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仇邻
一条古老的官道,擦着村子东沿儿,通向南北。行走在这条官道上,朝东可以看见一条缓缓流淌的河。县志记载,这河,开凿于隋代,叫通利渠,取众人统统受益的意思。另一种说法,叫闫张渠。漫漶的碑文上,可以大略辨认出,是张姓、闫姓两位乡绅为首,协调沿途十八村庄,成就了这桩“润泽后代”的义举。再往东,是阡陌纵横的万倾良田。汾河像给这绿色的毯子镶道白边似的,紧贴着这无垠的庄稼地,一路向南而下。夏季,夜色从西边的吕梁山顶滑下,洇染整个村庄,从散发着氤氲雾气的大河小渠,碧绿的稻田,清香馥郁的莲藕地,漂浮着墨绿色藻类物的泊池,传来此起彼伏的蛙鸣。夜渐深了,这鸣叫,渐渐地远了,稀朗了。这时的夜里,在枕边,隐隐约约,会听到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再一细听,有锣,有鼓,独没钹的声响。老一辈人讲,有一帮子打锣鼓的队伍,去河东演奏,坐船返回,汾河发了大水,船翻了,满船的人都淹死了,只有拍钹的人得救了。打那后,就有了这静夜独特的演奏。懂行的,还能辨出是什么曲牌呢。直到我外出求学,还听人说,这水中音乐家的表演都没间断过。
我家住在村子的东头。这一片儿,七队和八队的人混杂在一起,没有明显的界线,两个队的人同居一个院是常有的事儿。通利渠,打七队的十几亩地蜿蜒穿过。利用这个优势,七队栽植了一大片芦苇。芦苇这东西,不用施粪,不用耕耙,还孶引得快。那些年,家家户户铺炕,村村队队囤粮,都离不了芦苇编的席子。物以稀为贵。这东西少,也就价钱好。单靠这一项,七队比其他队就分红高。分红高低,我们小孩子才不管呢,我们只对芦苇叶子包粽子、芦苇杆作水溅子、在芦苇丛里掏一种发出金属般啁啾的水鸟痴迷。对这片“聚宝盆”,八队人从不服气。八队有八队的长处!他们有一座像样的果园。一面临河,三面土墙围着,一园的桃、杏、梨、苹果、柿子、葡萄,春天开花,夏秋结果,郁郁怱怱,香飘十里。
万万想不到,这果香,让我这个八队的孩子,狠狠挨了一顿揍。
一天,我们八队分桃子。老远就闻见了一缕缕清香甜美的气息,似乎有一个芬芳馥郁的精灵在飘忽,勾起了小伙伴肚里的馋虫。不等大人来领,我们已把果园的木栅栏门围了个严严实实。远远瞅见,一筐一筐的桃子,通体包裹着一层细细的白茸毛儿,嘴儿红艳艳的,有的半边都透出了红,像姑娘脸蛋搽了胭脂,在向我们笑呢!要搁往年,我们才不急得发喘呢!前几年,看果园的是二丑伯,他耳背腿瘸,哪里能唬住我们?再说果园的围墙风吹雨淋,塌了好几个豁口,非常有利于我们行动。青杏儿刚塞住鼻子眼儿,我们就开始“作案”。解馋倒还在其次,我们是在找乐子呢!有一回,二丑伯设了一计,他在一个大豁口的墙根,挖了个坑,灌了茅粪。机灵的朱虎一纵,一跳,成功跨越。我紧跟其后。“啊呀”,我“呀”字还没喊出,已被朱虎捂住了嘴。我落入了粪坑。外面的伙伴压低嗓子问,咋啦?朱虎用电影“平原枪声”中的台词回答,平安无事。扑通,扑通,一个又一个掉进粪坑。朱虎解释,这样,谁也不笑话谁!
今年,看果园的人换成了卫天虎。他矮矮胖胖,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好像半边脸笑半边脸哭。大人戳他的脊梁骨,说他是属凤凰的,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是我们的天敌。上任后,把果园的墙豁堵上了,也加高了,更要命的是,他牵来了一条大黄狗,一有动静,汪汪叫,铁链子挣得哗啦哗啦的,真瘆人!
分桃子这天,卫天虎一边呵斥着大黄狗,一边将一筐一筐的桃子,在门口摆成一溜。摆完最后一筐,他伸直腰,向外瞟了一眼,抓起一个大桃子,向我们晃了晃。我站在最前面,忙跨前一步去接桃子。哪知他怒气冲冲地一把将我拨过,把那个桃子塞给了我身后的三娥。我愣住了,我是八队的人,你不给我也就罢了,你怎么能给七队的三娥呢?三娥抓住泛红的大桃子,在裤衩上蹭了一下,送到我嘴巴跟前,讨好地说,你咬一口吧。浓郁的果香钻进我的鼻孔,口水溢出嘴角。我噘着嘴,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一手拨过嘴边的桃子。三娥白了我一眼,咔的咬了一大口,夸张地嚼起来。我瞪着卫天虎:
凭什么给三娥不给我?
我高兴!想给谁就给谁!
啪!我觉得脖子后面热辣辣的,有人扇了我一巴掌。我一阵眩晕,险些摔倒。回头一瞅,是怒不可遏的父亲:往回滚!说完,他狠狠地瞪了卫天虎一眼,拽着我就走。
父亲一生就打过我一次。
只此一次。
那晚,父亲彻夜未眠,惶惑间听见他嘴里发出“呋呋”的长出气的声音。接连几日,他阴沉着脸,牙根子咬得紧紧的,逢人不言语。
好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一巴掌,是父亲对三娥爸的怨恨,碰撞上对卫天虎的蔑视,瞬间迁怒于儿子的结果。
三娥与我是一个院的邻居。
到如今,我都弄不明白,我们院子的建筑会是那样子布局。乡俗说,有钱不买东南厦。东南房夏热冬冷,是下房,北房是上房,西房次之。我们的院子正好翻了个个儿。东边三间房,是三娥家的,南边一溜七间房,靠西的三间是我家的,东边三间是三娥家的,当中一间是通行的大门,我们叫“阊门”。北边与西边是土墙。
布局蹊跷也还罢了,“贻害无穷”的是所有空间都是共有的,我们叫“悉伙”。这个“伙”字把我们两家祸害得很惨!
我七岁那年的春天,布谷鸟欢势地叫着,父辈们起早摸黑,点瓜种豆。我在舅舅家讨了些瓢葫芦秄,打算在院子里辟出一小块地,作“实验田”。我的锨刚踏入土中,从东边房里传来一声断喝:住手,瞎了眼了,没看见窗台上放着碳?是三娥爸。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我。见我愣着,又补了一句,说你呢——长大后,我才知道,我们一带有个风俗,生了孩子,就给自家窗台上放一块黑碳,还忌讳孩子没过满月在院子里动土。可当时,七八岁的我,咋懂那些?
到你炕头上去挖了?我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他夺过我手里的锨,疯狂地翻起土来,脚底下卷起一股尘土。突然,我感到耳边有异样的风吹过。扭头一瞅,一条一米来长,半尺多宽的木板凳,哐的一声,落在我父子脚下——三娥爸出手了!我父亲举锨投去,早已逃至自家门口的三娥爸,慌忙闭门,呼啸飞来的铁锨,深深刺入木门,忽闪忽闪乱颤。混乱中,母亲悄悄将那块飞来的木板凳回家。事后,三娥爸玩了个阴招,他在当天夜里,给副村长兼调解员兰五,送了一个新做成的风箱,并撒谎说,打架是因为我父亲骂人民公社是个毬,还不如单干哩。他听见了,气恨不过,反驳了几句,对方理亏,想以拳头服人。后来,在大队部“过堂”的时候,这条木板凳作为重要证据,使受了好处,又听了一面之辞,本想偏袒三娥爸的调解员,不得不作出有利于我家的“判决”。
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场“战争”的深层背景。
我们两家都是享受土改成果住进这座院子的。三娥的爷爷、父亲,是黄河发大水那年,从河南一路逃难来在这儿落脚的。她爷爷是个“百样通没一样精”的低级木匠。而且,语言不通,比如,他说“停”是“打个停儿”,说“不知道”是“知不道”。同住一院,我父亲给他揽活儿,当翻译,两家人非常和睦亲热。没几年,三娥的父亲顶门立户,成了一方有名的好木匠把式。犁耙角儿耧,没有他不会做的。他做的风车,风要比别的木匠大几倍。他发明的玉米脱粒机,还参加了省里的博览会。渐渐的,登门求的人多了,腰包也鼓了,待人就一天不如一天热气了。
我父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你有天大的本事,能挡住我不求你吗!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隔阂烟消云散,我的出现又让其添加了一层浓浓的雾霭。
我母亲,自幼就是个“棺材瓤子”,出嫁后终生未孕。年过四十,绝了生育的念想,才领养了我。这其间,他们夫妻俩膝下寂寞,清早醒来,耳边传来的是三娥姊妹们,欢快嘻笑的打闹,自艾自怨是难免的。三娥爸也很恼心。从大女儿娥儿,一直到四娥,全是丫头片子,没一个带把儿的。两家人的烦躁,一遇火星,哪有不燃成大火的?
庄稼人的爱憎,全在脸上写着,从来不会藏着掖着。讨厌了,打了照面也不理你。我们两家邻居,好像不屑这种“冷战”,常常要闹出些动静来。
我家的羊圈塌了一个角儿,父亲正和泥打算翻修一下。三娥爸说,悉伙的土,悉伙的地,你想盖就盖?说完,一屁股坐在土堆上,任谁劝也不下来。母亲担心父亲动手打架,拽着他的胳臂就往家里走。父亲嘴角的肌肉跳了几下,拍了拍手上的土,蹲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吧嗒吧嗒地抽旱烟,任青白色的烟雾,从耳边袅袅地飘上天空。半年后,三娥家在他的东屋北边的空地上,要盖一间堆放木料的简易棚子,我父亲手执铁锨,喝道,这地是野的?停下!工人们见状,连忙撤退了。三娥爸对远去的工人说,歇歇,过几日咱接着盖!但一直没有下文。
暗里的较量和冷战更多了。
三娥家喂了两只猪娃,我家就要喂三只;他家过年响了雷子炮,我家绝不响小鞭炮;三娥有了一个拉着走动,两支翅膀忽闪忽闪的玩具鸭子,父亲徒步二十里,给我买回了一个,拉着走,小孩在上头打鼓的玩具;在背地里,父母称三娥爸是“阴毒恶人”。我往院东边一走,我母亲就喊,小心阴毒恶人把你害死,还不快回来!我父亲的外号,人叫“狗筋”。大概意思,类似于好认死理、执拗。三娥上茅房,路过我家门口,往里瞥了一眼,她妈就嚷,耽心妖精吸了你的魂儿!
大人们对“敌”斗争的“言传身教”,以及对我与三娥的“稳控”,不但没有阻止我们对友谊的渴望,反而更刺激了我俩的“国共合作”。
三娥大我一岁,长得胖嘟嘟的,圆圆的脸上,有一双野性十足的黑葡萄似的眼睛。她上树爬墙,赛过男孩子。她嫌女孩子软弱扭捏,专找男孩子玩儿。那时,我们经常扎堆玩耍的是四个伙伴。除了我与三娥,还有朱虎和冬冬。我表兄从北京托人给我捎了二十几本小人书。有了这个“资本”,我成了他们三个的实际领导人。我们合谋“开展经济自救运动”,欧儿姆姆的石榴、葡萄,生产队的西甜瓜,树上的鸟巢,河里的鱼虾,地里的青玉茭、嫩麦穗、红薯、花生统统是我们的美味佳肴;肚子饱了,身上有了劲儿,我们便开始发泄积攒的精力。与汾河东岸的“敌人”用鹅卵石对打,我叫“保卫珍宝岛”,朱虎说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一直没有达成协议;到戏院外,拔外村姑娘们自行车的气门芯,我们称之为“打击侵略者”;把老鼠尾巴蘸上煤油,点着,放入供销社库房的门缝,我们一直都同意叫“火烧草料场”。
我与三娥的友谊,是“战斗”的友谊,也是纸包里包不住的友谊。大人的不和,始终是压在我们心上的石头。
我们决定掀翻这块石头!
行动前,为了逃避监视,我们约定了暗号。我有情况,就在我家窗墙根的废弃不用的石槽上,拿小石子连敲三下。她的暗号则是,把我们阊门经常闭着的那扇大门,开合三次,让门上悬挂着的锈迹斑斑的铁铃铛,铛啷铛啷响三声。
这一天,一大早我就发出了信号。
院子西头,那棵高大的椿树上栖息的鸟喳叽叫过了,接着远远近近的公鸡,开始扯起嗓子报晓。母亲推醒父亲,说,他爸,我数算来数算去,觉着咱的鸡蛋数儿不对。连着三四日,我天天清早揣鸡屁股,五只鸡应该下三颗蛋,只收了两颗,那一颗呢?准是咱下地没人,让“阴毒恶人”家偷了。父亲迷迷糊糊地嘟囔,人家锛子斧儿一响,就是几十块钱,还稀罕你一颗蛋?母亲支起身子,反驳,大人不稀罕,娃娃呢?我看他们那一窝丫头片子都是贼坯儿。准是她们。天明起来我就敲着盆儿咒骂。父亲翻了个身,不以为然,等等再说。缩在被窝里,我佯装睡觉,不敢有一点动静。我偷眼看看窗户,外面黑洞洞的,真把人急死了!
见三娥揉着眼睛,打着哈欠,走出了房门,我便装作视而不见,径直往大门外走去。
我们在院东边的一条僻静小巷里汇合了。向四周睃巡了一下,没人,我连忙向三娥说明了情况。三娥一听,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哪咋办?可不敢再打起来呀!我思索了一下,提议,咱得每天弄颗鸡蛋,放到我家的鸡窝里。三娥掻了掻头,只能这样了!
鸡蛋要钱买,钱呢?
我们设法挣钱。
得知供销社收购废品,我们以打扫卫生为名,收集家里的头发、布条、烂鞋袜、废铜烂铁,偶尔也夹杂一些正在使用的东西在里面。有一回,实在无奈,三娥就把自己的辫子剪下卖了;听说,有个生产队马房喂驴马收购垄子草,十斤一分钱,我俩就悄悄到汾河滩割草。手割破了,挤点刺莉汁止住血,接着割。当时,一颗鸡蛋五分钱,需要割五十斤草才够数。垄子草,形状像芦苇的幼苗,特殊的地块才适应生长,不容易找到。一上午,我们一个人充其量能割十几斤,再割一下午才能稍有富裕。
弄一颗鸡蛋不难,每天弄一颗,在那个年代,对两个七八岁的孩子,那无异于千斤重担!
在那段日子,我们满脑子都是“鸡蛋、鸡蛋”,做梦,说梦话也是鸡蛋、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