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评论家将乔治•奥威尔看成是反极权主义的文学代言人，这一点完全站得住脚。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描绘的一种典型的、消极的极权主义国家，虽然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在世界上真正诞生，但是它所揭示的某些力透纸背的真相和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真理已经成了督促世人反省的有力武器。《一九八四》的故事背景设置在未来某年月（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左右）的大洋国——一个被奥威尔虚构起来的国家，他的统治者是内党领袖“老大哥”，一个在公众场合从不露面，却将他的大幅肖像贴满大街小巷的神秘人物。主人公温斯顿仅仅属于“外党”，却要听从于内党领袖的指挥服务于国家机构“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还有“和平部”、“仁爱部”、“富裕部”总共四大机构，每个机构相对独立却又最终效忠于这个“大洋国”。大洋国对老百姓的统治奉行愚民政策，他们通过标语和口号的形式向人民输入了“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的三大原则，把原本活生生的个体、有血有肉的人民群众变成了一群不敢自由思想、不敢随便言论、不敢反抗的“麻痹的机器”。
　　 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它完美地塑造了温斯顿这位极力为领袖忠诚办事的“外党骨干”。温斯顿原本以为，只要他的行为举止顺从“老大哥”的指示，只要他的言论紧紧跟着国家的方针政策，他在这个国家就能生活得如鱼得水。然而，他的这个想法还是过于麻痹了，大洋国对人民群众的统治几乎渗透到个人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之中，连最受隐私权保护的思想也得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温斯顿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同样也有思索问题和探求真理的欲望，于是他给自己准备了一本笔记本，在没人盯梢的时候偷偷地记下他的感受；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位女友裘丽亚，不料却在和她约会的过程中双双被政府机关逮捕。在监狱里，温斯顿受尽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最后在一间幽暗的牢房里，在几个警察的严刑拷打下，他被迫承认了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的罪行。在奥威尔的笔下，极力效忠权力的温斯顿被霸权的恐怖阴影所打倒，出卖了家属出卖了女友，成了被极权政府牵着鼻子走的循规蹈矩的“奴隶”。小说的结尾，不得不引起了世人对权力的抵触与警醒。
　　 我们无法考证书中的温斯顿是否就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化身，或者说他在年轻时还未踏入政治家门槛的一种平民影射；但是读者们绝对可以肯定，书中的“老大哥”就是奥威尔试图批判的对象——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这位集军事、财富、权力和暴力手段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二十世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实行了暗无天日的极权统治。奥威尔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知道自己重病缠身，将要不久于人世——倾尽一切努力所要揭露和批判的，也许就是这些社会弊病。
　　 诚然，奥威尔写《一九八四》，并非针锋相对那位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而是以温斯顿的故事为蓝本，剖析极权主义国家统治人民的真面目，最终达到警醒世人的目的。其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极权主义并不是奥威尔创造的一个新名词，它在历史的每一发展阶段几乎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巴尔加斯•略萨就曾经在他的作品序言中提到，早在《一九八四》出版前的五百年，拉丁美洲的印加帝国就奇迹般地施行了极权主义。当每一个印加帝王登上王位时，就有一批“忠诚的”学者负责替他修改历史，在他的愚民政策下，全国的老百姓都以为现今的帝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他的统治理应受到大众的拥护。可想而知，试图恢复被帝王们肆意扭曲的历史几乎成了不可能实现的事儿。撇开中世纪的印加帝国不说，仅仅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步苏维埃后尘的就有中国、朝鲜、古巴、罗马尼亚等等，看来奥威尔对五十年代后期的世界格局有了先见之明的预言，正是因为这种伟大的预言，使得历史在感觉敏锐的人们面前变得更加可悲和耻辱。
　　 总的来说，极权主义是一种控制人们自由思想、扼杀人性正常发展、阻扰人权普遍实施的组织。极权主义的危害，在于它像个传播病毒的传染源，通过侵入人的身体抵达血液，慢慢地将毒素渗透到全身各个组织，最后导致大脑缺氧和失去记忆，把原先对世界恶的看法统统消除。在这里，奥威尔是一位高明的外科医生，把极权主义这个患病者搬上了手术台，用他手里那把尖锐的手术刀，把它的“内脏”全部解剖出来给大家看。在他看似平静的叙述中，读者已经将极权主义的特征和危害了然于心，有了这样坚实的保障，即便有一天小说中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降临，睿智的人们也能戳破某些组织的弥天大谎，而能保持自己思想和意志上的独立主张。难怪安东尼•伯吉斯坦言，“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在《一九八四》里面，和温斯顿的个人悲剧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那位在真实世界里无孔不入而又让人们丝毫不能觉察的“老大哥”。那么，“老大哥”到底是什么人，当年的奥威尔只能以斯大林为原型去描述他，殊不知，在历史的车轮滚滚度过了半个世纪后，世界上的“老大哥”形象却越来越多，越来越丰满。在文革时期的中国，在金家父子专政的朝鲜，在被英美各国刚刚推翻掉的利比亚共和国，“老大哥”都是无时不刻地存在着的。“老大哥”通过几个对他忠心耿耿的官员（实际上他们也不得不对其忠心，因为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向人民群众输送关于党和国家的“正确思想”，群众只有将这些象征着国家富强和民族团结的“正确思想纲领”理解透彻了，并且还能熟读会背，才算得上是国家的有用人才。否则，就像当今世界的某某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不论你的军事才能多么杰出，不论你的科研能力多么精湛，只要你的思想没有跟着党的方针政策走，没有对领袖忠诚，那么对于国家都是没用的人。
　　 那么，“老大哥”需要巩固和加强对人民的专制统治，除了需要像温斯顿这样忠诚地为他卖命的外党官员以外，还需要什么手段呢？对了，如果你细读了全书，就不难发现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还隐藏着一个行使特殊权力的“思想警察”。思想警察负责在整个国家揪出具有异端思想的人士，然后再通过秘密的手段对他进行监视、控制、折磨或是改造。如果异端人士能在他的强硬手段下进行“良好的”改造，那思想警察会将他视为一个正常人让他在这个国家继续生存下去；倘若异端人士固执己见，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所谓党对他的“教育”和“改造”，那么思想警察就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他驱逐出这个国家，或者甚而将他投入“101牢房”，一个极端恐怖的国家监狱，让异端人士受尽生死折磨，最后迫使他出卖家属、朋友和爱人，完成一个从“异见分子”到社会的“同流合污者”的重大转变。
　　 这么说来，“思想警察”的确是“老大哥”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的忠诚度几乎可以说超过了温斯顿。有了“思想警察”对人民群众的“改造”和“筛选”，“老大哥”所面对的清一色都是忠诚于他的好群众好人民，他每天无一例外地听到的就是褒扬和赞美之辞，每天发表的都是讴歌他治理国家丰功伟绩的新闻报道。当然，连老百姓都做到了对他的一致肯定，更别说拿着纳税人税收生活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人了，他们的赞美无疑超越了人们想象的范围。“思想警察”不但改造了人们的思想，还改造了语言这种传播美的艺术，使一个民族的文化真正受到了严峻的毁灭之挑战。所谓对语言的改造，主要是指消灭“旧词”创造“新词”，在新语言的制约下，人民的思想将变得更加纯洁更加美好，那些“荒谬”和反抗的观点将不复存在，所有的语言和文字都在描绘着人们生活的“天平盛世”。这，就是“老大哥”通过专政所渴望达到的现实。
　　 历史证明，在任何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都是极端贫苦的。劳动人民在底层社会里生产和劳役的一切，都被用于上流社会和政府官员的衣食住行。然而最不幸的现实是，即便在这样悲惨的环境中，依然对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说起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家是如何得幸福、如何得满足。看看，这就是一群经过了思想奴役的人们的真实心理写照。如果说这个世界还有人敢告诉他们真相，那么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必然在牢狱中度过他的晚年，或是直接在刽子手的屠刀下死去。诚如八十年代中期在苏联乌克兰境内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就是极权主义戕害人性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除了《一九八四》这部反乌托邦的传世经典，奥威尔还在一九四五年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动物农场》。比起《一九八四》，后者在篇幅上面要短小精悍许多，但是它对于人类社会的寓意和之于未来的反省一点也不逊色于《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的故事内容很简单：梅纳农庄的动物们为了实现自由平等，摆脱奴役和压迫，推翻了人类的统治。然而好景不长，公猪拿破仑在没有人类的农庄里自立为王，成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动物们眼看着拿破仑以新的手段剥削和压迫其它动物，霸占它们的劳动果实，却敢怒不敢言。在原先的动物农场里，一场新的剥削体制正在形成……
　　 在这篇小说里，奥威尔揭示了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不平等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对物质的过分贪婪和对权力的过分迷恋。但是我觉得他在作品里面没有指出解决这种矛盾的根本方法，就像狄更斯、劳伦斯等英国小说家一样，他们一味地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却没有从根源上提出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和出路。梅纳农庄的动物们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因为受不了人类的无情压迫，连生与死都握在别人的手掌心，所以它们学会了最初的反抗。反抗成功后，动物们度过了一段时间平等的生活，不料这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在此处生根开花，失去了人类的干涉，第二大强悍的群体公猪登上了统治的王位，以比先前更残暴的方式压制和剥削农场里的其它动物。那些受压迫的动物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分歧，大伙团结不起来，没有能力去反抗公猪拿破仑的统治，只能一个个成为忍气吞声的牺牲品。有了权力这把保护伞的荫蔽，拿破仑在首领的位置上享尽了荣华富贵，对别人的支配更是为所欲为。小说的结尾，短命的动物在苦难和劳役中死去，寿命较长的动物继续在公猪的监视下为它卖命地干活；而首领拿破仑和它的母猪则穿上了人类（前农场主琼斯）的衣服，别人已分不清它到底是猪还是人了。历史又回到了可悲的过去……
　　 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如同一根看不见的针，刺穿了知识分子的虚伪和清高。只要人类追求自由和平等的愿望没有停止，只要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没有和特权者享有同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奥威尔的作品就不会在文学界落伍。然而，世事难料，尽管《一九八四》里的恐怖世界没有真正在我们身边出现，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荒谬可悲的政治闹剧在人间上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前些日子在新闻里看到朝鲜的金书记（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奉命去考察某甲鱼养殖场，看到该单位居然没有建立历史革命宣传室，大为愤怒，称他们是对国家领导人的不敬。相信这则新闻会被全世界其它国家的首领和老百姓传为笑谈，然而不管怎样，对于朝鲜的内政问题，还得由本国人民自行去解决。
　　 在一九八四年之前，奥威尔的作品还不能够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出现了第一本奥威尔的简体中文版作品。三十年间，对奥威尔的翻译和评介越来越频繁，在最近的十年里，《一九八四》更像是本科普读物，塞进了书店的每个角落。读者们对奥威尔的追捧已经不下于当年对海明威、卡夫卡等作家的热情。由此可见，真正的好书是能够走进人们的内心深处的，即使没有宣传、没有吹捧，它的生命力也是注定会持久的。
　　
　　
　　 2015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