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谢改革开放，因改革开放使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次之感谢网络，因网络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在网络里开拓视野的同时也获取了诸多快乐，这些话并非漫无边际的瞎白话，而是自己在网络里获取快乐时的真实感受，也可以说是发自肺腑的大实话。
　　 有句话叫给你点阳光就灿烂，是的，由于自己活得比较低调，所以沾点好处就会被烧包得忘乎所以、但不至于得意忘形，原因是自己童年、乃至青年时期都在酸楚的生活状态下度过，人到中年时又活得较为茫然，故此遇到得以施展的平台便有些飘飘然，甚至有一种如鱼得水想竭尽全力畅游一番的感觉。
　　 如果不是赶上改革开放，自己将还如井底之蛙一样，窝在一个近乎于封建时期的小山村里，还会年复一年在巴掌大的山包上春种秋收，如果不是有幸踏入网络，喜欢文字的天性就很难充分得以发挥，也学不到这么多知识，结识不到五湖四海的文友，更谈不上还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因自己读书很少，童年时所学的浅薄知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早已忘得所剩无几了。
　　 尽管骨子里喜欢文字，虽然也通过看书积累了一些词汇与知识，但由于念书少写字得不到锻炼，也因走入社会长期不接触笔墨，文章写出来且不说字体歪歪扭扭难看至极，提笔忘字则是写文章最大的障碍，写作时常因词汇知其形不知如何写而被迫停笔，笔一停思路就会中断、乃至改变，故而文意就失去了连贯性，最重要的是写字速度太慢，毫不客气地说，如果用笔自己根本不会写出这么多字来。
　　 未接触网络之前，本以为今生活得碌碌无为算白来人世一回，故知天命年龄之后便不再为生活奔波，也曾想随波逐流玩鸟、养鱼、打麻将安度晚年，却想不到年届花甲时竟赶上网络时代，虽然人生旅程已踏上了末班车，不曾想这段里程里竟然获得了这么多快乐，使自己枯燥无味的生活增添了无限色彩，甚至有一种枯木逢春的感觉。
　　 有人也许会问，喋喋不休地说了那么多，你究竟在网络里都获得了什么快乐？在这里可以坦诚地告诉大家，所有快乐都是文字带给我的，高兴时可用文字抒发情感、生气时可拿文字宣泄情绪、喜庆时可用文字表达祝愿、痛苦时可用文字排解忧伤，闲暇时可遨游于文字里消愁解闷、忙碌后可欣赏文章来驱逐疲劳……文字贯穿了我生活的整个空间，某种意义上说给自己人生最后一程增添了无限色彩。
　　 每逢对文字产生这种感受时，便会在心里想起父亲，甚至会对父亲产生出诸多遐想，比如遐想父亲假如还活在世上、遐想父亲如果也会上网，那么老人家将要弥补他一生多少遗憾与缺憾啊？凭父亲对文字的那种喜爱，他在网络里会取得多少收获？会获得多少快乐？想到这些时便不由得暗自感叹，改革开放如果早来几年、网络如果出现在父亲人生历程里，那么父亲的人生一定就会改写，甚至生命也会因此而延长……
　　 想到此暗自替父亲感到悲哀，常因童年读书少说自己生不逢时，如果和父亲相比应该算是幸运的了，虽然读书少自己却搭末班车上赶上了好时光，遇到了改革开放，踏入了无所不能的网络，因而也算未被时代所淘汰，同样和年轻人一样在网络里遨游，故而也就学到了很多知识、获取了诸多快乐。
　　 谈到父亲悲哀还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那时候家在河北沧州某地居住，因五八年大跃进、及六十年代初全国连续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所致，使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食不果腹，有些地方甚至达到民不聊生的程度，灾情之严重导致河南、河北、山东等省份很多人在本地无法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父亲被迫携家带眷、背井离乡赶赴东北逃荒，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闯关东，那一年是上世纪一九六二年，那几年后来被称之为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逃来东北时本意是躲避一下灾年，哪知出来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长大后娶妻生子在东北扎了根，祖孙三代成了彻头彻尾的东北人。
　　 父亲在河北沧州的时候，是我们乡建国初期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曾在乡中心校教书十余载，因生活所迫不得已放弃了喜爱的工作，来东北之后成了半路出家的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一直干到晚年。
　　 本文题目称之为《父亲的悲哀》，这里的悲哀并不是指父亲当了农民，而是说父亲闯关东后所处得环境悲哀，因我们来东北落脚于一个极其偏僻的小山村，当时村里人根本不识字、许多人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封闭的小山村令那些人看上去感到有些愚昧，以父亲那种文化程度，长年累月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会有快乐吗？会不苦恼吗？他一个师范毕业生和不识字的人，会有共爱好和共同话题可言吗？可是父亲没办法，只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面对他们，这种既无趣又无聊的生活陪伴了父亲近三十年，直到晚年有了电视生活状态才有所好转。
　　 回味起父亲当时的文化生活，毫不客气地说已经枯燥到了极点，父亲那么喜欢看书，当时不要说看报刊杂志，就是带铅印文字的纸张都很难看到，小山村任何可丰富生活的内容都没有，电脑、电视那时候还没发明，收音机刚刚诞生小山村根本没有，煤油灯是晚间照明唯一的光源，小山村其偏僻程度就如汪洋大海里的一个岛国，和外界的联系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已达故步自封的程度。
　　 还记得对医疗知识丝毫不懂、更不感兴趣的父亲，有一年不知在哪儿弄到一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因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没有时间看，晚间便在煤油灯下一遍遍翻看，父亲并不是研究书里的药学内容，而是看那些文字以此来打发无聊的时光。
　　 父亲文化知识和村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如果仅以文化而言二者之间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还记得我们初到小山村时，很多村民对父亲的举止言谈甚感不解，父亲说话时常不经意间有词汇脱口而出，而村民们对这些词汇根本不懂，他们缺乏知识非但不感到悲哀、却反而嘲笑父亲——臭拽，用一句歇后语解释父亲和村民们相处时的境遇比较贴切，那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父亲和村民们的的确确说不清楚，还不仅如此，他们弄不明白便起哄讥笑父亲，而父亲和村民们斗人家永远是胜利者，因为村民们是坐地虎、我们是外来的惹不起人家。
　　 最初父亲和村民们讲不清时还据理力争，后来见无论怎么说也无法令他们明白，相反他们还会觉得父亲是碟子扎猛不知深浅、甚至认为父亲是故意和他们抬杠，久而久之父亲也就不理他们了，同时自己也慢慢扔掉文词而学说当地土话，甚至还学说一些粗鲁语言。
　　 和父亲这种文化差异当然也包括家庭成员在内，因那时候我刚读小学三年级，爷爷虽然读过私塾，可老人家从来不掺合父亲的事情，所以这种文化差异现象伴随着父亲整个生活过程中，下面举几个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即可看出父亲和村民们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及他对文字的爱好程度。
　　 事例一
　　 搬来东北两年后两个妹妹便到了上学年龄，那时候小山村仅有小学四年级，两个妹妹同时到学校读一年级。
　　 当时村里女孩儿的名字大部分都是什么芬、花、珍、琴等之类的名字，而父亲给两个妹妹起得名字一个叫超男、一个叫超贤，妹妹是女孩，名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她们的前程将来超过男人、超过贤人，可是两个妹妹的名字在学校一公布，当时那种情景不亚于美国在广岛扔原子弹产生的冲击波，当天就轰动了小山村每一个角落，街坊邻居们都以串门为借口去我家，以讥笑的口吻向母亲和奶奶打听父亲为什么给女儿起那种名字。
　　 由于村里没有教室、及缺少老师，学校采取复式班教学（即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同一位老师讲解两个班级课程），所以妹妹上学时正好和我是一个班级，还记得当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妹妹们名字后和同学们说：“这是学生父亲给女儿起得名字，有一定的含义，说了你们也不懂，知道她们叫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可是野蛮的山村孩子们则不管那个，他们不懂下课后就围着我问这问那，完全是一种嘲笑的表情与口吻，两个妹妹更惨，本来初到学校一切都陌生，一群孩子围着她们扮鬼脸、而且怪声怪气地超男、超贤地叫着，人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戏耍她们，弄得小妹当场大哭起来……
　　 两个妹妹和我在学校受到了戏耍，母亲和奶奶在家也遭到了询问，我们回家后把在学校的遭遇向母亲学说，一个大字不识的母亲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和奶奶联合起来向父亲发难，责问他为什么给两个妹妹起那种名字，可怜的父亲面对婆媳俩的指责却无法解释清楚，因母亲和奶奶也没文化她们根本不听父亲解释，气急败坏地逼迫父亲赶快给妹妹改名字，四面楚歌的父亲无奈之下只好依了她们，第二天上学时我把父亲写有妹妹名字的纸条给了老师，两个妹妹也由此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事例二
　　 记得有一年冬天，某日夜晚睡觉后烟筒犯风往外冒烟，而我们都在熟睡中并无人不知晓，父亲当饲养员喂了一夜牲畜清早回家睡觉时，见屋里依然还弥漫着浑浊不清的空气，他唯恐我们烟雾中毒，把我和弟弟唤起后领着到空气流通好的村外去做深呼吸。到村外之后父亲站在我们前面，把自己当老师教学生时的广播体操教给我们做，告诉我们如何做深呼吸……
　　 小山村并不大，几十户人家的房子坐北朝南坐落在山脚下，我们在村南一字排开做操，早晨起来的村民们看到立刻赶来围观，看着我们人人露出吃惊与不解的表情，并再三追问父亲我们怎么了？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用这种特殊方式进行惩罚？
　　 当父亲向他们解释是担心我们烟雾中毒时，一个个露出失望与不屑的样子相继离去，边走还边指指点点，三三两两地议论纷纷，完全呈现出一种讥笑与不解的表情。
　　 事例三
　　 搜寻童年记忆，父亲曾在两个时间段里有过和书接触多一些的机会，一是他和某中学生相处的那三年，二是知识青年下乡来小山村时。
　　 一九六五年小村破天荒考入某中学一名学生，这是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走出村子念“大书”的人，父亲做为过来人当然知道中学是什么环境，学生学什么课程及配备什么教学设施，于是父亲便有意接近这位学生，学生每月回家一次，每逢回来时父亲无论多累也利用中午和晚间去找人家聊天，想想看、父亲当时三十七岁，而那位学生才仅十五岁，就算也是文化人二人之间会有什么可聊的内容呢？
　　 父亲找这位学生聊天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想通过聊天缩短自己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以此达到让人家在学校图书馆给他借书看的目的。
　　 或许父亲渊博的知识令学生不敢小觑、或许父亲那种执着感动了学生，亦或许父亲恳切的态度使学生无法拒绝，该学生果然每逢回来时都会把学校图书馆的书给父亲带回一本、乃至几本，但学校一图书馆都是些近代文学作品，什么《苦菜花》《迎春花》《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
　　 每逢父亲在学生那里拿回书来，第一读者当然是父亲，但他白天去生产队干活没时间，唯有利用中午和晚间时间看书，也常在吃饭时把书翻开放在饭桌上边看书边吃饭。
　　 第二个读者则是我，因读小学有的是时间，故此每逢父亲拿回书来，无论篇幅多长我都先父亲之前看完那本书。
　　 另一位读者是爷爷，爷爷当时已年逾花甲，他都是趁我和父亲不看书时，再戴上那个折了一条腿用线绳代替的老花镜，夏日在树荫下、冬天于火盆旁，神情专注、逐字逐句地认真看书，或许爷爷是在老家时养成多年看古书的习惯，往往看着看着就自己念出声来。
　　 事例四
　　 一九六七年村里来了十几位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虽然和我们不是一个生产队，可是父亲知道这些人都是有文化的人，于是便主动接近人家，父亲这么做一是和知青们确实有共同话题可聊，二是可以在他们那里借到书看，而且还是各种各样的书籍，包括名著和一些外国译文书籍。
　　 知青们见在这种落后的农村竟有父亲这种“知书达理”之人，他们当然也愿意和父亲聊天，时间一长知青们了解到父亲的概况，看着父亲被风吹日晒蹂躏得满是沧桑的脸，摸着父亲满是老茧粗糙的手，听着父亲说着和自己身份极不相称的语言，常在一起和父亲聊天的那位知青无不感慨地说：“把你这种人窝在小山沟里简直就是浪费资源，也是一种悲哀……”
　　 多年后父亲和我聊起这段话时说：“那个年代悲哀的人何止是我啊？那些北京知识青年不悲哀吗？他们一个个文化程度都不低呀……”
　　 这两段可以丰富父亲文化生活的岁月并不长，那位学生中学毕业便当兵去了，他在图书馆给父亲往回带书的途径也就此而中断。
　　 那些北京知青也是如此，人家随着知青回城工作逐年进展，十几位知青都先后离开了小村，这些看书的途径相继没有了之后，父亲十分无奈地又回归到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之中，直到后来进入晚年之后，才在电视节目里找到了一些乐趣，只可惜这种乐趣父亲也未享受几年便离开了人世，所以我每逢在文字里体验快乐时就会想起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