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父亲在联校参加革命运动。一天，他臂戴红袖章站在村口，奉命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那是一个冬天，父亲穿着棉大衣，戴着军帽和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这时候，走来一个老太太，一条蓝毛围巾把她的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她颤颤巍巍对父亲说：“我——我——我要进村。”父亲一扬手臂说：“反对自由主义！你进村干啥？为啥不先背毛主席语录？”老太太说：“要斗私批修。我要见我儿子。”父亲再次扬臂拦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儿子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有没有村里开的介绍信？”老太太说：“要文斗不要武斗！真是怪事，我见我儿子还用开什么介绍信！”父亲急了，再次去拦硬要往村里闯的老太太，结果口罩一头滑落，父亲顾不上什么，气冲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没有介绍信，谁也不能进村！”老太太一抬头，也急了，把围巾一把撩开：“你个灰小子！连你老娘也认不得啦！”
　　 之后，这段故事在我们家传来传去，成了一个笑话。我多次凝神注视这个故事中的两个主角——推算下来，奶奶当年差不多是六十多岁，父亲则是二十五六岁。娘俩在那样的情境下，发生那样滑稽的对话，很有时代特色，很见时代意味。这个场面是父亲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戏剧性情境。虽然我没有亲见，但是能够想象到，当时那种氛围，那种独有的气息。置身这场戏剧之中的娘俩，都身不由己，都成为一个深刻的影像，被刻在了时代的印痕中。
　　 然后就是经过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个传奇故事了。当年，县里的第一书记被造反派关押在联校所在地。父亲作为造反派中一员，贫农的后代，根正苗红，奉命为书记送饭。每天送饭时，父亲跟书记说话没？或者书记跟父亲说话没？说了什么？父亲已经去世，无法获知了。事实是，趁某一天送饭，父亲竟然放走了书记，还巧妙地解脱了自己，让造反派们抓了瞎，找不到丝毫头绪。当年，父亲究竟是咋想的，究竟是咋样做到自保的，至今我没法弄明白；之后，这件事给父亲带来了什么，我也无法明白。我只是清楚，父亲一辈子靠本分教书，靠本分做人。尽管在文革那样的运动中也做了些荒唐事，但那恐怕是属于大多数人的随波逐流吧。在纷纭世事的烟云里，大家不是一个个的都作为身不由己的演员，出演了一幕幕活剧么？
　　 父亲给我演的第一场戏，是我八岁那年。父亲从太原姥姥家接我回老家上学，刚上火车，我还没在座位上坐稳当，他就不见了。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守在净是陌生人的地方，所以哇哇大哭起来。列车员过来问我咋啦，我不理她，管自己哭。更多的人围过来，男的女的，看热闹的，问长问短的。我不管，还是使劲哭，还用双手抹着汹涌而出的泪水。有人就哈哈大笑，还有一个小孩指着我大叫：哈哈，花脸猫！
　　 闹哄哄中，父亲回来了，手里提着一袋橘子。原来他是下车去买橘子了，据他说跟我说了一声的，但我没听见。橘子甜不甜？没印象了，不过这件事足以说明，当年的社会风气还是让人放心的。换作现在，谁敢把自家小孩丢在一群陌生人当中，自己下车去买什么橘子！当时可不这么看，反正他这样玩了一回失踪，结果是我唱了一回花脸，不成想回家后，父亲又接受了母亲狠狠的一场数落。母亲一声接一声数落父亲的时候，我早没事人一样，找兄弟们满院子玩去了。
　　 父亲演的第二场戏，是我九岁那年。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从家里到他任教的学校，结果没走多远，我哇哇大哭起来。原来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不知咋搞的，右脚绞进自行车轮子里去了。等父亲下了车，帮我把脚弄出来，再把我换到前面横梁上铁丝做的座位上坐好，没走几步，得，我再次嚎啕大哭起来，咋啦？左脚又绞进车轮里去啦。我好倒霉啊。父亲也一脸无辜，看着我。我们怎样回到学校的，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年学校所在村子唱大戏，父亲抱着我，站在戏台前人群里看戏。戏台上咿咿呀呀唱什么，我根本不知道，也不记得，只记得我的两只脚上都裹着纱布，隐隐约约的疼。究竟因为这场戏父亲遭受了母亲什么样的数落，我就记不得了。
　　 通过上面两场戏，你就知道了，在戏里，父亲和我都是输家，都是倒霉蛋，谁也没占好。我自小跟姥姥在太原或者姥姥村里的老房子里住，对父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而当我有一定记忆的时候，父亲却总是把事情做得一团糟。这就是父亲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我则总是张着个大嘴巴哇哇哭。这个印象很不好，不光彩，不过没办法，这就是真实情形。
　　 父亲演的第三场戏，是我十一岁那年。已经是四年级学生的我，所在学校宣传队到十里外的轴承厂演出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选场，我跟着去看。当演到第五场，那个侯宪补站在门外喊了一嗓子：“李师傅在家吗？”时，坐在幕侧的我听到旁边敲鼓的老师笑嘻嘻地问我道：你看那是谁？我问他你说谁是谁。他说就是那个刚上场的。我说侯宪补嘛，谁不知道。他说，不是，你看侯宪补是谁扮演的。我瞅了瞅，那人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楚，就摇摇头说，我不知道。老师就笑了，哈哈，连你老子也不认得啦。
　　 闻听此言，我再仔细去看，果然，那个侯宪补就是父亲，他慢悠悠地说完台词，就背转身，朝着幕布抽烟去了，李玉和则端着那碗酒，咿咿呀呀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一直到李玉和唱完，父亲才扭过头来，右手一摆，神气活现地说：李师傅请吧！
　　 我们学校宣传队演出的节目我看过多次了，事先在学校看排练，或者在别处看演出，是没有父亲的事的，这次不知扮演侯宪补的那个老师干啥去了，就临时抓父亲救场了，我便也看到了舞台上的父亲形象。嘿，这么简单的一个角色，总共也没说了几句话，不过我确实没想到父亲能在真的戏里扮演角色，而且还是那样的活灵活现。
　　 事实上，父亲的会演戏在学校是比较闻名的。据说有一回老师们打赌，摆在桌上的九大碗凉开水，父亲一一端起来，全灌进了肚子里，好好赢了一把，挣足了面子。这事一开始我不相信，不过老师们总当笑话说，父亲也只是笑一笑，没说不是真的。我也就信了。心想那得有多大的胃啊，装那么多的水。父亲一般不苟言笑，总爱板着个脸，让人生畏，但他也绝对不是不懂幽默。一次学校年终，老师们在办公室联欢，人人出节目，轮到父亲，他顺势站起来，却做一个往前冲的姿势，扶着桌边一家伙跌下去，边倒边喊一声：爹！老师们大笑。这个段子事后经过老师们的学说，闹得我很不好意思，不过父亲自己倒没什么，该干嘛干嘛。我发现，其实是自己多虑了，大家并不会因此不尊重父亲。
　　 父亲是联校的写材料运动员。那间宿舍里，到晚上，我常常会跟父亲一人一头，守着那张桌子。我写作业，他写材料。在208稿纸上，他用圆珠笔一笔一划写，下面覆着蓝色的复写纸，一写三份。往往就听到他吭吭哧哧，忍不住抬头看看他，只见他略歪着头，嘴角一撇一撇，还咝咝地吸气，好像牙疼似的。那年头，他总有写不完的材料。除了写材料，还刻蜡板，不是用来学习考试用的卷子题纸什么，净是那些形势作用下的宣传材料。细想下来，那样的年月里，父亲等于是作为一个兢兢业业的演员，完成了自己命定中的角色出演。结果是，获得了相关部门的首肯和赞许。听母亲说，曾经有人想调他到县里和地区工作，专职做写材料的，学校没放。任是说下大天来也不放。所以学校就不仅保证了一个写材料能手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且也保证了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长期在职。尤其是拨乱反正后，父亲所带班的语文或者政治课，一直名列联校甚至全县前茅，成为不倒的一面旗帜。
　　 父亲确实是一个好演员。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他生旦净末丑，样样演得风生水起，该笑时候笑，该哭时候哭，该沉默时候沉默，该幽默时候幽默，该扬眉吐气时候扬眉吐气。我铭记一些事情，对父亲，保持着永远的感念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