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信阳鸡公山
　　
　　 揪着夏日的尾巴，踏上不远千里的行程，再次领略了什么叫酷暑。既然头一次来豫东南，哪怕烈日炎炎，也要浏览这片山河，拜访其间的名胜。
　　 山东有阳信，河南有信阳。信阳地处中国地理分界线的淮河之南，风物民俗与湖北更为接近。旅途中遇到几个信阳妹子，言语体态间，更具南国的风味。据说历史上的信阳曾属于湖北，譬如北方的徐州，划给了南国的江苏，信阳的安排，恰恰相反。中国版图的区划，自有深意。
　　 区区一日的行程，选择了当地名胜的鸡公山。鸡公山号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属于著名的大别山支脉。鸡公山以山头的报晓峰得名，耸立山顶的石峰形似公鸡，昂然耸立于万有之间，迎日报晓。山中的清风，改变不了天时，好在吹掉了暑字前面的酷，吹拂着丝丝清凉的暑。山深路远，崎岖前行，难免大汗淋漓，几乎顾不上山中的景色。当循着潺潺袭来的水声，透过绿丛来到溪谷之畔，寄身苍翠之间，终于收获了清凉的世界。人在旅途，向着远方一路奔波，究竟要寻找什么？停下脚步，静一静疲倦的心神，在自然的世界里，回归人的性灵。
　　 山风，是自然的呼吸；山溪，是自然的血脉；幽石，是自然的风骨；苍林，是自然的发肤。这一切原本自然而然，又生机勃勃。如果说，山溪潺潺，是自然的乐；那么山风阵阵，便是自然的歌。正当思絮飘渺，路旁忽然闪出了道教的古寺：灵化寺。原来，当我们在自然的感悟中，回归水一样清净的性灵，也便有了古寺的幽居。远望白云澹澹，抱合树杪之间，无声无嗅，装点着纯净的长空。庙宇中播放出唱经之声，回荡在空阔的天宇之间。伴随着音乐的节奏，让励志修行的人们，存心经典之中，远离纷扰之外。
　　 山中一日，终于在清净之间，让身心摆脱了酷暑。
　　
　　 第二日：固始杂记
　　
　　 立秋第一日，从炎炎酷暑到瓢泼大雨，经历了气象的巨变。
　　 固始是信阳东部的属县，更为接近安徽，号称全国人口第一大县。然而六十年前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信阳人民，却饿死了百万之众，成为这场全国性劫难的缩影。人民死亡殆尽，却被地方当局用武力禁止逃荒要饭，避免不良影响；还没有饿死的人们，被大肆抓捕，到处是严刑拷打，逼取公粮。“苛政猛于虎”，直到惊动天庭，才弄明白这场灾祸，是由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混入共产党内部，实施阶级报复。劫后余生的人们，甚至从人民公社取回了部分被充公的财产，一时间感激涕零。原来如此。这个世界上倘若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监督，甚至没有了文化，也便没有了民生、没有了人性。人间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从信阳东行固始的火车，没有空调，没有茶炉，有的是慢悠悠的速度，任自然风涌入车窗，与头上的风扇合力吹走高温。一路走走停停，将沿途的小县和小镇串连起来，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老火车。而今沿途广袤的平原，恰是绿色的粮仓，望不尽肥美的稻田。绿树葱葱，荷叶田田，时时映入眼帘。和平的阳光，民生的进步，人民对生活的向往，让世界变得美好。
　　 来到固始，已是中午时分，趁着午间休息的时间，独自顶着烈日，参观了固始的根亲文化广场，探寻古县的历史根柢。根亲文化还是头一次听说，其实说起信阳，使我首先想到的是开启后汉的光武大帝——他的故里南阳，近在西邻。来到文化广场，望着颇具汉代遗风的门楼，才晓得固始的命名，正是来自光武大帝的箴言：“欲善其终，必固其始。”天地重开之际，正是光武大地为小县重新命名。不过，小县还有一个而今看来更显耀的身世：郑成功的祖籍，至今还有郑成功墓。从西晋、唐代到两宋之季，当中原板荡，天崩地坼，或固始先民从此出发，或异乡先民由此中转，前后四次大举南迁，移居福建，从此留下了原本是中州古音的闽南话。郑成功的祖先，便是唐代移民的后人，跟随五代之际成为闽王的王审知入闽。移民们在福建继续向台湾、南洋等地进发，除了人口第一大县的身份，固始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侨乡。回固始认祖归宗，凝聚民族的血脉，便是“根亲文化”的由来了。
　　 从山西大槐树，到湖广填四川，再到固始先民四次入闽，或由朝廷征发，或任流民逃亡，或者乡里相依，回望民族前行的脚步，竟是如此的艰难，思之泣血！然而，文化由此传播，新的辉煌，在一次次崩塌中重生。
　　
　　 第三日：合肥孝肃公包拯和文忠公李鸿章
　　
　　 合肥古称庐州，历来为江淮军政首府，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之称。当南北分裂之际，三国两晋之时，每每大战于斯。三国时代的魏将张辽，曾以七千余众，大破吴主孙权十万之师，威震逍遥津，至今合肥有逍遥津遗址公园。
　　 合肥历史名人，莫过于北宋名臣孝肃公包拯、晚清重臣文忠公李鸿章。文革之际，整个文化坍塌，人性的丑恶暴露无遗。在这样恐怖的时代，包公墓同样无法幸免。幸好人心未尝死绝，包公的遗骨被包公的后人辗转保护。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重回正轨，部分遗骨重新入殓，安厝在包公后人提供的金丝楠木棺内。而李鸿章的遗体，则成为阶级斗争利用的对象，在这场民族劫难中不知下落。现在，包公墓、包公祠重新修葺，在优美的环境中，成为中华廉政文化的全国性基地；李鸿章故居也成为合肥的主要景点之一，向后人展示这位北洋重臣、洋务运动领袖的生平和他的时代。
　　 包孝肃公和李文忠公，虽所遇时运不同，莫不彪柄史策，影响深远。二公均以进士出身，年少及第，才器非凡。包公当北宋隆盛之际，修己治人，为官清正。千秋以下，家弦户诵，为中华清官之模范，亦中国精神之代表。自古士林以读书入仕为目标，孝肃清风，所谓千古遗直，足为衿式；至若吏治清浊，关乎国家休戚，生民利病，是故以包公笑，比黄河清。浩然正气，至今凛凛犹生。给我印象颇深的，是今人复制的龙虎狗三口铡刀。原本残忍的刑具，却令国人津津乐道，因为它象征着一种法治精神：嫉恶所以扬善，无论贵贱，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法治的生命力，法律所以成为人民的信仰，在于承载国民公认的道义与准则。数百年来，令国民喜闻乐见的包公戏，岂不是包含了这样的法治启示？
　　 李文忠公生逢末世，勇于任事，以翰林出身，于平定发、捻之役，功勋卓著。继曾文正之后，主持洋务运动，对内编练新式军队，创办近代企业，对外采取和戎政策，争取和平发展环境，遂为晚清柱石之臣。然而天下之忧患，亦集于一身。大厦将倾，岂一木可支？故一生忧勤，自嘲裱糊匠；一生事业，空为纸老虎。“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甲午一役，北洋水师覆灭，数十年之积累，毁于一旦。东方格局，由此逆转，同光中兴，忽成梦境。战争是国家实力和国民精神的较量，一旦战败，列强乘衅，瓜分豆剖，接踵而至。漩涡深处的李鸿章，背负上了卖国贼的骂名。
　　 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日本谈判期间受尽屈辱，遭到日本极端分子的刺杀，身负重伤。数年之后，义和团糜烂于京畿腹心之地，慈禧太后居然倚靠愚昧的拳民向列强同时宣战。到头来还是由李鸿章出来收拾乱局，再次替朝廷背负起骂名。作为疆吏之首，李鸿章先是以矫诏为名拒绝了慈禧的乱诏，联合南方督抚实现东南互保，使广大南方免遭兵燹。最后，李鸿章以八十高龄，赴京谈判。堂堂中国宰相，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由入侵的俄军和日军派兵保护。李鸿章耗尽了最后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还被俄使逼迫为城下之盟画押。“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首李鸿章的绝笔诗，道尽了一生的艰辛与国家的忧患。一代名臣，怆然落幕。
　　 《三国演义》中水镜先生评诸葛武侯，以为虽得其主不得其时，然而李鸿章呢？遭逢衰世，妇寺专政，虽有英豪之士，处处掣肘，岂能挽回落日？然而中国之近代化，由兹开拓，求富求强，功不可没。李鸿章主持的洋务运动，创办了大量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开启了许多中国产业史上的第一，譬如第一段铁路、第一辆火车头。其主持创建的轮船招商局，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近代航运业的垄断，为国家挽回了大量利权，一度挤垮了强大的西方竞争对手。至今招商局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改革开放之初的蛇口开发，其间平安集团的创建，追本溯源，正是来自李鸿章的开辟之功。
　　 梁任公启超，引用西儒之言云：“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此即“伟大时代造就伟大人物，伟大人物造就伟大时代”之谓也。任公谓，李文忠乃时代造就之英雄，余谓中山先生可谓造就时代之英雄：推清室于已坠，开共和于未来。然而后人动辄以一生之成败，毁誉前贤，余颇以为不然。所谓成败在天，归之时势、世运而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虽今人之成功，或基于前贤之奠基，任重道远，来日方长，岂暇雌黄前贤之功德！
　　
　　 第四日：安徽博物院
　　
　　 安徽既不属于富甲天下的江南，也不属于辐凑四方的中原，虽然偶尔来过两趟，依然颇感陌生。然而每个省份，在中华大地上都有各自的特色与定位。安徽大地，与我们山东面积相仿佛，但不是东西宽，而是南北长，跨越了南北几大不同区域：从北国的淮北，到江淮两大河流之间，直至江南的鱼米之乡。各地形成颇具不同特色的地理风貌与文化带，构成了安徽独特的省情。历史上，沿江淮一带形成的南北分裂，多次在此形成对峙之势，深刻影响了安徽和安徽人。晚清洪杨之乱，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割据一方，安徽成为军争要地。于是，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淮系集团与他们的代表李鸿章，弄舟历史的大潮与旋涡之中，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而悲壮的一笔。
　　 中转合肥回鲁的途中，挤出时间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免得到此一游，却对这方土地理不出个头绪。一入馆，历代历史陈列恰好因整修而关闭，失望之余，徽派建筑的陈列，却在意外中引起心灵的震憾：难道人居环境，竟可如此精巧雅致！说起人居条件，我只能想到房价有多贵、面积有多大，但想象不出人类的居住质量竟可营造的如此完美！一堵墙、一道门、一扇窗，到处是楹联书画，历史典故，中国故事。生活其中的人们，世代浸润在书香之中，时时咀嚼着人生的奥义。所谓文化，文是人文，化是化人，人文与教化密不可分。人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文化，而文化又来自于人。我突然想，中国人历来讲究道：人走得通的是道，永远要走的是道。而它的表现正在于文化：经的起考验、容的下人性，即如此宏大，又如此具体而微。
　　 马头墙、天井、二层重叠的结构，几大要素勾勒出徽派建筑独特的风韵。闭上眼睛，想象得出它们与江淮之间的青山绿水，是如何的融合无间。倘能生活在这样人文浸透、自然和诣的环境里，还再追求什么呢？人类走的再远，岂不是为了安身立命？砖雕、石雕、木雕，让不同的建筑构件和材质，莫不成为艺术的载体，让绘画艺术镌刻在居室中。其中的内容，从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到戏曲故事，不着墨痕又浓墨重彩，生动的表达着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安徽的先民，世代生活其间，拿现代人的生活品质比较起来，真的进步了么？
　　 清代是安徽大放异彩的时代，不仅是大名鼎鼎的淮军，徽商也成为全国主要商帮之一。没有徽商的富足，很难想象有如此富丽的徽派建筑和家居。徽商的成功，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商业理念之中，重视信义，热心公益，形成独居中国特色、中国气度的商业文化。优秀文化的传承，让徽商走得更远，直至晚清之际国运衰落，随着它的时代一起消沉。在清朝的文化黄金时代，桐城派异军突起，长期领袖文坛，代表着当时的文化繁荣与文学取向。包括端砚、宣纸在内的文房四宝，亦独领风骚。华夏先民世代致力于斯，在翰墨之间修身养性、治平天下，让生民安居乐业，远离坚甲利兵。人性不是兽性，中华文化在风流雅致之间，写的乃是一个大大的和字，而不是无休止的物竞天择、社会竞争。
　　
　　 第五日：三河古镇
　　
　　 准备起身返鲁的行程，被幸运的告知已没有车票，于是在等待中开始了次日的行程。看来江山有意留我，让我更深入的了解这方土地。对于三河古镇，原本是没有兴趣的：我去过北方古县的平遥、西南重镇的阆中，何必来此下乡呢？可是博物馆展示的徽派建筑，立即改变了我的主意：一定要去！否则便不算来过了安徽。
　　 这是一个万余人口的皖中小镇，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广阔的巢湖去此不远。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到处是原汁原味的徽派建筑，比起其他古城，别有一番风味。历史上，水运的便利成就了三河商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成就了古镇的富庶。于是在这个汇聚着富贵的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风云：淮军将领故居与太平天国三河之战的遗迹；可以看到蓊然的高山：孙立人将军、杨振宁教授留下的故居。当然，还有富丽的文化：从明清市井到千年佛教，从米酒、米饺到建筑家居。
　　 对于佛教，鄙人素来缺少兴趣，只是看到堂皇的梵宇，而且和宋太祖、宋太宗兄弟有关系，才进去看个热闹。然而通过实地的观察，让人真切领略到中外文化不可阻挡的交流与融合，直观的体会到二千年来佛教的中国化。除了佛学核心的思想和信仰，包括佛教的殿宇、人物，更多的是中国式的思想与表达。譬如国泰民安的社会理想，四大天王的衣着面貌，无非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佛教所以历经千载传承不熄，在于直指人心，解答着人生的困惑苦恼，满足着人们最迫切的精神追求。他们善讲故事，以生动而超现实的情节，表达佛陀的思想，走入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岂无借荐意义？
　　 对于酒徒而言，当然不能错过米酒博物馆，甘甜的味道，透着粮食的芳香。不过革命文化的遗迹，竟如此的深入到这些四旧之中，在怀旧的氛围中相安无事。我新奇的打开几本跨跃文革十年的老画报，从造神造势开始，到左一个斗争右一个运动中展开，直到十年难满，寿终正寝。一个时代的狂热中，酝酿着一片杀机，令人热血沸腾，令人毛骨悚然。也许，我过去只看到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面临的外部威胁与生存斗争，却忽略了在我们这个宠大的东方世界，同样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经过重重裂变，终于将整个国家引向了深重的灾难。从洪杨之乱到十年浩劫，从社会形态到文化信念，天翻地覆，一切皆在扭曲与颠覆之中。“中庸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乱极复治，归于常态，才是天道。
　　 三河古镇的博物馆中，展示出的古家具、古装饰极尽奢华、精巧雅至，体现着人性对至善至美之境的无限追求。制作精美的“千工床”，耗费几年的人工雕琢一张床，豪华的程度，令现代人的卧具相形见绌。每一个中堂的条几上，千篇一律的摆放着千变万化的花瓶、镜子和钟表，几乎成为牢不可破的习俗，寄托着“终生平静”的愿望。可是代表那个时代生产力与技术水平的，却是而今看来简陋笨拙的老牛破车、手工织机。当它的社会与文化，面对汹涌而至的科技文明，又怎能抗衡呢？
　　 马克恩以物质为社会进化的重心，孙中山认为是以民生为重心，说到底还是儒家人本主义的时代表达。各有所见，各有道理。然而科技文明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人类物质条件的进步，脱离不了也不能脱离复杂而又不变的人性。套用今天的话来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国家富强、社会发展的源泉。所谓中华文化，乃道体之动，不是泥古不变，也不是无足而飞，是在时代的演进中，让生民安身立命，让生命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