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十六岁。
　　 校长的儿子和我同班，十六岁零六个月。
　　 我一直不愿意称呼他的名字，见面就喊他“校长的儿子”。
　　 这其中的原因，我不想讲了。是的，那时候，像我这种乡下来的孩子，到县城插班读高一，为的就是能有个好成绩，高三能一次性考上大学，不用再复读就行。不管考上什么学校都行，只要吃上商品粮，就不用在乡下种田受苦了。这是我父亲说的，在六十年代非常有道理。
　　 我的母亲去世得早，我都没有见过她。我是祖母用稀饭加白糖把我喂大的。那年岁，牛奶还是稀罕品，即便有的卖，我们乡下人也买不起。对我来说，稀饭加白糖，是最好的营养品。祖母说，虽然我小时候很瘦，但极少生病，没有城里的孩子那么娇贵难养，三天两头要往医院里跑。乡下只有赤脚医生，村里卫生所吧，人倒是有，可很多时候，他要干农活，况且，那个头发看上去有些自然卷曲的中年医生，年轻的时候，是给村里的水牛接生的。后来呀，他喜欢上山采药，喜欢看些医书，不知怎么就去了村卫生所。
　　 对了，看我这记性，扯远了！刚才说什么来着？校长的儿子，对。
　　 那个小兔崽子，高一上学期，就和我同桌。虽然他大我六个月，可是却比我矮五点四一公分。这个数字，我必须记得很清楚，谁让他的学习成绩，门门至少都要高我三分。我只有身高，才能压倒他。当然，还有一样，我也能压倒他，那就是摔跤。那时的乡下中学，没有篮球场，更别提足球、排球什么的，我见都没见过。到了冬天，一下课，为了取暖，男同学就摔跤，女同学就踢键子。要说摔跤，我也不是校长儿子的对手，但我的好哥们夏三，他每回都把校长的儿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我在一旁看着，拼命地拍着巴掌，以至于下一堂课右手拿笔都痛。就是痛，我也会坚持，因为我心里高兴。心里一高兴，我读书的声音就大起来，压过班上所有男孩的声音。校长巡查从教室门口经过，走进教室，特意表扬了我。校长把他的儿子也叫起来，严厉地说：
　　 “刘宏同学，你要向吴三木同学学习。读书，要用力气，更要用心，不能像病了的瘟鸡公，搭拉个头，有气无力的！”
　　 哈哈，当时如果不是我拼命地捂住自己的嘴巴，那笑声恐怕要将教室的青瓦屋顶给掀开。从此以后，校长的儿子又多了一个外号：瘟鸡公！
　　
　　 一转眼，三十四年过去了。自从高一分手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瘟鸡公！
　　 去年，老班长组织了一次高中同学会，我特意去了，希望能遇见瘟鸡公，可是，我失望了！
　　 在余下来的岁月里，我吴三木对天发誓，我要尽一切力量，动用一切关系，哪怕是追到天边，也要把校长的儿子瘟鸡公找到！
　　 想一想，在高一上学期，瘟鸡公虽然每天比我身上的衣服穿得干净体面，可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瞧不起乡下人！记得有一回学校开秋季运动会，我没有钱买运动服，他把他的一套没穿过的新运动服借给我穿，结果我取得了高一年级500米短跑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那年暑假，一九八三年八月五日，我的好哥们夏三约我去他们夏三槐村看弹腔戏，不想在戏台脚下偶遇校长的儿子瘟鸡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好像是为了给一个低年级的女孩子抢位置，夏三和邻村一个红头发的小青年打了起来。当我看见夏三被红毛青年压在身下不能动弹的时候，我随手操起脚下的一个小马扎，朝那小子的头顶砸了下去……
　　 出人命了！警察来的时候，我吓得全身如筛糠一般，牙齿打颤，钻进人群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是校长的儿子勇敢地站了出来，那一刻，校长正在学校为高三毕业班补习政治呢。
　　 大学毕业以后，我放弃了留在县城文化馆的指标，主动要求去乡下的母校任教，若干年后当上了校长。
　　 刘老校长前年走了，他的儿子刑满释放的那天，并没有回家。在校长临终前我答应过他：我一定会找到他的儿子、我的好兄弟刘宏！
　　 刘宏，今天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我照样会在老校长的墓地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