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天涯》杂志文集《往事与随想》一章，迟子建的《简朴生活回忆录》一文成了一个触点，触发了蒙昧岁月里隔绝久远的往事，如潮，无遮拦地就涌在笔端。
　　 小学校，只有一二年级，是村里的。另一所小学校，在村北头，是邻近四个村合办的，村里人冠之以名北学校，这名称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进了局机关工作，才知道北学校的大名。现在小学校早已遗失多年了，一、二年级的学生要步行到两里外的北学校去上学。
　　 我一年级的教室是小学校里破旧的一间，说不清楚它的年龄。教室地面是坑坑洼洼的土地，最怕下雨，屋外屋里都是泥。也怕冬天，小火炉微弱的火光抵挡不了灌入的冷风。
　　 这间教室根植了我启蒙岁月的全部记忆。
　　 白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白伯荣，至今我仍记得她的大名。教我时她40几岁，齐肩的中发，偏分，右边别着一个黑色的卡子，经常穿着一件兰灰色卡其布上衣。后来看连续剧看到剧中女教师，才知道那个时代的女教师都是一个模子。
　　 白老师教得好在村里是公认的，用时下的专业术语来评价，她的教学基本功过硬。每个家长会以自家的孩子被她教而骄傲，我们父母是属于骄傲一族的，久而久之，我也被骄傲了。
　　 我们的数学和语文课都是白老师教，她教得最棒的是汉语拼音和汉字的启蒙教学。我有一笔比较漂亮的字，而且每一个字的笔画笔顺书写规范正确，就是得益于她。20年后，我成为一名初中语文老师，每节课会与汉字打交道，学生的书写先不说漂亮与否，单是笔顺就写得五花八门。问及他们，说小学老师没有细教笔顺。又向小学老师打听，才知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已经淡化了汉字笔顺的教学。汉字教学没有笔顺的约束，就如同一个人不会走先学跑，也如同人在走路时先迈哪只脚先摆动哪只胳膊。放开了笔顺随意书写的汉字也就丢失了规矩和规则，是对汉字的一种大不敬。幸运，遇到白老师，在我初识汉字的日子，给了我最规范最严格的训练。
　　 白老师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人。整天板着脸，用现在的话说，笑点很低。全班同学都很怕她。我们住在一条小街上，隔了几家，在村里论，喊我父亲“三叔”，我该叫她“大嫂”。有了这层关系，加上我学习一直好，又特别听话，我确信她是特别喜欢我的，课下或在街上碰到她都会喊我小名儿。我和二妹都是白老师的学生，我确定她喜欢我胜过喜欢二妹。
　　 白老师在教室时，同学们极怕她，她要走出去，那几个捣蛋鬼可就现原形了。
　　 常棍（贵）儿，是我们班个子最大的，小学一年级长得就像五六年级的，膀大腰圆，瘦瘦的裤子裹着肥圆的屁股。老实憨厚，就是爱搞小动作爱说小话。他单人独桌在最后。白老师刚出去一小会儿，他就招呼前桌说话，边笑带嚷。老师并没走远，只是到外边侦察敌情。其他同学发现老师走到教室后面，都不敢出声。小棍并不知道，肆无忌惮。只听“啪”地一声，然后是小棍吵嚷地高音儿：“我的妈呀，这是谁呀”！大家回头看去，老师脸沉得水一样，小棍在地下坐着呢，疼得张着嘴，再不敢出一声。他挨了老师重重的一脚，罚他到后黑板前面壁。他往后走时，手捂着屁股，课下才知道，那一摔，他的裤子撕了一个大口子。放学后，他被老师请进了教室，以为免不了又一顿教训。谁知，我们趴着门缝看到的是，老师在椅子上给他缝裤子呢，小棍儿呢，蔫头耷脑地，像只温顺的小猫儿。
　　 还有小歪脖，我早已不记得他的大号了。他脖子不光歪，而且细，脖上有一个不成比例的大脑袋，想到他就想到了《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儿。小歪脖妈妈早病死了，他爸爸一个单身大男人拉扯着两个儿子生活，日子过得凄苦。他哥哥得了哮喘病，听闻就是吃咸菜疙瘩吃多了，哥俩长得都比平常人矮小。
　　 他是个鬼精灵，全班每个同学的外号都出自他的嘴下，小眼珠滴溜儿一转，外号就来了。学习一团糟，出洋相做鬼脸，小错误常犯。我们几乎不见白老师满脸怨怼、疾言厉色批评，即便是同学和他发生矛盾，老师也一向是惯着他，如同家中长者惯着老儿。年幼的我们一度觉得白老师特别偏向他。待我们稍稍更事时，才知晓那有母爱的情愫。我们也就不和他计较很多了。
　　 小歪脖也摸准了老师的脉，常趁老师出教室他也开溜，溜到外面。我是班长，每次出去时，和我请假。他说，老师要是问我，你就我说我到茅房蹿稀去了！老师来了，问他干啥去了，我笑地肚肠子疼，“他说……到茅房……窜稀去了……”。话音一落，教室各个角落都传来了嗤嗤地笑声。我偷偷看了老师一眼，原来老师也会笑呢。小歪脖回来了，老师问：你干啥去了。“老师，我肚子疼，拉稀了”，教室里一阵哈哈地笑声，老师又笑了。
　　 一晃离乡近30年，求学在外，假期回家，也少问乡情乡事。常贵儿和小歪脖的近况知之甚少，只知他们早已成家立业，和我一样同是人到中年。几十年里，学生人数经历了由少变多，多到高峰又减到低谷，每个乡镇的学校都面临着撤并，高中、初中、小学。我的这所只有两个年级的学校，难逃其消失的命运，它早已成为村庄的历史。
　　 每次回村时，总会忍不住多望上几眼。那几排教室早已华丽变身成民居，居主在俯仰之间可否知道这里曾有过书声琅琅的时光。小小操场，了无学生踪迹。而那一望，又分明望见了白老师和我的同班小伙伴们。
　　 白老师一家是我们村最早的公家人，等我上了师范才知，他丈夫是工商局的一个领导。那时候，他们早已告别了这个村庄，举家搬到了县城，她家阔绰的院落转给了他丈夫的弟弟。我和白老师隔绝了很久。后来，我从乡下招聘进了城内中学，在学校外偶遇白老师，才知老师就在我们学校外住。她已渐入老态，瘦小干枯，走路缓慢。似乎只是几年未见，她已成为老人。她的老伴已于几年前离世，她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老师，还认得我么？”她喊着我的小名儿，“怎么不认得呢？”“白老师，您怎么这么瘦？”“人老了，瘦点负担轻，倒是你，年轻轻得，这么瘦，教书累得吧！要注意休息。”匆匆逃离，我怕老师看见我落下的泪。
　　 从那次一见至今，又有七八年光景，真不知道白老师近况如何。同在一个小城，竟有些隔绝之感。又一个教师节，身为教师的我，却离开曾经纵横驰骋的沙场，失落和思念萦怀，最刻骨最没齿的，莫过于有白老师和小伙伴们相伴的启蒙岁月。时下，流行着各种聚会，同学们相聚，会邀上自己喜爱的初高中老师，他们往往决定着这些学生的未来规划和人生格局。小学老师，特别是低年级的老师往往处于被遗忘的尴尬处境。有的老师偶尔被哪个学生提及，他们已经年事已高或者已经作古。而启蒙时光何其珍贵，老师是我们最初的领路人，把我们那一群玩水吃土的孩子领进教室，探寻新知，用言教和身教，播洒良善，灌以甘霖，时刻不忘呵护着我们的初心和童心，那是我们永不过时的最真的梦。
　　 白老师就是这样的老师，遇到她是我一生的大确幸。
　　 写于2017年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