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是一种痛。更是一种曲径通幽，峰回路转的惊喜。我们这一簇簇旷野生长的茅草，身价卑微，但也生命力顽强。在一方水土的养育下独享岁月静好。如若移栽他处，伤根断脉，却也很快带着伤痛适应环境，融入这历史的沃土，繁茂而绵延。
　　 小时候每当过年，家族的长辈总是在正屋悬挂族谱，在我们鲁西北的陵县叫家谱。小孩子们觉得新奇，总是问这问那。长辈们表情严肃，会一一指点故去先辈的名字，讲述他们生前的轶事。从此我的记忆里便储存了一个个先辈的影像。更可贵的收获，是知晓再早的祖辈是从青岛即墨迁徙而来的移民。然且这些祖辈的移民，朦朦胧胧的影像总混沌不清，一层层雾霾的裹绕秉待揭开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面目。带着一个个疑问，我闲暇查阅了一些新编地方志，终于找到了可信的答案。1992年出版的河北省《吴桥县志》记载：1985年该县有451个自然村，据各村居民族谱记载：有253个村是于明朝永乐初年由即墨移民该县建立的。即墨移民建村占全县总村数的56%。河北南部靠山东省的南皮县，1986年仅有299个自然村，其中永乐二年应诏由山东省即墨县移民来此建村的就有9批，共建55个村，其村名即在移民批次前加姓氏称“李六拨”、“邢八拨”、“朱八拨”等。另据《吴桥县志》载：今河北省东光县系由吴桥县析治；1964年还将该县150个自然村划归山东省的宁津县和陵县。因而明初由即墨移民来河北的数量远不止上述记载之数。
　　 明永乐年间为什么会从即墨县向河北及山东西部移民呢？这需从“靖南之役”说起。从建文元年（1399年）至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同其侄子朱允炆为争帝位双方军队大战了3年，史称“靖难之役”，在这场战争中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南、江苏等省为主要战场，双方军队在山东西部及河北北部一带进行了残酷的“拉锯战”。当地居民除在战争中死亡外，大部逃亡。因而史载：“淮以北鞠为茂草”，成为无人区。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即千方百计召募流民复业。据《明太宗世录》载：永乐元年十一月，明成祖对户部大臣说，老百姓不得已才背井离乡，已经复业的，地方官要厚加抚恤，未复业者，悉心招抚，新垦田地，停征其税。同时颁布诏令，各地都不得对逃徙的百姓治罪，并晓谕地方官“以北平、山东、河南累年经兵，缺耕牛，特命……以官牛给之。”在这种大背景下，明政府便从各地大量向北平、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广人稀的地区移民。
　　 至于为什么会从即墨向外移民，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洪武、永乐年间大量军户涌入即墨，开始实行军屯，按规定军户每丁拨给土地50亩。这样在即墨的鳌山卫、雄崖所周围等局部地区便成了地少人多的狭乡，不得不向外移民，以腾出土地分给军户。如河北省吴桥县城西梁庄《梁氏族谱》记载：明永乐二年，梁大广由山东省即墨县鳌山围（卫）迁此定居。另外有的族谱称其始祖来自即墨的水务街、洼子沟常庄、千王屯、八头张、大王庄、董家泊、大槐树庄等村庄，而这些村名在明、清即墨地方志中即不存在，这说明原居民迁走后，村名亦随之消失，新来的移民，则另命村名。第二个原因是：“靖难之役”主战场在山东西部、河北一带，即墨偏处一隅，相对比较安定，因而有不少逃避战乱的“流民”流入即墨。战争结束后，明政府号召这些流民到因战争造成无人区的地方垦荒种田，于是他们便成批地移向吴桥、南皮等地，所以他们的诸多族谱皆称“应诏”迁徙。这也符合永乐初年有关招抚流民复垦的记载。
　　 据此可以证明，我们陵县靠近河北吴桥很近的村落，就是从吴桥县境内划归山东省宁津县和陵县的村落。史志铁证而家谱记载，这些吻合的资料更详尽了迁徙移民的历史。拨开迷雾见真容，撩开梦的面纱，触摸都是真实。一卷卷泛黄的典籍合上了曾经的岁月，隐隐约约的猜想，是一幕幕当初迁徙生死离别的不舍。老幼踏上征程，作别魂牵梦绕的故土，泪眼模糊中曾经的山河渐远，驻足安顿的千里德州陵县又是那么的一派荒芜和陌生。
　　 我的村子名叫西纸坊，与东纸坊村原为一个村落。属山东德州陵县境。当年从青岛即墨移民而来的孙氏兄弟两人，以造纸为生，清代村名孙家纸坊。后来迁徙李赵许王董苗六姓，却也相互融洽。一辈辈繁衍壮大了村庄。后来分治，析置两村而东西纸坊。五百多年过去了，当初离别故土的不舍痛哭声早已被岁月的风雨荡涤无痕。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些血脉鼎盛的即墨后人，如今已在陵县的苍茫大地生生不息。遥望千里外的故乡，鲁北的根脉连着胶东大海的润泽。淳朴的乡土民风，和善孝悌也在这片沃土根深蹄固。一颗赤子之心世代相传，无论今天还是将来，都会牵念如初，让我们这些即墨移民的传人永远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