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文革”中期，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生长的这座四川小城开展得井然有序。自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刊登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后，当时作为中学生的我，于1969年初秋与同学们一道加入了 “老三届”上山下乡的欢送队伍。
　　 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重复着相似的惊人一幕。两年半后的1972年元月的一天，在同一个地点——隆昌东门县革委会招待所门前，我和同学们也成了被欢送的上山下乡的对象。那天到“广阔天地”去的除了我们，还有县城内其他学校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那日，顺河街、东门口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彩旗招展。早饭后我背着行李，胸戴红花，在亲人的簇拥下，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与同学们汇聚在一起。十六岁的花季，我们都有着一张青涩的面孔。看着横陈于街道上空宣传上山下乡的巨幅标语，我问着自己：广阔天地真的大有作为吗？前些年因躲避“武斗”，我在乡下生活过一段时间，目睹和感受过农村的凋敝……此时我深感迷茫；但同时又因听说在农村锻炼两年后可以参加工作，我那颗年轻的心又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按照到场的县知青办人员的要求，陆续到齐的同学们相互协助，把行李放进了编有序号的解放牌卡车敞篷车厢，接着大家又踏着车轮进入到车厢内。我是个女孩，个子矮小，还是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才完成了这个动作。
　　 在鞭炮声中，车轮启动了，欢送的人们舞着写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广阔天地炼红心”“农村大有作为”的彩纸小旗欢呼着。透过爆竹的烟霭，我看见妹妹弟弟依偎在母亲左右，在目送着我。此时，母亲的叮嘱又回响在我耳畔：“父母不在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要好好劳动；要学会为人处世；与社员处好关系。”母亲是小学语文老师，说话总是干净利落，并对我和弟妹管教很严。倏地，我眼睛湿润了，接着泪水溢出了眼眶。这时，听见有些家长在呼唤同学的名字，身边也有男女同学开始抹眼泪。
　　 那天去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分布在县里各区所辖的公社，车一出县城就各行其道了。
　　 疾驶的卡车将公路边大片的麦田甩在身后，似乎没有穷尽，而我分明感觉到离家是越来越远了。 时令正值隆冬，四川盆地难得有艳阳天，阴晦的苍穹，笼罩着我们与之同一色彩的心情。同学们没有谁戴口罩，相依着站在敞篷车厢里，任凭迎面而来的凛冽寒风掠过青春的身体。耳边风声飕飕，寒冷深入到脊背，面部刀割一般，大家却出奇地沉默。
　　 此时，我想起一月难见几次面的父亲。父亲没有来送我，是因为他常年在距县城十公里的石碾区供销社工作。
　　 历尽坎坷的父亲是建国初期的大学生。最初他就读于重庆一所理工大学，因考虑到所学专业过长的五年学制，家庭经济难以承受，读了一段时间后，便弃学报考了学制仅三年的四川财经学院财会专业。所幸考上。但因为缺路费，父亲便由重庆徒步一星期才到了校园所在地成都。
　　 三年后，学成毕业的父亲被分配到雅安森林工业局。之后因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父亲调回了隆昌土产公司。作为建国后第一批毕业的大学生，父亲有一腔报效国家的热情，他敢于说真话，敢于向组织建言献策，结果在反右运动中险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父亲似乎躲过了这一劫，却在一九六二年作为精简职工的对象，他被撸去了工作。后来落实政策又恢复了他的公职，却被分配到远离县城的区供销社工作，任主办会计。
　　 父亲拨动算盘珠的手，还能画得张张上乘的西画。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培养我画水粉画，使我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而现在际遇的改变，看来我的绘画基础是要被废掉了，而父亲正在我身上建立的期望大厦也行将坍塌。为此我感到一阵难受，闭上眼睛任泪水洒落于心上。
　　 凛冽的寒风骤然停止了，汽车制动于一块布满枯黄草茎的泥坝里，我们抵达了插队落户的石碾区五坡公社所在地。在我们被冻得发僵的身子还没有来得及舒展，一些男同学就率先跳下车，等待接车上的行李。随后有同学提议，所有女同学都下车去，只留男同学在车上递行李。这时，车上车下男同学优越于女同学的体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想，那些男同学一定明白这是即将在与女同学分别前能帮她们做的唯一一件事了。几十年后的今天，想到那一幕，我仍然会感动不已。
　　 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公社简陋的礼堂里集中，等待分配到有知青的大队或生产队派来的人接走。公社一领导一番带有欢迎意味的的简短讲话后，公社知青办的人员便按生产大队的编号排序，点出其所接纳的知青名字，他（她）们便与来接的人带上行李，走出了礼堂……那是怎样一种凄清景象啊！
　　 我被分配到五坡公社六大队。在我还没弄清被安插在哪个小队时，公社分管知青的刘部长就找着我，他说：“六大队的书记不愿领你走。说你太过矮小瘦弱，无法承受农村的体力劳动。”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大队书记是怕我成为生产队的累赘！的确，那时的我身高只有一米五多一点，体重也才八十多斤，完全是一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女孩，能承担起繁重的农活吗？现在回过头看，那个大队书记不愿领我到生产队，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而那时，我一下有了被抛弃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单感袭上心来，尽管当时还有好些同学没有离开礼堂，还在我身边。
　　 众目睽睽下，我的自尊心遭受重挫，我却没有悲哀，也没有泪水。我知道，这是因为饱经磨难的父亲坚毅的目光浮现于我的脑海，它给了我力量，让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强。
　　 同学们逐一去到插队的地方，唯独我落寞地背着、拧着行李去搭乘返城的汽车。车路过石碾镇时，我下车去到父亲工作的区供销社。一见到他，我的眼泪就簌簌地流，它宣泄着我内心集聚的委屈。接着我向父亲诉说了原委。由于当时我的户口已落在农村，只能去找能接收我的生产队才是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那天，我就在父亲那里住下了，一住就是几天。而这几天也是父亲费尽心力想办法的几天。最终他才托付一个当生产队长的远房亲戚做工作，把我安插到了五坡公社四大队七生产队。
　　 下乡的第一天，我的青春就被撞了一下腰，这似乎注定了她以后的路不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