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二哥在部队提了干，穿起了四个兜的军装。母亲端详着儿子在军营门口拍的照片，笑容满面地问父亲:“穿上四个兜儿衣裳，怕是就要骑大红马了吧？”
　　 父亲是母亲手里捏着的“软柿子”。今日难得母亲“垂青”于他，他自然心花怒放，原想马上回答“释疑”，但自从儿子“当了官”，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咀边的话突然多了起来，而且，遇有机会就要显摆。这当儿，他鼻孔里轻蔑地一哼，反问:“一天价还说你能，高炮手还能骑马？”
　　 母亲压根搞不懂炮兵是咋会事。但历来居于“领导地位”的她，实在不愿暴露自己的无知，“长敌人的志气”，所以再没往下问。但对儿子的牵挂，又使她实在憋不住。沉吟了半晌，她又拐弯问:“哪提了干，还得早早起来敲钟唤人？”父亲鄙夷地瞥了母亲一眼，缚笤帚的手不停地缠绕蔴绳，似乎不耐烦地说:“你以为那是生产队？当官的敲钟，哪要吹号员杀得吃不成？”
　　 听到“吃”字，母亲的思维又瞬时切换到“吃”上。她没准儿忆起了二儿子因“贪占”大女儿窝窝头，被她用火柱兜头就打的心酸事。她放下身份不顾，急切地询问:“提了干，每日能旋子（饼子）麻花管饱吗？”父亲一听笑得手里的高粱秸撒了一地。笑够了，他才边擦眼泪边说:“你心疼儿子，你去看看不就清楚啦！”
　　 “挨刀子的说得也对。”母亲的执拗劲被父亲勾起来了，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立时筹备“看看”的事宜。我们又纳闷，又欢喜：不年不节，母亲又是炸麻托，又是烤饽饽。然而，当我们的小手刚申向那热腾腾香喷喷的美食，“啪”的就被母亲打回来了。三哥说不定就是在这种“嫉妒”中立下了从军的志向，长大当了一名新疆军垦场的志愿兵的。大包儿小袱子全都准备妥贴，火车票也买好了，但母亲却病倒啦。
　　 二哥探亲的战友来邀母亲启程，母亲扎挣着抬起身，咳嗽着指了指蹲在炭仓上的父亲说:“让他爸去吧。”父亲不信，一个大拇指指向自己园园的鼻子问:“我？”“就让挨刀子的去吧。”母亲剜了父亲一眼，无奈地笑着做了决定。
　　 两个月后，父亲回来了。除了几大包子红红绿绿的“礼品”外，父亲更多的是带回说不完的“话”。不明智的是，他倒腾这些“话”时，总要把部队与自己村里的人和事相比较，往往无意中伤邻居的自尊心。一来二去，年轻人就开始顶撞他。不承想，“语言”受锉，他改用“行为”表达。比如，离开部队时，二哥记得早年间父亲跑山冻坏了脚，一到冬天脚后跟就开裂儿，便在军人服务社特意给父亲买了双“大头鞋”。回家时，村里刚下过一场大雪。供销社门前台阶有人扫过，七八个老头聚在台阶上晒太阳聊天。父亲来了，他本来也是“老头”之列，但他不上台阶去，而是故意站在台阶南边的雪窝里，咀里鼻孔里冒着三股白气儿，朗声说:“麦盖三层被，明年枕着馒头睡。这雪呀，还小。”邻居小锁儿是个近视眼，瞇缝眼问:“哪不是王老二吗？你在那雪窝里不怕冻脚吗？”父亲就等这话呢。“这鞋里面全是毛，上好的羊羔毛，把人热得直流脚汗哩。”父亲说着还把鞋尖往雪堆里塞了塞。
　　 父亲的言行令老伙计们厌恶。说话尖刻的腊娃故意问:“这回踅了不少地方吧？”
　　 父亲答:“那还用说？”
　　 腊娃问:“都是哪些金贵的地方呀？”
　　 父亲答:“香山的红叶。”父亲不往下说，静等听众夸赞。不料五个儿子全在村里“打土坷垃”的玉柱老汉接茬嘟囔了一句:
　　 “就是咱西山里的黄橹树叶子，牛羊不吃，没啥用项，只能编个筐子！”
　　 腊娃咧嘴一笑，又问:“还有呢？”
　　 父亲说:“还有长城，万里长城——”父亲说着伸开了双臂，“真他妈的长啊！”
　　 玉柱鼻子哼着说:“跟我砖窑顶上的花垄墙一样。”
　　 老头儿们齐声咳嗽，将“笑”堵在了喉咙。
　　 父亲似乎觉察出了什么，他想拿“重磅炸弹”为自己挽回点面子:“还有那黄果树瀑布，几十里地就能听见……”
　　 “那就是咱浇地的跌水嘛！”几位老人异口同声地说着，欠起身，拍打着屁股,上的土散了，将父亲凉在了一边。
　　 父亲百思不得其解，我儿子有了升转，大伙该高兴才对呀，为甚说话夹枪带棒地让人怪不自在？
　　 其实父亲的“张狂”，早在几个月前就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那场雪还没消尽，村里就来了两位神秘的军人。等军人一出村，老支村焦世友就一脸愠色地喝住父亲:
　　 “王老二，你死都不留忆头了！我问你，你在部队说你当过国民党的兵？”
　　 “说啦。当过就是当过。”父亲满脸委屈。
　　 父亲闻到了浓重的羊膻味。大伯手里的厨刀在案板上噹噹地切着羊下水。大伯长我父亲十岁。摆熟食摊子的爷爷壮年病逝，大伯不到二十岁就接过了爷爷的生意，同时也履行起了家长的义务。父亲很尊从大伯。“你当兵去吧。”大伯手里的厨刀仍旧在案板上噹噹地切着羊下水，见迈进门槛的父亲愣愣的，就又重复说。当时，阎锡山盘踞的山西实行“兵农合一”、“编组互助”，规定三个青壮年拣选一人当兵，叫做“常备兵”，另两人在家务农，帮当兵的人家耕种，这两人称“国民兵”。兵慌马乱的年代，村里三天两头就有死人抬回，穿上军装就意味着九死一生，人人都唯恐躲之不及。如何躲？买通“村国民兵连长”换人。“买”的代价是，吹口气耳朵一听嗡儿嗡响的银元，或几担成色上好的粮食，或槽头上一两头“不上口”的骡马。父亲知道，家里除了祖上留下的这三间土坯房，哪有什么“硬头货”？“嗯。”半晌，父亲反应过来了，他用鼻子哼了一声，将肩膀上的锄头放到堂屋的门后，转身回到南屋，把破破烂烂的被褥捆了捆，往肩上一搭，走出了家门，踏上了从军之路。大伯把父亲送到村东头的青石桥子上，一只手象征性地在父亲肩膀上轻轻拍了一下，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放心去吧。”就在父亲转身举步时，大伯又上前拉住他，对着他的耳朵低声嘱咐:“机灵点，有机会就跑。”父亲点了点头，准备离去。大伯又叫住了他，说:“当兵哪用带行李？”父亲又“哦”了一声，将行李递给了大伯。几十年后，我二哥与三哥参军时，我姐姐们眼圈发红，父亲扭了一脖子，揶揄说:“没见过世面！”
　　 一年后的冬季的一日，父亲踩着一层寒冷的白霜回来了。他一身戎装，但毫不威武，鼓囊囊的军服到处是露出棉絮的窟窿；身上没有伤痕，脸上可以看出疲倦憔悴到了极点。父亲告诉大伯说，他的部队在忻口与日军打了二十一日，他们连，就剩下负伤的连长和当炊事员的他。连长是邻村的老乡，平常对他多有照顾。撤退中，连长腹部中弹，肠子露了出来。父亲扔掉背上的铁锅，将连长的肠子塞了回去，用根带子把他的肚子捆住，就去追赶部队。这时，日军已先后攻占娘子关、太原，父亲的部队撤向晋南。父亲将他的连长背回了他的村庄。连长要水喝，喝了没半碗就停止了呼吸。邻居来探望，询问战况，父亲盯着墙上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声音像从遥远的史前时期传来:
　　 “死人堆得像山！像山！”
　　 女人们抹泪，男人们叹息。大伯摆摆手，幽幽地说:“都回吧，回吧！明日还要干活哩！”
　　 第二日，父亲与大伯正挥动铁镐在村西北的林家沟挖土窑洞。中午时分，“村国民兵连长”麻子张顺来了。他与大伯嘀咕了一阵子就走了。
　　 过了三天，一大早，大伯抱来了一包子军装，将父亲“武装”起来，说:
　　 “今日咱不打窑了，你穿上这身衣服，咱办个事去。”
　　 我们长大后，父亲解密说：那衣裳和枣红马都是许司令的。我整理村史时，村里有文化的上年纪的人说起许司令，那个兴奋自豪劲儿难于形容！他们说，许司令是我们县的城防司令，官儿不小，却没架子，对村里人好得狠。村里人在城里惹个啥事儿，一提是许司令村里的，多大的麻烦也会消解。父亲心里疑惑，嘴里却不敢言语。他懵懵懂懂地穿上了那身军官服。出了家门，父亲更加纳闷，门外的歪脖子榆树上竟然栓着一头枣红军马。那是他们军团长才有的座骑呀！“骑上吧。”大伯命令。父亲就骑上了。
　　 兄弟俩沿通利渠向南走去。父亲跨下的大红马四蹄有节奏地扣击着发白发硬的老官道。农闲时的通利渠河水懒散率意地流淌，渠面袅袅升腾起缕缕乳白的蒸气。父亲暗自感到好笑。他幼年就听盲人说过一段通利渠下游十八个村庄与渠口的好义村械斗的鼓儿书。依稀记得那是1922年农历五月间的事。当时一年天旱不雨，禾苗欲枯。下游的一万三千壮民，在绅士的鼓动下，麇聚我们村，摩拳擦掌，要去“教训教训”好义人。那盲人用沙哑的腔调描述当时的场面说:
　　 “李有之，传命令，
　　 下五村每人一杆枪，
　　 脑勺子朝南往北踮；
　　 中五村:
　　 你们抬上榆木炮；
　　 上五村:
　　 你们拳术好、武艺精，
　　 折腰、拐子别离身，
　　 单刀、砍刀随后跟，
　　 铁杈、毒锥撩后营；
　　 上三村:
　　 你们人手少，
　　 都把锨、镢、耙子挠……”
　　 结果下游伤亡数百人。“有种咥日本鬼子去！”父亲自言自语说。”接着，父亲又想到了幼时在渠里摸鱼摸螃蟹的情景。那时，渠水清彻见底，人渴了，趴下就可以喝；尺把长的鱼，游来游去，比碗口还大的鳖，太阳一出来，全爬上岸来晒盖；见人来了，才嗵嗵地往水里跳……然而，眼下，那帮光屁股长大一同掏鱼摸虾的伙伴不是死，就是逃，这次回来一个也没见上。恍惚间，父亲耳畔又回响起轰炸和撕杀的呐喊。想起没来得及掀盖就被炸飞的冒着热气的行军锅，想起连长鼻孔最后呼出的一缕气息。不知过了多久，由远及近，一阵笃笃的敲门声隐隐约约传来。
　　 “你们找谁家？”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将大门拉开一道缝，一双大而黑的眼晴满是警觉。
　　 事情完全按大伯预先设想的程序进行。
　　 大伯答:“我找贺大哥，给许财主赶大车的老贺，贺大哥。”他又补充说:“我与他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
　　 那姑娘大概对语言过于敏感，大伯“险象环生”的答话中的关键词，“抓”住了她。她连忙给她父亲的“至交”用铜爂壶烧水，顺便还让妹妹从炕柜里拿出一簸箩干枣子待客。这其间，大伯将他“当官”的弟弟推到台前，腾出必要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与她，用眼睛说话。等他喂马返回堂屋时，瞥见那姑娘脸上罩着红晕，说话也柔柔的，他朗声宣布:“时候不早啦，我弟公事忙，你爸我们就不等了。”父亲在村头骑在大红马上回头一望，那女子一闪身就消失了。
　　 第二日，外出送货刚回家，车把式老贺就抽着旱烟，笑呵呵地问大女儿:“昨日有个当兵的骑马到咱家了？”
　　 “是兄弟俩。”大女儿边作饭，边抵头说。
　　 “不是当兵的，是当官的。”小女儿插嘴说。
　　 大女儿停下幹面，斜了妹妹一眼嗔道:“谁说的？多嘴。”
　　 “他哥说的嘛。”妹妹将择了一半的菜一甩，扭身走了。
　　 十几天后，车把式老贺家的大女儿就盖着红盖头出嫁了。老贺眼眶里噙着热泪。这两年，他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先是大儿子参加“八音会”与七个同村的小伙子被“不明身份”的一伙人，用刺刀捅死在汾河岸边的玉茭地里。去年，在“决死队”当侦察排长的小儿子又被人告密，被“二战区”的队伍围困在家中，身中数弹而死。现在女儿出嫁，虽是喜事，但身边又少了一个亲人，岂不令人伤感？尤其是想到，老伴病故，大女儿几年来操持家务，自己在外赶车才得安心，更是心酸！
　　 不久，老贺的大女儿比老贺还心酸。
　　 老贺就是我姥爷，他大女儿就是我娘，那个骑大红马的人就是我爸。我爸哪是什么军官？充其量算个士兵，而且是个“逃兵”。这还罢了，夜里从身旁呼噜声的间歇中得知，这个矮锉子男人竟比自己大十岁。我娘“啪”的一巴掌打在我爸的屁股上。我爸一凛，惊诧地咕哝:“有敌情？”
　　 “有你娘的脚，”我娘揪着我爸的耳朵，将他拽起来，大而黑的眼晴瞪着他审问:“你老实说，哪大红马呢？”
　　 “我哥让还啦。”
　　 “哪，哪身黄皮呢？”
　　 “我哥说，咱不还人家，还能昧人家的不成？”
　　 婚后三天，晨光熹微，父亲的呼噜声被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拉开门栓，父亲口中的哈欠被涌进来的七八个背枪的军人堵了回去。我娘从窗户眼瞅见，大伯朝“村国民连长”麻子张顺使了个眼色，张顺指着父亲说:“谁是他。”等再打哈欠的时候，父亲已穿上“黄皮”，踟躇在黄河岸边荆刺丛生的土崖上，扛枪“保卫”“克难坡”了。也就是在这次当差时，日本兵的撂枪击伤了父亲，他差点丧命。我们曾问及伤情，父亲脸一红，眼一瞪，随即又长叹一声，扭身走了，始终没有言语。
　　 其实，父亲哪有摸枪的资格，他当的是伙夫，操的是勺子。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父亲似乎对这一行很自豪。他回忆说:“那时节，咱也掌过权，想咋就咋！”我琢磨，他说的“权”无非就是给谁多舀点少舀点，还能怎么样？至于说“想咋”，除了吃得脖子转不动，一个伙夫路子怕也不会多吧！然而，几十年后，我有了全新的解读。那一年，我去父亲当年“掌权”的那个县游逛，在县宾馆我碰见了好几个鼻子或者眼睛与我神似的服务员，直到擦拭父亲临终冰凉的身子之前，我都感到他们与我存在着某种联系……我曾经想，在饥寒交迫的年月，“吃”是第一要务，掌勺不是就“想咋就能咋”吗？何况在哪样的军队？母亲是不是当时就有这种预感呢？不好猜测，我们只知道，当年母亲对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反复怒吼:“骗子，一对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