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我从北京西站出发，在拥挤得像凤尾鱼罐头的硬座车厢里煎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天刚蒙蒙亮时分，到达离开了大半年的武汉。
　　 母校华中师大南门通往南湖研究生院的桂圆路上，白天熙熙攘攘，一群群的男女大学生们来往于这条狭窄的小街，在小街两边的饭馆里吃饭，在小街两边的歌厅k歌。当然，有些发育较早的男女学生也在两边的小旅馆里欢乐地度周末。因此，桂圆路据说算得上武昌一道热闹的风景。
　　 我到达的凌晨六点左右，小街依然在学生们的深夜里，狭窄的小街因为鸦雀无声而显出了白天难以体会到的宽敞、安静。站在新修的过街天桥上，眺望这条熟悉的桂元路，突然觉得它的确蛮有情调，甚至还带着某种生活的诗意。
　　 想一下，此刻，北京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大小站台上，早已万头攒动。一群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蚁族”们像无声爬行的蚂蚁，不知道从哪个角角落落钻出来，太阳还未露脸儿，似乎一眨眼的功夫，他们已经蚁聚起来。只见一颗颗年轻的黑色头颅，在公汽车站，在地铁车站，无声却汹涌地游动着。为了面包，为了爱情，抑或也被内心莫名其妙的青春理想和信念冲动怂恿着，这些昨天或前天还在大学生宿舍睡懒觉的年青人们，刚刚走出校园，却不得不像打鸣儿的公鸡一样早起。
　　 而此刻，桂圆路一片静寂。
　　 不过，当年青的大学生们在凌晨六点甜美酣睡的时候，也有几个赶早的人们在桂圆路清晨的雾霭中出没，我过去喜欢光顾的那家福建沙县馄饨铺的老板就是一例。当整条桂圆路的各色店铺因学生们的作息习惯在凌晨六点闭门酣睡的时候，这家馄饨铺竟然开门营业了。以前，我是这家馄饨铺的老主顾，大清早来上一碗清淡可口的馄饨，是一种物美价廉的享受。
　　 馄饨铺老板还是那个眼睛不大脸蛋胖胖的福建女子。大半年不见，她似乎还能认出我来，热情地招呼我，然后麻利地包馄饨、煮馄饨。在熟悉的小店里坐下来，旅途的疲劳竟然消减了许多。一边等着馄饨，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店主聊着。
　　 “整条大街属你最勤快，人家都没开门哩，就你开门了。”
　　 她一边忙活，一边略带倦意地笑着说：“养成习惯了，其实，这个时候很少有学生吃饭的。”
　　 馄饨出锅了。不紧不慢地“嗞嗞啦啦”吃着，喝着，一边打量着门前的街道。过了一会儿，一位中年女子走过门前，我说：“隔壁中百的。起得也是这么早。”
　　 “嗯，她们也要提早来，上货、理货、打扫卫生。”
　　 我又“呵呵”一下，继续不紧不慢地“嗞嗞啦啦”地吃着、喝着，并且一边百无聊赖地打量着门前的街道。
　　 这时，一辆载满煤球的机动三轮车“嘭嘭嘭”地开过来，停在路对面。那个我见过不知多少次的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拉煤球的男人，依旧穿着沾满煤灰的黑乎乎的迷彩服，脸上依旧像煤矿中的“煤黑子”一样，只有偶尔龇出的牙齿是白的，依旧不声不响地把煤球一块块地卸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搬到店铺里，再一块块地卸下、码好……这样一趟一趟地跑来跑去。
　　 和过去不同的是，他的运载工具鸟枪换炮了。
　　 过去，无论酷暑还是寒冬，桂圆路上比肩接踵勾肩搭背的年青大学生们总是可以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穿着黑乎乎的迷彩服的男人吃力地拉着一辆平板车，车上载着小山一样的黑乎乎的煤球；车后边，一名和他岁数差不多的同样黑乎乎的女人用力地推着板车。
　　 桂圆路两头都是慢坡，爬坡时，五十多岁的男人几乎俯身在地面上，他肩上的车袢深深勒进干瘦的肩膀里；他只知道低头拉车而不知道抬头看路，也不和车后的女人说上一句相互抱怨的话，也许是他没法抬头看路没时间说话。
　　 夏天，大滴大滴的汗珠像雨水一样从他干瘦的额头滴落在桂圆路上；车后边，五十多岁的瘦弱女人死命地推着板车，她的身体几乎也是贴附在地面上，她的头好像是要顶在板车车帮上，好像她的头也是可以用上力气推车的；她也是只知道低头推车不知道抬头看路，也没功夫和拉车的男人说上一句抱怨或相互加油的话。
　　 在慢坡上，他们几乎是在一厘米、两厘米或两厘米、一厘米地挪动着脚步。有时候，眼看着几乎就要拉不动了，板车几乎是钉在慢坡上了；这时，他俩几乎不约而同地同时扭动着干瘦的身体，像两条落在坡上的大鲶鱼，在慢坡上拧来拧去；板车也跟着他们一起在慢坡上恶作剧地扭来扭去，却就是不愿意向上爬……
　　 终于一扭一拧地爬上去了，把板车停在一个稳当的平地，五十多岁的男人会用挂在脖子上和他脸色一样黑乎乎的毛巾擦着他黑乎乎的脸上黑乎乎的汗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两只黑乎乎的手哆哆嗦嗦地扭开黑乎乎的塑料水桶，咕嘟咕嘟地给自己灌水。这个时候，他黑乎乎的骨瘦嶙峋的敞开的胸膛急剧地起伏，鸡蛋大的喉结快速地上下滚动。
　　 女人呢？那个女人可没有这般的雄壮色气，她用挂在脖子上黑乎乎的毛巾擦把汗，也不喝水，胸膛也不急剧地起伏，她无力地趴伏在板车车帮上，两只眼睛好像死人的眼睛一样失魂；她也张着嘴，不停地喘着气，但她不是张着大嘴，也不是喘着粗气，而是像一条落在坡上的小鲫鱼一样张嘴喘气。
　　 很快地，男人走过来，递给她塑料水壶；她有气无力地接过，“嘶——嘶——”地喝几口。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女人就恢复了体力，他们拉着推着小山一样的板车，挨家给各店铺搬运煤球。他们和店主很少说话，或者说店主很少有功夫和他们说话。煤球卸下来，店主们也不用数数，给了钱或一定天数一起付账，然后，继续给下一家卸煤球……
　　 这位五十多岁的拉煤球的，他是那样引人注目又那样没人注目，因此算得上桂圆路的名人，提起“拉煤球”的，尽管几乎所有的店主甚至都不知道他姓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你指的就是他。
　　 当然了，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们也不会注意不到他和她的，除非瞎子。有的大学生或许因此想起了自己的爹娘，也有的大学生不知道因此能够想起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一些具有艺术细胞的大学生从他和她躬身在地面上的状态中，感悟到了艺术的冲击力和艺术的审美价值。年青的学子们背着画架，早早地等在桂圆路的慢坡处。当他和她以及那载满小山一样的煤球板车出现时，年青的男女艺术家们兴奋地支起画架，用艺术的线条和色彩，记录下五十多岁的他和她那种充满了生命张力的艺术美感，他干瘦但韧性的肌肉，他汗毛孔粗大的手上雄壮的肌肤、脸上的肌肤、胸膛上的肌肤；她无力但包含某种柔美的劳作女性的美……
　　 “拉煤球的”，他和她是多么难得的有价值的艺术模特啊！
　　 今天，这个艺术模特鸟枪换炮了！他的板车换成了“嘭嘭嘭”的机动三轮车，他和她因此不必再贴着地面爬行在桂圆路的慢坡上，他和她的艺术价值因此是否会消减甚至消失呢？这是否会让下一届的艺术学院的青年学子们因为失去了一个有价值的艺术模特而感到遗憾呢？
　　 “拉煤球的”悄没声地卸下了馄饨铺需要的煤球，女店主也没问煤球数目，更没有数煤球，直接从抽屉里拿出钱，递给他，连一个字都没说。他们之间的生意是老路数了。
　　 这时，我已经吃得喝得差不多了，便主动和“拉煤球的”搭讪：“老师儿，你鸟枪换炮了。”在河南大多数地区的方言里，“老师儿”这个称呼非指学校或其它地方有学问的人，而是统称中年以上的男性陌生人，是一种偏向尊重的称呼。
　　 “拉煤球的”听到我的搭讪，急忙答话：“是咯是咯，岁数大了，板车拉不动了，爬不上坡咯，老婆子都吃不消咯。换了三马子，不光省气力，还能多拉快跑咯。”
　　 听到他把机动三轮车称作“三马子”，问他：“您是哪儿的？”在我老家河南的许多地区，机动三轮就被称作“三马子”。
　　 “我是河南驻马店咧。听老师儿的口音，你也是河南的吧？”
　　 “是啊，是啊，我是河南安阳的，咱们是一南一北的老乡啊。”
　　 在今天这个河南乡亲到处都能大量碰见从而不显得那么亲热的时代，尤其在河南乡亲密度更大的武汉，老乡见了老乡，虽不至于两眼泪汪汪，但毕竟还是有点共同话头的。
　　 我笑着对这位年长的老乡说：“听你刚才的口音，我还以为你是湖北人呢。”
　　 “拉煤球的”老乡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一是来武汉拉煤球好多年了，说话也就带点湖北腔了；再一个，操着本地腔，旁人就不欺生了。”
　　 “我从北京来的时候路过河南，看到麦子都熟了，老乡还不回家收麦子呀？”
　　 “现在出来打工干活儿的，不像以前了。寄回家一点钱，找个收割机，不多时就把麦子收了，来回跑，划不着。光指望那一亩三分地，活不下呀。在这拉煤球，脏是脏了，累是累了，可干一个月能抵上在家里那一亩三分地上刨一年。”
　　 我还要和他闲聊，他不好意思地说：“老乡，我还得去送煤球，咱哥俩有空儿再摆龙门阵啊。”
　　 我不好意思地向他招招手，他一边向马路对面走，一边也招招手，然后，跨上他的“三马子”，“嘭嘭嘭”地开走了……
　　 我对馄饨铺店主说：“‘拉煤球的’还是我的老乡呢。他真能干。”
　　 馄饨铺女店主说：“也真够苦的。”
　　 “对了，他姓什么啊？”
　　 女店主呵呵笑笑：“真不好意思，送了好几年的煤球了，他姓什么还真不知道。不过，在桂圆路，说起‘拉煤球的’，大伙儿都知道是他。”
　　 呵呵，因为他的职业是大伙儿所需要的，他才成为著名的“拉煤球的”，至于他姓甚名谁，似乎没有知晓的必要。他们，或者说作为市井百姓的我们，就像蜜蜂或蚂蚁一样，需要者只知道我们会酿蜜能泡酒，至于作为众多蜜蜂和蚂蚁中的一员，我们的名和姓对于旁人来说，真的好像就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