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料到，父亲的离去竟会那么匆促。
　　 就在他患病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在数千多公里外的西部边陲很想念他，焦灼的思念使我坐卧不宁，茶饭不香。
　　 八月十六日，二哥突然从故乡小城打来长途电话，握起电话的瞬间，我的心跳莫名地加剧。因为平日里家中没啥大事，他们是不会轻易给我挂长途的。
　　 “三弟。父亲患病已经四天，病情严重，很想见你……”
　　 父亲的病一定会好转起来。我在心里一遍遍安慰自己，星夜兼程，踏上返乡的旅途。
　　 我知道故乡的父亲，牵挂着守望边关的儿子的冷暖起居。离开父亲十多年，我已不再是一个浑身张扬着稚气与叛逆的愣头少年，这使父亲感到了些许宽慰。但他和母亲还是放心不下，担心我不在身边，没有他们照料、管束，在外头虚掷了光阴。
　　 我扑进家门时，一家人都围在父亲身边沉默不语。父亲躺在炕上，身体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往日黑而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眶，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听到我的呼唤，父亲睁开疲惫的微闭的眼睛，眸子里掠过一丝温暖与欣慰。我像先前几次回家见到父亲时一样，把手放进他的手里。可是被病痛折磨到虚弱的父亲，颤抖着冰凉的手，怎么也无法将我的手握进他宽厚粗糙的手里。疼痛尖针般刺进我的心。
　　 父亲看着围在身边的七个儿女和一群孙儿孙女，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他有太多的牵挂，心里一定有很多话要叮嘱我们的。
　　 父亲一生极爱干净，即使晚年行动不便，夜里准备在房间里的便盆他也从不使用，说不卫生。父亲六十岁上，患了一种病，一到晚上，双眼就看不见东西，即便是人站在他面前，在他的眼里也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夜里，走路、起居只能凭感觉摸索。家里人要带他去医院瞧医生，他说，我都这把年纪了，花那冤枉钱干啥。硬是不去。大约过了一年多，他的视力又渐渐地有了一些恢复。
　　 那天夜里，他和大哥一同到屋外小便，进屋睡下时还对大哥说，早晨天气凉爽，早些起来，抓紧把两块地头整一整。天亮了，父亲安静地睡着，大哥悄悄起床去田里干活了。
　　 太阳已经升起一竿子高，大嫂做好了早饭，还没看到父亲的身影。因平日里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忙这忙那，将一天的农活早早地安排了，今天怎么了？待大嫂进屋去唤，父亲静静地躺着，不能应她，再看，父亲睁着眼已不能言语，身子亦无法动。便急忙请医生诊治。
　　 父亲突患脑血栓，右边身子瘫痪，自那天夜里卧床之后就没能站起来，水米不进，无法言语。饥饿疼痛，疼痛饥饿中，还伴随着持续高烧，受罪至第八天去世了。其时是公元1998年8月20日下午4时19分。晴朗的天空瞬时乌云密布，降滂沱大雨。而我赶回他身边尚不足两天时间。
　　 病魔使父亲未能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然而，他告诉我们的又何其多呀！他在病痛中水米不曾进，却顽强的同病魔抗争、搏斗了八天时间。他倔强的一次又一次用颤抖的手抓挠墙壁，一次次想要爬起来。我们将父亲扶起来，让他靠在我们怀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不断滚出泪滴。我们姐弟七个轮流守护在他的身边，轮流跑到屋外，背着父亲落泪。我知道，父亲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他放心不下自己的儿女。
　　 今天我满含热泪在电脑屏幕上写这篇祭文时，父亲已经去了。父亲啊！难道你就带着这样的遗憾和牵挂永远地睡了？
　　 守坐在灵堂的草铺里，我们陪着父亲度过最后的两个长夜。二哥告诉我，父亲患病的前两天，他给父亲零花钱，父亲不要，说二娃一个人的工资在城里养活四口人，日子不宽裕，只勉强拿了四元。患病后，姐姐洗衣服，看到钱还一分不少装在父亲的衣兜里。
　　 十年前，我离开故乡，木讷的父亲心里有些不舍，嘴上却说：“去吧，到外边闯闯也好。”
　　 父亲是一位憨厚善良的庄稼人，大名很少有人叫，乡邻们都管父亲叫“商人”。父亲说他年轻时脑瓜灵活，有经商的天赋。可是，母亲说她嫁给父亲时，父亲一无所有，穷得连个和面的盆盆都没。每每这时，父亲会以一种极为自豪的口吻说，那也没穷死我。
　　 提起祖父，父亲满脸痛惜，他说，曾祖父很有本事，家境鼎盛，可惜祖上的家业被祖父抽大烟挥霍殆尽。父亲不埋怨，不自弃，带领我们在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开拓新生活。
　　 我们兄弟几个酷爱读书，贪书如命，父亲常常为此气得跺脚：“你们这些犟熊，书本里有黄米干饭和白面馒头吗？想做秀才就别来给我当儿子。”
　　 这当然不能责怪父亲，是生活的艰难和家境贫寒使然。为了尽可能多地分担一点父母肩头的忧愁，放学回家，我们兄弟几个总是尽力帮父母多干些农活。
　　 白天没时间看书，我们就将主意打在晚上，挑灯夜读。父亲睡到半夜醒来，看到我们几个还头对头挤在那盏昏黄的小煤油灯下，就嘟嘟囔囔骂开了：“我把你些贫孙鬼，往死里看呀，油全给你们点完了，老子一天书没念不照样活着，再看，我就把那些烂书本子全烧哩。”
　　 父亲一心期望能将我们兄弟几个调教成做庄稼的行家里手。割麦、锄地、摊场、翻场等等活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些技术和要领。可是，他苦口婆心的教诲对我们总是效果甚微。
　　 土地承包后，家境日渐好转，父亲对我们的学业由反对渐渐变成了支持。当我们将“三好学生”的奖状拿给他看时，父亲连额头上沟壑般的皱纹也舒展了。二哥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的那天，我第一次看见父亲脸上绽出了花朵一样的笑容，他开心地说，这就好，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你们几个要向二娃学习。
　　 有一年，母亲从小城做生意回家给了父亲三十元钱，让他想吃点什么就自己到集镇上去买了吃，他嫌太少，还想多要。过了几天，他徒步走了四十多里路，去花所集上买了农具背回来，连车都没坐。每次我们回家给了钱，他总是舍不得自己用，等家里和侄儿上学需要时拿出开销。
　　 大哥说，夏天，父亲同他割麦，腿痛得蹲不下，就跪在地里割，整个收麦天，父亲顶着烈日酷暑，一直跟在大哥身边帮着夏收。父亲帮大哥把麦子打碾完毕，晒麦时说：“收秋庄稼我怕帮不上你了，这麦收罢我也就该走了。”当时大哥以为是父亲干活累乏了，随口发牢骚，便没在意。可哪里知道他就真的去了，难道父亲冥冥中对突然向他袭来的大病早就有了预感？
　　 二哥小时候身子骨单薄，常患病，家境艰难，为给二哥治病，父亲将地里还没长熟的土豆刨了，为多换几角钱，他挑着沉沉的土豆担子，每天天不亮上路，爬几座山，走上百里路去外乡赶集。有年农历四月，二哥腿上生了疱疮，父亲用古老的独轮木车推着二哥，推着二哥大腿弯子里那只比桃子大两倍的疱疮。车子在龟背一样的黄土路上“咯噔咯噔”沉闷地响着，车轴“吱吱扭扭”地呻吟着。黄土路上尘土滚滚，损害着人的五脏六肺。父亲绷着脸，一声不吭地推着二哥，四处奔走求医。
　　 那个夏天，二哥几乎是坐在父亲的独轮木车上度过的。有一次愁苦劳累的父亲恼了，他左右摇晃着独轮木车，跺着脚，声腔拉得长长地忍不住骂道：“你个贫鬼，把我害死到哪一天，转世也不睁个眉眼，偏要给我当儿子？真想把你倒下沟，重新转世去吧！”骂完了，被贫穷折磨得郁闷不堪的父亲，又默默地推着二哥，推着那风风雨雨的苦难日子上路了。
　　 日子太苦太累，压得父亲喘不过气，有时心里苦，他就会往自家娃娃身上发脾气。一次，父亲要我牵牛，同他一起下田犁地，我执意不肯，一边辩解一边抓起书包往外跑。那时我只有七岁，恼怒的父亲远远将手里农具向我掷过来，我被镐头砸下两米多高的路坎。那天，我怀着强烈的叛逆心理在田里低头牵着牛，满眼泪水，父亲握着犁把一边耕地，一边高一声低一声大骂：“哭个啥，你爹妈死了行孝哩……”等骂累了，他便吊着脸在沉默中干活，我也是，记得一晌午也没跟父亲讲一句话。父亲觉得我们兄弟几个只顾念书，拖累得他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
　　 从田里回来，才发现我的手腕跌伤了，肿得小碗口一般粗，连饭碗都没法端。母亲在埋怨中带我进城看骨科医生，花去了三十多元钱，为此，家里有整整半年没有钱买盐和煤油。父亲对我的不满和厌烦就更重了。
　　 父亲一生劳作田间，勤劳朴实，怜惜弱小，为人厚道。从记事起，从没见他跟邻里红过脸，父亲古怪而暴躁的脾气是那些苦难岁月馈赠给他的，至今我们都不敢想象木讷忠厚，不善言辞的父亲吃了多少苦头，才把我们姐弟七个拉扯大。
　　 有一年分秋粮，人家一次就给我家少分了五十斤。我们谁也咽不下这口气，父亲却说：“少了就少了，争个啥？没那五十斤，咱也不会饿死。”然而，就是那年大年三十，我家揭不开锅了。父亲肩上搭个口袋四处奔走，掌灯时分才从生产队借回十六斤发了霉的玉米。夜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们一群孩子和父亲推着老石磨，欢欢喜喜地小跑着推磨，仿佛把天地拨动了似的欢欣。
　　 我们也要过年了，过年多好啊，能吃一顿饱饭。
　　 懂事后，我渐渐明白，那个大年三十的晚上，愁苦的父亲从生产队求爷爷告奶奶地借回十六斤囤底粮的同时，也借来了我们昨天的希望和今天的幸福。
　　 那时，无论父母怎样出力流汗，家里总是吃了早上没晚上，我们在贫穷饥饿中煎熬着，挣扎着。夏天，眼巴巴盼着自留地里的麦子快些熟，麦子刚熟到七八成，就收回来连夜打碾、晾晒，有时来不及晾晒，就用锅炒了再磨成面，等着下锅。秋天，苞谷还是嫩的便掰了回来，苞谷粒和芯子一同砸了吃。
　　 贫穷饥饿影子般伴随着我们的童年，而我们却不懂得父母的愁苦与辛酸，一个个发了疯似的酷爱读书上学。二哥连续三年高考，每次都以三四分之差落榜，他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梦想，越是苦他越是发奋要回报父亲一个惊喜。二哥考上了大学，我和两个弟弟都正在上高中和初中，家里经济更为拮据。为了供二哥和我继续求学，这年已六十六岁的父亲默默外出打工了。我想父亲大约是世界上打工族里最年老的人，艰难可以想象。我们怀着罪恶感，咬着自己的心在读书。
　　 六月里，麦子开镰时，父亲从陕西回来了。我们都不敢问他在外面的情况，只听母亲说他替人家种菜，割麦，当保姆。这也是他一生里最后一次出远门。他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衬衫，出门时穿在身上的衣衫已经十分破烂，东家送给他一件旧衬衣，他不舍得穿，留给了大哥，没舍得花钱坐车，一路从陕西走了回来，头发几乎全白了。怕人嫌老，临走时刮光了长而白的胡子，一脸黑皮，眼睛几近失明，走路蹒蹒跚跚。
　　 我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相继考进了大学，从他身边飞进繁华的都市，却将深深的难以消解的孤独和寂寞留给了父母。现在，我们又一个个相继从四面八方，从热闹与喧嚣中飞了回来，如归巢的鸟儿，聚集在父亲的身边，围坐在他的灵柩前，却再也看不到往日我们围在他身边时他脸上欣慰的笑容。
　　 人生的短促和悲苦我懂，但面对父亲的生命历程，我的心里竟一片茫然。“日月光景，一段一段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穷没有穷根，富也没富根，谁见过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咱们的日子总归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在那些苦难的年月里，每每遇到坎坷和挫折，父亲总是用这些话来安慰和鼓励我们，可父亲一生，却几乎没过上几天舒心日子。父亲不到两周岁，祖父祖母相继离世，兄弟几个，他年龄最小，在三个伯父家讨温饱。七岁给地主家放牛放羊，下苦力，当长工，衣不遮体。后来他跟着三伯父学会了纺毛线、织口袋的手艺，走村串乡寻活儿混口饭。他流尽了汗吃尽了苦，却没能给自己置办一个避风躲雨的家，带着母亲和我们寻了两眼别人废弃的、时时都有坍塌危险的破窑洞安身。
　　 生活日渐好转后，家里买回一台十七英寸黑白电视机，父亲听说要四百多元，说有那么多钱可以买几千斤小麦，买那劳什子不顶吃不顶喝，还要月月掏电费。初期他不看，也反对家里人看，说浪费电，可慢慢地他竟像孩子一样迷上了。晚饭后，没农活，他就搬张凳子，端端正正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得聚精会神。有一次我问父亲：“电视上的东西你能看懂吗？”
　　 “能行，你娃别看我不识字，心里亮清着哩，那上面讲的事情我都想得明白。”
　　 后来，我们打算换一台彩色电视，想法刚一提出，父亲就批评我们忘了小时候受的苦了。看到我们不说话，他就又换了口气说，等过些日子吧，我的眼睛不好，看不惯带颜色的。父亲病逝后，一个邻居和我聊起这事，说父亲向他打问过彩电的价钱，听说要几千元，便没再做声。
　　 父亲对麦苗生动的颜色和玉米优美的姿态总有十分独到的见解。他站在田头望望，就知道哪块地该施肥，哪块田该浇水。他对土地投入了毕生的热情与精力，却一辈子是地地道道的文盲。
　　 有一年，我们兄弟相继从学校和单位回家过年。除夕，父亲郑重其事地把我们聚拢到那张我们曾经轮流趴在上面写过作业的油漆斑驳的小桌前，吩咐我们按家乡的风俗写些春联贴上，并让教书的二哥握笔。父亲说，你们都是有文脉的人，扎扎实实写好，别叫人看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