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没想到插队到农村的第一天，因为我太过矮小瘦弱，被分配到的五坡公社六大队拒收。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托人把我安置在了四大队七生产队。其时，已临近年关，父亲怕我在镇上躭搁久了影响不好，便亲自送我到乡下。
　　 那是一个阴冷的雨天，我和父亲扛着简单的行李，挤上了石碾到五坡的公共汽车。我望着车窗外如丝般的细雨和灰蒙的远方，淡淡的忧郁和悲凉由然而生：苍茫天地，我的前途在哪里呢？
　　 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到了目的地。耿队长知道我们到达生产队后，亲自出门迎接，他很热情地接过我的行囊。在他看到矮小瘦弱的我时，很是吃惊，询问我年龄后，他不住地摇头叹气。
　　 “这么小就到乡下来，真是遭孽呦！”也来接我们的耿队长的母亲陈婆婆用怜惜的目光凝视着我，拉着我的手喃喃细语道。
　　 “请耿队长放心，我女儿能吃苦。”父亲似乎看出了队长的担心，便说出打消他顾虑的话。接着又补充道，“只是她年龄小不懂事，你们要多教育她,帮助她。”
　　 “农村的活很重，我担心你女儿受不了。”队长顿了顿，“大哥放心好了，我们在安排上会照顾你女儿的。”
　　 “谢谢！”父亲回应道。随即，他把目光转向我。瞬息的对视，我领会了父亲目光中透出的含义，便对耿队长说：“队长，我会服从安排，会好好劳动的。”
　　 现在回想起那一幕，我才有了迟到已久的认识：十六岁的花季年龄，我们，整整一代的我们，就被剝夺了读书和接受教育的权力，并且要面对自食其力的生活关，肩挑背扛的劳动关，接受再教育的思想关。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我们这一代人承载着那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的悲哀。
　　 我插队的七小队位于石碾镇至五坡场的四公里处，处在石碾镇到五坡场和渔箭滩的三岔路口左侧，交通十分方便。但由于那时正处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资本主义的尾巴”出现，便利的交通并没给这个生产队带来财源。七小队由于人多田少，土地贫瘠，加之有不少的坡地都是斑鸠沙土质，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所以粮食产量不高。农民种的稻谷按定额交完公粮后，剩余的自食就不多了。由于没有经济作物及其它副业收入，仅凭生产粮食创造的经济价值极低，一个全劳力一天挣的十分工分只值两毛钱。每年，每个人只能分到一百多斤谷子、几百斤红苕，以及一百多斤小麦、包谷和高梁。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家家户户的主粮都不够吃，只能粗细配搭勉强糊口。那时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
　　 由于七小队我是自行联系落户的生产队，公社正在协调住房款的下拨，队上又无房给我住，队长只好把我安排在他家居住。耿队长家五口人就有四个劳动力，因此他家的条件在七小队算好的。他家有并排的四间土坯房及一间偏房。其中三间是住房，一间是厨房，偏房是厕所兼猪圈。我和他小女儿年龄相当，共住一间屋。由于有同伴，我不觉孤独，也不想家。
　　 在队长家居住时正值一年中最难熬的荒月。为了填饱肚子，他家几乎顿顿是稀饭，而稀饭里总是掺入高梁、包谷、红苕等粗粮，尤以高梁粑煮稀饭最多。饭桌上的主菜就是牛皮菜、白萝卜等刮油腥的菜。刚开始我吃不下，特别是高梁粑满口钻，难以吞咽。但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大，体力消耗大了，使我常常饥饿难忍，头昏眼花。我无法承受填不饱肚子所带来的体力不支，不得已只得强迫自己多吞咽那样的食物。就这样与农民一道，我吃着有生以来没有一点油气、最难咽下的饭菜，总算熬过了青黄不接的荒月。
　　 插队的知青，干农活没有不受伤的。我的好些同学都谈到过受伤的经历。记得我第一次出工挖红苕，生产队发给我的新锄头既笨重，锄把又不光滑，由于我力气小，每一锄不是挖下去而是砸下去，把沙土下的红苕砸得稀烂；看见一地的烂红苕，我窘得满脸通红。这时手掌火烤火燎地疼痛起来，一看，双手已磨出了血泡，有的已渗出血水。有社员说，是我把锄把握得太紧了造成的。此时此刻，委屈和辛酸一起涌上心来。
　　 到农村的初期，我最惧怕的是烧柴火做饭。生产队给我的树枝桠有些是湿润的。最初我不懂得烧柴火灶膛要空心的原理，也不知道把干湿柴火配搭燃烧，而是把柴块和树枝不断往灶膛里塞，结果是长时间不燃明火，弄得满屋子烟雾弥漫，呛得我直流泪。而我又用手不断擦双眼，一会儿就把自己弄成了大花脸。倒不是我在家里就不会生火做饭，我是会的，但城里用的是煤灶。
　　 在耿队长家居住了两个多月后，生产队另外给我安排了一间住房。此房是一家农户的厢房。这个土坯小青瓦三合院修建的时间较久远了，墙面凸凹不平，泥巴已大块大块地剥落，有的墙体已经有明显的裂缝。房院的中央是个小天井，右侧的第一间就是分给我的住房，据说是生产队刚腾空出来的。这间房有两个功能，就是住房和厨房兼用。房子中间没有隔墙，里端就一张床和一个平柜，靠门的外端有一口柴灶，显得非常简陋。右侧的第二间虽说是房间，但连门和墙都没有，没有任何关拦。当我看见一位精神病患者住在里面时，我非常惊愕并惧怕。进门正面有三间房，一间是这家女主人居住，另一间是厨房，再有一间是猪圈和厕所。
　　 这家农户的悲惨境况，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主人是一个近六十岁的女人，本人成分地主，我叫她李婆婆。她虽然已进入暮年，但从她的外貌看，我能想象出她年轻时的绰约风姿，并能感觉到家教带给她的涵养。听说她嫁到夫家没过几年滋润的生活就解放了，而在土改时和丈夫一道被划为地主成分，于是就换来了以后几十年的专政待遇。解放后不久她丈夫就故去了，作为既是专政对象又是孤家寡人的她，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长期接受改造，被乡邻歧视，加之文革中又遭受批斗，她在言行方面极为谨慎，生怕稍有不慎，灾难降临。可以想见，她是在惊恐与屈辱中苦度余生的。我在那里居住时，极少看见她主动与人接触交谈，这是她因自己的身份感到卑微低下的使然。
　　 最可怜的是她大儿子，因出身地主家庭，也就处处低人一等，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加之恋爱遭受挫折，自身脆弱，在读大学期间就得了精神疾病。被迫终止学业后，回到是专政对象的家庭，其境况自然是雪上加霜，非常悲凉凄惨。
　　 她的小女儿我叫她黄姐，那年二十八岁，长得十分清秀。她初中文化，知书明理，勤劳朴实，是农村典型的好女子。但受其家庭成分的影响，同样抬不起头，连找个对象都困难。那年，我听说她多次相亲，对方都嫌弃她家成分不好，家里还有地主母亲及精神病哥哥的拖累，最终告吹。试想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月，谁敢找一个地主的女儿做老婆，如果成婚，恐怕下一代甚至几代都抬不起头来。在那个年代，地主成分的家庭，其头上总有一把利剑如影随行，这样的家庭卑微低下且受尽磨难。
　　 虽然黄姐在生活上对我非常照顾，可我的住房与她的精神病哥哥仅一墙之隔，让我感到非常恐惧。我上厕所和洗澡都要路过他的门前，这时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对此我非常紧张，就小跑而过。收工回家后，我只得立即关上门，生怕他踏进我住舍半步。实在太恐怖了，他那自语自笑，发呆发楞，特别是呆滞中偶尔带有杀气的眼神，使我胆战心惊。万一他情绪波动，病情达到极端时，我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应对？我在这里居住的半年多，内心一直处在惊悚中。其间，我多次向生产队反映过这个情况，因生产队穷，无力另外解决我的住房。对此我父母非常担心，是他们不断向石碾区及五坡公社反映我的处境，才促成公社岀面把我迁至到五坡公社九大队六生产队。
　　
　　 二
　　 是父母给予我的关爱，公社的施助，我才摆脱半年多的内心惊悚，走出了那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三合院，来到了九大队六生产队。
　　 新的生产队紧邻五坡场，条件较好，不仅交通方便，还点上了电灯。六生产队处在浅丘地带，人均拥有一亩二分地。由于土地肥沃，加之生产队长能干得力，这个队收成一直比较好。那时，每个人能分到三百斤左右谷子，一百来斤小麦，三四百斤红薯，粮食基本够吃了。
　　 由于我的到来，这个生产队就有了三名知青。先前有一男一女两名知青。一个生产队能接纳三名知青是较罕见的，足以说明这个生产队的实力。
　　 名叫姜小蓉的女知青，是老三届中高六八届的毕业生。她二十出头，个头近一米六，微胖；还算端正的五官上架着一副镜片稍厚的眼镜，尽管没给她增添美色，却让她透出了一股书卷气，加之有一头自然卷曲的乌黑短发，就使得她即使出工时劳动装沾满泥土，也不会被人误认是农村姑娘；近一年的下乡经历，她的脸庞已带浅浅的古铜色，但不裸露在外的本色肌肤却如凝脂。在那个年代，有着高中学历的姜小蓉在农村就算是很有学问的人了。她曾在五坡当地一所中学代过课，就因为这，她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知识分子，时不时流露出清高与傲慢。其实在老三届中，只有初六六届和高六六届的毕业生，他们的肚子里还真有点“货”，因接近毕业文革才开始，没被耽误学业。而后两届的都参与了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打砸抢”和“文攻武卫”，学业几近荒废，肚子里哪有什么“墨水”呀。
　　 生产队把我安置在姜小蓉的住房居住。这是修建时间只有几年的、专供知青居住的小青瓦土墙房，并排着，共有四间。原先姜小蓉居住两间，一间是居室，一间用做厨房及厠所。由于安排我和她共同居住，那本来就不宽敞的两间屋子就显得拥挤了，这对已经习惯于在此起居的她就感觉到了不便。她因此常以主人自居，内心对我排斥，不时拿脸色给我看，偶尔还说点带刺的话。我们居住在一起的时候，各自生火做饭，谁是谁的格外分明。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度日，却几乎没有语言交流与物质上的往来。她比我年长几岁，经历和阅历比我多，我只得谨小慎微和她相处，便逐渐养成了我隐忍的个性。其实在这样的氛围中，不仅我，她同样生活得很压抑也是可以想见的。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改变了一直以来对她的印象。那是一天清晨，我和社员一起出早工收割高梁。在我踮起踋尖拉下一株高梁穗，在用锋利的镰刀拉割时，由于身体不平衡，镰刀一斜，割伤我的左手小指，我“哎哟”一声尖叫，缩回胳膊，那伤口顿时血流如注。我急忙用右手捏住伤口，也许是吓懵了，就呆如木鸡似地站在那儿。因那伤口太深太长，我用右手捏压着也不管用，不一会儿我站着的地方就聚有一小滩殷红的鲜血。突然，不远处传来尖厉的声音：“赶快回去包扎，还站着干什么！”姜小蓉几乎是呐喊着跑到我面前，用关切的目光盯了盯我带血的手指，要我捏紧伤口跟随她跑向居住地。进了居所后，她打开了她的药箱，用碘酒给伤口消毒后，上了云南白药，接着又用纱布包扎了伤口。她这一熟练的连贯动作，使我眼眶里有了灼热感，胸中掀起久违的感动。这件事让我感受到姜小蓉看似对人冷漠的做派里，其实还有着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从那以后，不经意的一个招呼，一个问候，一个微笑，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就多了起来，以往的格格不入便荡然无存。
　　 在农村每当闲暇时，无聊的生活更使我们感到苦闷。这时，要么我就拉我那把破小提琴，要么就唱唱歌，苦中求乐。姜小蓉曾经在公社宣传队呆过，算是有点文艺细胞的。她声音宏亮，是典型的女中音。当时，很多样板戏的唱段及流行歌曲她都会唱。为了排遣乡村的寂寞，我跟她学唱歌，她教会了我不少流行歌曲，还经常指导我和她练习对唱。她演唱京剧《红灯记》中李奶奶和《沙家浜》中沙奶奶的唱段，我唱李铁梅及阿庆嫂的唱段。每当歌声唱响，死寂的乡村就有了一点生气；若在晚间，那歌声便回荡在静谧的夜空。
　　 我们隔壁的两间屋子住着男知青张剑。他初中毕业，年龄十九岁，大约比我早下乡几个月。他虽然有一米七多的个头，但老是含着胸，走路弯腰驼背，给人一种可怜兮兮、懦弱卑下的感觉。他虽然眉毛浓黑，下方的一双眼睛却黯淡无神，成天紧锁的眉头，好像有排遣不完的心事；有些下耷的嘴角更是放大了他的愁容。他内向的性格使他不善言词，喜欢独处。有几次我和姜小蓉试着与她交流，他不是低着头，就是木讷以对，基本的沟通都无法进行，更不要说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在农村劳动时，他的行为举止经常成为农民的笑料，为此，我与姜小蓉还替他打抱不平。他生活在农村几乎不与人交往，也不与人发生争执，他俨然是个有着性格缺陷的老实人。
　　 由于姜小蓉的身体不好，无法长期在农村承受繁重的农活，我们相处不到一年，她就办病退回到了城里。她的离开，她的回城，不仅使我感到孤寂，内心也有了一份因前途渺茫而滋生的失落与惆怅。张剑虽然最终插队农村很多年，却因性格原因和生活自理有问题等，在农村劳动的时间并不多，后来他到底是病退回城还是知青大返城时离开农村，在我的记忆中已是一片空白。
　　 我插队的六生产队田土多，劳动力缺乏，妇女除裁秧打谷外，其他农活都要做。我和她们一样，除了做田间地头里的各种栽种翻刨等农活，挑粪、送公粮等也都干，很能吃苦。那几年我和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