交上去了，但根据信访“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规定，问题还是发回到上访者所在地，老问题回到老地方，如何能得到妥善解决？新一轮的上访又开始了。
　　 请原谅我在这里成篇累牍的引用，因为我估计有许多读者可能和我一样，对这些情况是一无所知，闻所未闻。但我绝对相信，只要是有点良心的读者,看了这样的材料，一定会和我一样感到震惊。
　　 我们的老百姓应该到哪儿去申冤？到哪儿去说话？
　　 说到这里，我想起书本上看到封建王朝的“告御状”，老百姓有冤屈，下面不能解决，就一级级告上去，直到进京“告御状”。他们所指望的就是碰上一个清官，甚至是碰上一个关心百姓疾苦的好皇帝，使自己的冤屈能上达“圣听”。但皇帝只有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就更是凤毛麟角，而贪官污吏者众，要告成御状，申冤雪耻又谈何容易？所以即使是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也只能是冤屈到死。于是就有文人杜撰的窦娥被冤斩时”血溅三尺白练，六月下黑雪”的神话。“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世上无冤枉，牢里无犯人”这些古谚所云现象产生的根本结症，还在于封建王朝的人制而非法制。
　　 我们下面有些基层干部，他们压根就没有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三民”思想，他们利用手中的一点权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他们为了自己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置百姓的死活于不顾，怎么能不制造冤屈？怎么能不激起民怨？而有些地方部门则与他们沆靡一气，老百姓的冤屈在当地不得申雪，只好走上艰难而又漫长的上访之路。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怨如水，只可疏而不可堵。我不知道，那些派人耗费那么多人财物力去截堵上访人员的为政者，是否考虑过用这些珍贵的资源，去解决那些上访人员的实际问题呢？老大难问题解决了,社会稳定了，“政绩”不也就出来了吗？
　　 说实话，我在心里是并不赞成那么多人涌向京城，耗时费力地去上访的。因为一方面全国二十几个省市，十三亿人，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光几个信访部门和有限的人员，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吗？如果他们都能解决，那还要这么多地方政府和各级机构干什么呢？中央信访部门也不可能具体了解那么多实际情况，不可能事必恭亲，所以问题还是要回到当地来解决；另一方面即使解决好了上访人员具体的个案，能解决所有的普遍问题吗？还有那些北京没去上访的呢？说到底，这还是一种传统的指望“清官”显灵的“人制”期盼。
　　 我们的信访办要热情对待那些来上访的群众，如果我们的信访接待人员有“情系于民”的思想，就要替老百姓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不是遇到十分为难，解决不了的冤屈，谁愿意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不畏千山万水地到京城去告状啊？信访办是个责重权轻的部门，他仅仅是个民意上达的信息反馈机构。它的工作人员就应该全面真实地收集情况，分类归纳，经常整理出类似新华社《内部参考》这样的东西。“在其位而谋其政”，披肝沥胆地做好下情的上达工作。
　　 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完善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设，要彻底根治那些“权大于法”和“人大于法”的现象。要加强人大、政协、媒体和普通民众对执法部门的监督。我很敬佩像于建嵘、董月玲这些有社会良心和道德的专家和记者，因为他们绝对不拿那些粉饰过的现实或是猎奇来的生活边角料来愚弄我们。
　　 只要我们有了健全的法制和公正的执法，一切危害老百姓的人和事就无法得其所，我们的老百姓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
　　 于建嵘学者在冒充一个上访者，亲自跑到中央某部委去体验上访者的生活，并受到侮辱之后，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一个上访者，要受到多少白眼和委屈，人格受到侮辱时，他们心中会产生怨恨。这哪是让老百姓讲话，这是在抽老百姓的耳光！这是怎样的讲话，这是劳民伤财，误国误民的讲话！我们还是给老百姓一个合法而又起作用的渠道讲话吧。”
　　 这段话应该为每一个公仆牢记。
　　 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