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追求名，有的人追求利，也有名利都追求的，但除了狂人和傻子，这两者中总有一个是他的主要目标，另一个会在两者的斗争中退出。
　　 有些人一直追求名也就得到了名，有些人拼命追求利确实也得到了利。但更多的人求名不成，求利也不成。失败者总爱找借口，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这样的借口古今中外太多了。金圣叹被砍头时说：“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玩笑确实是好玩笑，却总觉得有几分伪装相。李斯走向死亡时哭着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悔是真后悔，多少就显出了窝囊样。
　　 追逐名利中的成功者不找借口，他们走过的都是光辉历程。再加上总有一些人为了利也或者是为了名，替他们谱写厚厚的传记，结果就把他们打扮得色彩缤纷，要多伟大就多伟大，好像没有了他们，人类都不知道怎么繁衍后代。而这些成功者中，有些人觉得已经名成转而追求利，有些人明白自己利厚转而追求名。
　　 一大批官员由于贪污进入了监狱，名成了获利的工具，结果一个个曾经人模人样的“名人”变成了身败名裂的“人名”。
　　 一大批富人开始给这个学校、那个基金、某某协会捐钱，并因此而得到博士、教授、艺术家、协会主席等等等等的头衔，尽管他们死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已有的名获利而名利双收的，但这个世界上确实有曾经获利的人终于求得了大名。
　　 求名而得名的人多，而求利成而后得名的人却不多；伸出你的十指来，从三皇五帝开始，数到刚刚死去的所有人，你的指头也不一定用完。
　　 我也求名，尽管求名不成；我也求利，尽管求利也不成。但我不羡慕已经追逐成功的，也不嘲笑远远落在我后面的。我不追求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我相信，所有的恶行终会得到报应。种瓜不一定得到瓜，可你要是种下了跳蚤，收获的肯定不会是龙子。
　　 我过我的日子，尽我的本分，得我该得的名，获我该获的利。我知道，已经发生在我身上的或者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我的人生，所以我过自己的日子：流自己的泪，吃自己的苦，喝自己的酒，和自己的朋友相交，看自己的儿女成长，就这么老去。
　　 听过一个故事，说是清朝的一个什么皇帝游览到江南时，看到江上来来往往的船只，问周围的人：“船里装的是什么？”随行的人都哑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有一个老和尚淡然地回答道：“名利。”这个答案，看似机智，其实是满含智慧的。而这种智慧，自从朱熹之流的所谓理学成了读书人必须会的观念后，也只有不读宋儒书的和尚才能说出。而在宋儒之前，我们的古人是普遍具有这种认识的。古一些的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说穿了这三者都是为了求名，都是在追求流传千古的大名，这种大名是需要大公无私的胸怀才能够做到。可从古到今，我们的历史上真实做到的也就那么几位，这样就有了适合普天之下所有人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追逐利应该是人的本性。可我们的一些古人却偏偏提倡不言利（典型的如孟子的“王，何必言利”），甚至变着法的要打击逐利的行为，内心羡慕有钱的商人却又从言行上看不起他们。官方的规矩不说了，就是文人们，好像没有一点世俗观念的诗人们，却从南北朝开始，也在漂亮的诗文中一次次地幻想着勾引出外经商求利者的妻女，好像他们的妻女本来就该是被勾引的，漂亮的诗文下掩藏着一颗颗卑劣的心。
　　 当然，对于这群从小就被教育长大后要经营千秋名声的读书人来说，大大方方地说利甚至是和利沾边的事就俗。《世说新语》里说，王衍这家伙一辈子从来不说钱，连他老婆都觉得这家伙是不是在假装。一次，乘他睡觉时，就在他睡觉的四周放了好多钱。王衍醒来，看到这些钱妨碍了他的行动，就叫婢女来，让她们快些拿走“阿堵物（这个东西）”。刘义庆因此觉得他品行高洁，这也影响了后来好多的读书人。据说有一个现代作家，每次拿到稿费（钞票）后，总是把它们放到鞋里。别人奇怪，以为他是怕被人借去或者被人偷了。他回答说都不是，是平时“阿堵物”压迫他太多，现在他也要压迫压迫它。“阿堵欺我太甚！”是好多读书人的感叹。但诗仙李白却很大方地说：“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大有现在一些人所说的“钱么，纸么，花么”的架势。在我总小家子气地觉得他老人家花别人的钱，当然会毫不在乎，要是他花的是自己的血汗钱呢？估计也会装着没听懂，来一句“你刚才说什么”吧？这当然是玩笑，是我的小人之心。我们的诗仙李白，他老人家应该是真心地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可到了理学流行的中国，明明是名利场里人，却偏要装出一副清高的样子，好像说名讲利就俗了他们。
　　 施耐庵在《水浒传》的开场诗中就自豪说：
　　 试看书林隐处，几多俊逸儒流。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评议前王并后帝，分真伪占据中州，七雄绕绕乱春秋。兴亡如脆柳，身世类虚舟。
　　 见成名无数，图名无数，更有那逃名无数。刹时新月下长川，江湖桑田变古路。讶求鱼橼木，拟穷猿择木，恐伤弓远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听取新声曲度。
　　 在隐逸的读书人中，有那么几个潇洒的儒生，名声在他们眼里是虚幻的、利益在他们心中是不应该在乎的，所以与其斤斤计较于名利场，还不如坦坦荡荡地生活在自然界。明朝人认为：“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就是一种高洁精神的象征。施耐庵在这里表示这些人和梅兰竹菊为伍，而把追逐权力、谋求富贵的故事都当成笑话，闲来就说说他们的故事，喝喝酒、听听歌。
　　 唱得当然非常洒脱，图名求利好像在他写作时确实也不过是水中月。这种心态不只像他这样流传千古的大作者有，像我们这样的俗人其实也有。私下里和朋友聚会，说起这些道理来一套一套的，听着当然都非常透彻。可在现实中，真正涉及到自己的名利时，又能有几个人可以做的和说的一样好呢？这就像是经历过同事的葬礼、看着火葬场烟囱里的缕缕轻烟，人们都会瞬间觉得追名逐利的行为是那么的可笑。可短暂地感慨过后，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喝上几口小酒，一场酣睡过后，重新走进日常生活的人们就又在名利场中争个你死我活。
　　 年轻时，看西方哲人把人生看成名利场，总觉得鬼子们毕竟是鬼子，就算是他们的哲人都那么小家子气。在人世这么多年，才算是终于明白了人家的哲人才是哲人，而我们的好多所谓的哲人，尤其是所谓的理学家就是一群糊涂虫，在他们看来，只要自己闭上眼睛，世界上的一切就都不存在。并且为了让自己的理论成立，居然一辈子再也不睁开眼睛。结果，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的世界多了许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其实，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不就是在求名吗？尽管好多人说他们追求的是万世之名。可就算是永垂不朽的名，难道就不是名吗？非常喜欢孔子，“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求利要是成功就得到富，求名要是如愿就收获贵。孔子当然希望能得到这两者之一，当然两者都能得到就更好。只不过他不愿意为了得到富贵而放弃自己做人的原则，他有他做人的底线，所以他终生没有得到富贵。可他不虚伪，他不假装声称自己根本就不在乎名利，也因此他才成为我们的圣人。而宋儒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们总是在嘴里说什么要以天下道义为重，好像他们都是道德模范，可私底下呢？却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
　　 能否成名，是否得利，命也。不是我能左右的，无论结果是什么，我只能接受。但我可以默默地做我喜欢做的，并一直把那个如“丧家之犬”般的圣人放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