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传媒杂谈】报道：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多后，在打造透明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等理念已为中央反复强调后，地方财政预算的公开已是大势所趋，瓜熟蒂落。监督权以知情权为前提，如果将财政信息捂在黑窗之中，监督也就无从谈起。从几个月前最高检察院举报网站被点瘫，到这次广州财政局网站被点瘫，恰恰证明民众从不缺乏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制约公权的热忱。所缺的，只是一个让公民权利伸张的平台。
　　 114个政府部门到底是如何花钱的？这些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秘密”的内容日前得到了公开。记者在广东广州市财政局网站看到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114个部门预算均供免费下载，这是广州市首次在网上公开年度“账本”。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表示，以后部门预算获得人大通过后，都将在网上公开（10月23日广州日报）。
　　 政府账本公开问题，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广州市政府此番第一个“吃螃蟹”，在网上大胆公开账本，迈出了信息公开里程碑式的一步，意义非凡。政府的公务支出，来源于每一位公民缴纳的税款。每年，我国各级政府都会对政府开支进行预算，并且向各级人大汇报预算执行情况。这是公权力向社会承诺，使用好每一分钱的表现形式。中国任何一个普通公民，都有权利获取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广州市公开账本的当天，网站就被网民点瘫，可见公众对行使知情权的渴望到了何种程度。舆论普遍认为，广州这种做法要成为常态，应向全国推广。
　　 广州公开账本之举乃全国首创，它对中国各地政府走向更加透明化有一定的推动力。在广州之后，其他地方政府现在多少都有面对公开“账本”的压力。而上海市财政局则不然，表明政府部门的预算是国家机密。广州并非中国的政治特区，广州政府部门的预算能够公开，你上海的政府预算为何不能公开呢？政府的账本拿出来晒晒太阳才会更健康。我们都知道，阳光是一件非常有效的消毒武器，衣服被褥等物时常晾晒就不容易滋生各种细菌，政府的相关账本同样如此。政府账本老是藏在箱子里，很容易发生霉变，诱发挥霍浪费甚至腐败行为。政府越是藏着掖着，公众就越生疑，越不放心。如今，政府公开账本信息越全民众就越心安。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广州市政府能够把账本拿出来晒太阳，充分说明政府心中无愧，行得正，坐得端，敢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群众也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广州市政府的账本在晒太阳后，各项开支将更加公正透明规范合法，财务机制将更加健康完善，群众也能更满意。
　　 尊重公民知情权，进而认真对待公民监督，不应只是广州一地的事。民众对财政账本公开的期盼并非始于今日。然而在漫长的等待后，却只有广州一枝独放，应该鼓励。现在有一些政府机关的表现令民众很反感，主要体现出滥用公权对于公民合法权益的藐视。比如有些领导在接受网民申请政府公开三公消费的信息，而公然说：“球信息公开，没有信息可以公开”。对申请公开信息的网友王清进行盯梢和监视，有一种被认为是“间谍”的感觉。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想当然地将公权力作为私权。因此自然会震惊于公民的质询和疑义，有的甚至以国家机密的方式保护自己的私欲。
　　 政府是人民的“管家”，职责是为人民服务，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给的，都是人民给的，当然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政府花的每一分钱，人民应该心中有数。因此，人民定期审查一下管家的开支账目，对管家进行监督是天经地义的事。广州市政府能够应群众的申请全面公开政府账本，说明政府摆正了公仆的位置，受到普遍欢迎，为各地政府树立了信息公开的标杆和典范。而有些政府以没有先例、数据敏感、国家机密、难度极大当作拒绝公开账本的挡箭牌，这里面的帐见不的光肯定有“文章”，多半是不敢割舍一些灰色利益。虽然广州政府预算值得肯定，可是预算公开并不是政府义务的结束，相反，却是接受监督的开始。备受质疑的“三公消费”为何没有单列出来，让人看不明白。这表明预算编制还存在不够细致不够科学的问题，对三公消费不能模糊，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发布后，政府有义务向外公布行政经费的开支情况，当然包括“三公”消费。可至今却未听说哪怕是一个镇政府对外公布过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行政经费明细支出。根本原因，就在于行政经费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些政府暗箱操作、藏污纳垢、培植腐败的温床。在这些支出当中，肯定有很多是“见不得人”的，除了大量的资金被贪污挪用外，还有一些则是尽显机关奢华、奢靡、浮躁，把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当钱支出。而在没有一个强制性公开规定的情况之下，政府当然不会心甘情愿地将细节公之于众。虽然敢为天下先的广州公布了政府的账本，但在“三公消费”上也是模糊手法，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三公消费相当严重。在庞大的部门利益面前，自然不能任由既得利益者决定公开还是不公开。因此，审计公开和预算公开要齐头并进，就显得格外重要。
　　 在尚不富裕的中国，很多国民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可每年用于三公消费的资金，约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被公仆们肆意挥霍。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曾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1》节目中透露：中国行政开支，仅三公消费就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总行政开支的30％。由此可见，三公消费的确值得关注，各个政府部门应该清楚交代。有关三公消费的事，一直备受国民的关注。老百姓眼看着自己身边一个个职务不算高的官员，公、私事都能用公车来来往往；印象中级别不高的隔壁邻居，也能隔三岔五地出国开开洋荤；言谈中发现混得好的同学朋友，已经把酒店当作自家的厨房，自己天天吃不算，还能带领大家一起吃。伴随那些羡慕，开始是嫉妒，然后是不满。最后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导致了大多数国民的普遍质疑。
　　 中国的三公消费支出惊人，行政运行成本高昂，历来饱受社会各界诟病。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其实有些消费完全可以避免，譬如公款吃喝，某些官员在宾馆几乎天天喝醉，一桌酒菜动辄数千元，简直就是一个农民工一年的收入。更离奇的是，竟有官老爷醉酒而死，因酒殉职，可笑可叹。如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47岁的副局长金国庆，醉死了。按《武汉晨报》的报道，是7月13日在陪客吃饭过程中，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醉生梦死的官场生活，消费的可都是人民的血汗那！
　　 近几年来，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要求国家大力压缩公款招待费、公车支出费、公务考察费。尤其是前年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伪造邀请函被芬兰边防检查站拒绝入境、去年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官员出国考察团及江阴太太考察团出国账单被遗失后所引发的民怨沸腾，加之今年春节期间公车私用导致的诸多车祸，要求国家加强对三公消费管理的呼声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可面对广大民众多年来的强烈不满，三公消费却一直居高不下，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即使是面对当前的金融海啸，地方政府虽然声言过苦日子，但做得较好的地方也仅是计划行政经费零增长。也就是说，三公消费依然不会得到控制。有些人一旦手中掌权后，热衷三公消费。这在反映出某些官员劣根性的同时，也反映出过度的三公消费已成行政机关的习惯。
　　 为什么三公消费很”红火“，这个问题的根子，在于政府行政预算既不科学又缺乏刚性，让“消费者”能够想花多少就能花多少，想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而只是在规定怎么消费或禁止报销之类的细枝末节上做文章，三公消费只怕永远也制止不了。例如几年以前为治理大吃大喝，有关部门曾出台了四菜一汤的制度，于是在很多地方随之就出现了盘子比盆大，汤盆比锅大的现象；为治理公款出国旅游，有地方限制一次出国的时间，于是就有人化整为零，频频出境；许多地方规定当年的经费花不完，次年的经费将核减，于是每到年底名目众多且理由正当的突击花钱，就成了一道靓丽的景观；全社会都在呼吁公车改革，那我就取消专车，转而给领导发放十万八万的高额车补等等。
　　 三公消费作为中央和普通群众都“盯”着的顽症问题，必须要“攻”下来。否则它不仅是从内部腐蚀官员群体的“病害”，更是从外部“销蚀”群众反腐败耐心的助推剂。借最近几起被曝光的公款出国事件，狠狠对三公消费进行打击，这将是非常具体的反腐措施。三公消费鲜活在公众身边，绝不能因行政部门不公开就凭空消失。越对三公消费遮遮掩掩，越显示出行政部门在三公消费上的“此地无银”。从三公消费上看，它暴露出了长期以来财政预算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弊端。必须大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和公共财政建设，将公权机关的所有开支都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使人大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成为铁的法律，违反者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同时公共财政开支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经济紧缩，固然是缩减政府行政成本的好时机，与社会共度时艰，也应当是政府在当下应当遵守的行政伦理。但从根本上来说，将行政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应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而非一时之权宜。民众对三公消费质疑的深层次原因，也是出于对政府自我监管能力和公共资源分配机制的不信任。只有政府的每一项支出都尽可能地透明化，充分接受社会的外在监督，行政成本支出才会最终落实在公共利益之上。要实现公平分配，控制三公消费，各级政府的预算帐本就必须公开。这对党和政府来说是一场涉及自身的革命。从理念到目标、从预算彻底公开到考核监督都需要改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真是需要决心与魄力。只有启动这场改革，社会才能和谐。才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制度的执行力。才能消除误解，打破传言，让老百姓认识到政府是一个看得见的政府，是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法治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