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童年，是每个人的精神家园，现代心理研究证明，每个人日后的成功常常和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一些异常刺激和最初的印象，会久久储存于心间，对人的性格、观念、心理长期地起作用，苦难反激出来地搏斗、创造、自立、自强象金色地种子在人生沃土中长大，使他有一笔用之不尽的财富……
　　 ——摘自《星期天》报1995．3
　　
　　 一
　　 翻开林远县县志，在《行政区划》一节里有这样一段叙述：“林远先民多居住于山腰向阳、避风处，随着社会的发展，先民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要求，逐渐移居于川道、平塬地带。原来荒僻村庄大多废弃，新中国成立后，居民点多集中在交通方便，水质尚好的地方……
　　 郭西乡郭西村的废弃村庄有老鸦河、灰坡岭、庄廓等……
　　 一提起灰坡岭，我的心里一热，许多前尘往事便翻江倒海般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灰坡岭，是我出生的地方。它位于页岭北麓舍坪梁的跌梢，向南沿舍坪梁走30里路就到了林远县页岭一带的田沟乡；向北再下三里坡便是它的归属队郭西乡的三溪队。
　　 村庄的历史大概和林远县其它大多数地方一样，也都是“明朝洪武22年和永乐14年前后两次将山东、山西的逃荒难民和人稠地狭地区的居民分期分批集结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迁移到北方各地”时所形成的移民垦荒区。村庄的废弃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1970年，那时候我只有三岁，俗话说，三岁记到老。我的童年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村庄搬迁的原因，除交通不便外，最重要的是水质差，地方病患比较严重。搬迁时七户人家四十口人有三十人患有大骨节病（俗称柳拐子），按家乡方言说，就是腿疼或腿脚不灵便，这是林远县比较常见的地方病之一。搬迁到三溪队，既是当时形势的需要，也是为了给我们小娃们“换水”。从此后，灰坡岭便成了三溪队最远的一个吊庄。
　　 在儿时的记忆中，三溪队是一个典型的秀丽山村，四面环山，三溪饶寨，一年四季，寒暑分明。
　　 东面的对面山层峦叠嶂，林木茂密，站在山头，可远眺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修建避暑行宫时伐木取材的木场村和亲自督行运木队的催木镇。山脚是缓坡十几度的对面坪，已被人们搞农建时整修成一台台平坦的广阔梯田，对面坪下面，是那页岭北域的四水之一——黑水河，它经过了上游的几个村庄，在这里变得纤细轻柔，一年四季，时涸时涨，静静地淌过，养活着周围几个村庄的人们和他们的牛羊；西边是绵延雄厚的崖背梁，倚着梁脊，一层层座落着人们的窑洞和土房。当地人称作“架板庄子”。村子北边沿三溪河顺走三里路过了老鸦河与三溪河交汇点的普化河口，就是坐落在普华坡跌头的普华队，这里河床比较宽，川道也就相对比较开阔，村子人也比我们三溪队富裕一点。
　　 六里陡峭的普华坡，自古是我们村子人出山的唯一的一条大路。它虽然陡峭如立，石坎遍布，却不知寄托着多少山里人跳出苦海，寻求幸福和山外人采集野果、林木、药材，寻找财源的种种愿望，可究竟有多少山里人跑出去，多少山外人跑进来，各自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呢？谁也说不清。留下的却只有这句形容其陡峭程度的俏皮语：上这坡能治感冒！
　　 关于普华坡，家乡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唐僧一行四人，套着两头老黄牛，用一扇很大很大的耱，想把整个山河耱成一个坦荡如砥的大平塬，他们从北向南由甘肃平凉一带开始耱起，当耱到林远地面时，由于太陡，闪坏了牛膝盖，悟空是猴子出身，站在耱上乱蹦，一晃闪过了林远地面，又从西府岐山那边过去了，于是从林远往南又是大平原，在普华坡这儿闪坏了牛膝盖，因此半坡上最陡的那一段便叫做“牛磕膝盖”。
　　 1970年秋季，这是历史选择了让我记住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从四面环山，平时只能看到手片大的一片天空的地方搬迁到这个大户庄，我看那深蓝色的天空好像比平时高了许多，四周空旷得可怕，仿佛周围藏着许多古怪的东西，总觉得跑出来一只野狐也会吓得我无处躲藏一样，虽然远处能听到孩童们的笑闹声，可我的周围却是这样的荒凉。
　　 由于是迁来户，我们就只能住这“架板”最高的一层了。两孔年久残破的窑洞，用土墙和搬下来的门窗挡住了窑口，里面显得非常的阴暗和潮湿，到处散发着野兽的粪臭和潮土的霉味，就这样，随着第一缕炊烟从这里升起，便仿佛向这个村子宣告，这就是我的家了。刚来队上，由于农活无法安排（原来队上每干一件事，都有固定程序的，谁干什么活，挣多少工分，都是有底册的），队上就把我父亲安排到五里以外的大队林场去了，当时哥哥也正八岁，在附近二里以外的郭西小学读书去了，每天早出晚归，家里只剩下我和十岁弱智多病的姐姐以及病瘫在炕上的母亲，由于老庄水土性质差，我在三岁时几乎还不能正常走路，对周围活蹦乱跳的伙伴显得那样的陌生和恐惧，姐姐弱智，平时无人管教，经常出门不知回家，我只好这样倚着门框，嘴里啃着哥哥早上走时在灶头上烤干为我剩下的半块窝窝头，望着那总像藏着无限神机的比原来高了许多的蓝天，心中异常凄楚，朦朦胧胧地思忆着那块生养我地土地，只觉得两行热泪不断地滑向嘴角，又苦又咸，然而它却被我不断地吮吸着、涌淌着……
　　 也就是这样一个凄凉的中午，母亲让姐姐去原来老屋里搬几件剩下的旧家什，这下可勾起了我的野心，我非去不行，由于姐姐回来时要背家具，不能再背驮着我了，母亲不让我去，在炕边拉住我的手，可我那天真的童欲，一时竟像膨大的气球，经不住半点阻抗力就爆破了。我还是挣脱了母亲的手跑出家门，哪里还有姐姐的踪影，我哭喊着一头爬上了崖背梁那盘错陡峭、布满石子的山路，除了能记得看见那深遂可怕的蓝天，喘着粗气，嘶哑地喊“姐姐……姐姐……”以外，我什么就再也不知道了。
　　 晚上回家来，母亲问姐姐，姐姐问母亲，顿时全家人都傻了眼。就这样，全村人在一片慌乱中开始找人，人们在奔走着、打听着、议论着，传出了各种各样的奇闻怪信：有人说，他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头，拄着拐杖把我接走了；有人说，这娃八成是叫塬上的那几个给叫去了……
　　 草台塬，在三溪队人们的眼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就被朦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人们一提到它，就仿佛那是一个吊死鬼出没的地方。听老人说，这个塬上共吊死过村上三个自寻短见的女人。
　　 值得可惜的是，我当时误上崖背梁时，竟没有一个人发现。——也难怪，这最高的一层庄户院子，门前的大路是直接通往崖背梁的，人们放牧牲畜和在吊庄干活踏出了一条很宽的石子路，而去村子的路却是一条羊肠小径。
　　 当天晚上，全村社员跑遍了方圆五、六里路的河滩川道，可还是没有踪影，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还是毫无结果，忙乱的人们开始泄气了，人们不相信我还会活在人世间了，可就在这第三天的下午，一个从尚村小学回家背伙食的同村教师回来了，看见人们这慌乱沮丧的场面，才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可喜的消息。
　　 “哎！快都别胡碰了，快往草台塬撤！我中午回来时总听见有个小孩在喊姐姐，外地方言，我还以为是闹鬼哩，吓得我一直跑了回来，差点没掉魂！”
　　 人们被提醒了。大队机关、学校以及邻村社员足有三四百人挑着灯笼，擎着火把一齐涌上草台塬，其阵势象是要从魔鬼手里夺回我一样。人们在塬上每个沟坎下边荆棘丛中挨个搜寻着，时间已过了半夜，还是一无所获，人们脑子里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三五成群蹲在地上开始抽烟、议论：
　　 “早没外娃了，三天三夜饿不死也冻死了。”
　　 “狼虫虎豹的，咋说也三天了！”
　　 这时候，从人群中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他那长满胡茬的脸上可能由于过分激动而涨得通红，对着人群骂开了：
　　 “你们都是些没有良心的猪，叫你们来就是这样空回去的吗？今个晚上，见不着下落，你们谁也别想走！”
　　 这是我们大队的支书黄建林。经他这么一骂，人们便一个个离开了火堆散向周围的树林和沟道。
　　 后来听说是学校老师郭德全在一个荆棘丛中找到了我。当时我昏迷不醒，已经不省人事了，在朦胧的记忆中，我身旁烧起了一大堆火，周围站着许多人都在看着我，有人给我灌了两口甜甜的东西——可能是葡萄糖，似乎又给我打了一针，经热火一烤，我逐渐清醒了。
　　 生命，算是从死亡线上捞回来了，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枯燥哀伤的童年结束了。我的童年是一只忧伤的歌，没有欢乐，没有稚趣，童年的世界在我的泪光的折射下，永远是那样的虚幻迷离，神秘莫测。
　　
　　 二
　　 1980年，我就要上中学了。
　　 这一夜，激动得我怎么也睡不着，其心情不亚于那次在毕业典礼会上站在人群中间念发言稿子。
　　 可是，很快就有一股淡淡的浓雾般的愁楚向我袭来，哪来那么多的学费呢？就连一床像样的铺盖都没有，上小学时，每学期八角钱的学费，我差不多每到开学时都要到大队会计家里盖一回公章，写一个免学费申请书的，以致后来我每次见到大队会计郭尚兵的女儿郭小梅和我们班上其他女同学都要脸红一阵子，生怕人家在背后议论和嘲笑的，父亲虽然这样说了，可哥哥马上为我准备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门，开始独立生活呀，心中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那么好的老师、同学，那么亲切的校园、课堂一下子都要与我分别了，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留恋”、“母校”之类的词语吗？曾记得多少次我的母校、我的老师这样熟悉的作文题目被我们写得重复累赘，枯燥无味，可现在，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有东西可写，而且也确实值得一写的作文。不，它不应该是作文，而应该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所应该记载的真情实感！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突然好像长大了许多，心中升腾着各种各样的复杂情感，相互交织着，迫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第一次想了很多很多……
　　 郭西初级中学，这个只有一百多名学生的小学校，坐落在泾河北岸和长武、灵台连成一个体系的合阳塬的一个角落，塬上，带状的残塬连同一道道沟壑狭谷茫茫地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边，塬边，挺拔的钻天杨迎着秋风沙沙作响，院墙外，即将收获的包谷穗已披上了层干枯的白色，迎风摇曳，金黄色的谷穗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随风飘到了很远，两扇用钢筋焊成的大门刷成了蔚蓝色，上面银白色的箭头自中间从高到低整齐地向两边排列开，大门两边粉刷过的白墙上，朱红色的方块字严整地书写着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这有些宏观壮丽的机关式大门似乎给这所学校增添了不少肃穆的气氛，使我站在它的面前有些敬畏。校门里边，一条用煤渣铺成的穹隆形的黑色甬道一直通到后边，中间有一个不大的椭圆形的花园，零散地开着些蒿花，周围用杨树枝编织的篱笆经过整修倒显得有些别致，一排排校舍房屋盖得很整齐，房子东头是一个两亩大的操场，上面树着两个篮球杆和一架破旧了的机器。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门见到的，而且要在它的怀抱中生活学习三年甚或四年的学校，望着它，我既感到有些陌生，同时又存在着一种寄托，一种热切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抽起了我旋转的理想的陀螺，往日作过的许多美梦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一下子使我身上热了起来，我大口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双臂紧紧抱住一个栏杆，想要把这所学校一齐楼进怀里。“喔，亲爱的学校，我亲爱的家”——我第一次倾注着爱的泪花，心中喃喃地呼唤着。
　　 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学校灶上每天只供应两顿白开水，每逢周二、周四才能吃上一顿只有粗面和开水搅混而成的黑面条，平时学生只能利用星期天从家里带点馍和盐醋之类的调味品，向灶上交一点差不多能验上级的麦面，这就是吃饭的全部内容了。
　　 每天下午，学生还要轮流到学校塬边四里以外的合阳沟为师生两个灶挑水、拾柴禾；睡觉的条件当然算是可以了，不太平整的通铺床板上铺上麦秸，再加上同学们自己的被褥，全班同学挤在一块还能叫做热伙，墙上横七竖八的挂着同学们的口粮袋，里面盛着各种不同的馒头、干粮，从颜色上看，同学们戏称为亚洲的、非洲的还有个别是欧洲的。这些馍袋总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由满到空有规律地变动着，有时你甚至就从这盛干粮的袋子和它下面的铺盖上就可以判断它的主人是来自一个农民家庭还是一个干部家庭，一个什么样的农民家庭和一个什么样的干部家庭，不过很富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子女也就不可能到这个学校上学了。总之，这每三间瓦房所住的一班学生中，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村庄，有山沟的，有平原的，有的还是附近彬县、灵台来的，他们中间存在着贫富差距，性格异同，大多数原来就不认识，可他们都是这片黄土地养育下的山里人的儿子，他们都有很强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既同情自己，又同情别人；既怜悯自己的兄弟、父老，又怜悯在这里生活比不上自己的同伴同学，他们在这“开水灌肠、冷馍挂墙、干板硬床”的共同生活中很快就成了亲密的伙伴和朋友。然而，这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道德标准，而是在贫困的压榨下还未经过磨练的幼稚天真和可歌可颂的童心，是世界上最宝贵而又最难以持续和保存下来的东西，是光彩夺目而又转瞬即逝的七色火花。是啊！世界是变化的，人也随着他居栖的这个地球而成了可塑性最大的动物，虽然他们也对世故的人生作过不少的叹息，可谁又珍惜过童年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