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屋修建于70年代，土夯的墙体结实牢固，虽然底层有风蚀水浸的痕迹，却丝毫不影响它的根基。老屋的四周，被庄稼地围着，一条唯一能通往老屋的土路坑坑洼洼。老屋里的父亲母亲，被隔绝在喧嚣之外，隔绝在人群之外。
　　 十年前，村庄规划小康住宅区，小弟和村庄搬离了这片庄稼地。父亲不愿住进水泥钢筋围起来照不进阳光的小院，和母亲一起，留住了老屋，留住了近四十年的时光。
　　 二
　　 我们定期从这条土路走进老屋，走进老父老母的时光。
　　 老屋的院里，种着一片玉米地，玉米的空档里种着碗豆、夹豆。地的四周，一排排向日葵像一道护卫玉米的屏障，笔直地站立着。老屋门前的牵牛花顺着父亲拉下的一条条尼龙绳一直攀爬到了屋檐上。阳光从牵牛花藤蔓的空隙里洒下来，斑斑点点落在躺在躺椅上的父亲身上。父亲开着收音机，收音机里的老生“吼”着洪亮高亢的秦腔唱段。满院的玉米、碗豆、夹豆、向日葵、牵牛花、菊花等，都跟着秦腔铿锵有力的节拍摇摆起来。
　　 我们走进来，父亲关了收音机，额上的犁沟里藏着笑容。
　　 母亲躺在土炕上，呆滞的目光望着天花板，如果没有人打扰，她一直能望半个小时。从窗缝里挤进来的阳光，跳跃着爬上她满是褶子的脸，调皮地翻阅着她藏在褶子里的流年往事。天花板是父亲用层层叠叠的报纸糊出来的，横一张竖一张的毫无章法，这样就暴露了这些报纸的年代。横竖交替处，露着黑的、黄的、白的报纸边角，报纸的内容在糊上去以前，父亲都读过了。母亲没有读过。边角泛黑的报纸在糊上去之前，我们姐弟三个尚小，祖母年老体弱，父亲忙于他的事业，无暇顾及家庭，一家六口人的生计，落在正当年的母亲身上。等干完一天的活计，母亲累的连腰都直不起，躺下就睡着了，一眼都没看过；边角泛黄的报纸在糊上去之前，母亲只关注和念叨她的那位“教神”；边角尚白的报纸糊上去之前，母亲的神经系统已经错乱。那些被黑色、黄色、白色报纸缝补的时光，在母亲的脑海里，如压在白色报纸下面的内容一样，再也翻不出来。
　　 我们一进门就忙乱起来。侄子抱着象棋，拉着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下象棋。棋谱上的楚河汉界线早已从红色变成了黑色，黑色是父亲用毛笔画上去的。木质的象棋已经残缺不全，每个圆圆的象棋边缘都有或大或小因摔打或碰撞掉了的痕迹，有的中间都裂开了，父亲还是舍不得丢掉。这幅象棋，少年的我下过，两个弟弟从少年下到了现在，父亲和他的老友，和他的孙子也一直都在下。他们攻城略地、争执的声音从院里飘到院外，沉寂的老屋立时就活了起来。
　　 弟媳和丫头扶着已经不会走路的母亲从土炕上下来，一路“呵斥”着母亲在院里“学步”，母亲原本不会走的脚步，因“呵斥”而更不会迈了。弟媳无奈的停下来，像教幼儿学步一样地耐着性子教母亲先挪动左脚或右脚，急的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滴。老屋的墙边每隔二、三米就放着一根拐杖，那是父亲放的，他怕健忘的母亲出来时忘记拿拐杖摔跤。饶是如此，母亲头上身上时常会挂着摔伤的痕迹。
　　 我无暇顾及他们的大呼小叫，拿出母亲的脏衣服，打开洗衣机从压水井里取水清洗。等我洗衣服时，弟媳和母亲已经累的气喘吁吁了，他们终于消停了下来。弟媳一屁股坐在藤椅上，望着已经被扶到沙发上的母亲，依旧喋喋不休地唠叨。母亲目光呆滞，没心没肺地嘿嘿笑着，指着放在茶机上我们带来的水果，咬字不清地说着：“吃，吃……”
　　 三
　　 母亲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个偶然。老屋初建成时，母亲的眼里心里装的都是家。一院的新房子，院落里的花花草草，院门前的小树苗，鸡栅栏里的大公鸡大母鸡……好似被母亲侍养的带了灵气。她用新扎的笤帚打扫新房子，小花猫、小黄狗跟在她身后嬉闹打斗，不时把母亲刚扫堆的垃圾弄散。母亲边用笤帚佯装打它们，边大声叫我们姐弟的小名，小花猫小黄狗听到，立时停止嬉闹打斗，跑到门口站成等待的姿态。母亲从屋里出来，鸡栅栏里的鸡看到母亲，此起彼落地演奏着争鸣曲，母亲边嘀咕边从鸡粮仓里取食喂它们，大公鸡大母鸡演奏的曲目渐变成吴侬软语。我们放学归来，门口的小花猫小黄狗亲热地扑过来，咬着裤管抱着腿，我们边跟小花猫小黄狗玩儿边喊：“妈，我回来了！”然后，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就端在我们手里。小院里的温度即刻升起，我们姐弟“咯咯咯”的笑声，猫狗们的争执声，飘上小院的上空，醉了蓝天白云，醉了那一方星辰明月……
　　 “妈，我回来了！”这句话，好似有十年光景不叫了。老屋自祖母去世后，我们姐弟相继成家，时间被各自的家庭占据，新房子也抹上了岁月的痕迹。老屋里剩下了父亲母亲，剩下了一屋子的沉寂。劳累了多年的母亲，身体出现了状况：腿疼、胃病。父亲骑着自行车，捎着不能走路的母亲，一趟一趟地去乡卫生院看病，沉寂的老屋新增了浓浓的药味。我们抽空来看老屋，看老屋里的父亲母亲，不经意间，发现母亲与老屋里的老猫、大黄狗、鸡、花草及父亲、我们姐弟之间，阻隔了一层说不清楚的东西，这很让我们“恼火”。父亲无奈的告诉我们，你们的母亲被你们的舅舅拉入了邪教组织，已经三年了，我讲道理劝，用真情哄，拉出去散心，最后动用了暴力，也无法阻止。那时，我们的孩子小，工作忙，无暇顾及这些，在现实的虚无里，丢失了我们的母亲。使母亲被病魔折磨的依附了邪教，再也回不来了。
　　 那天，父亲打开那个搁置了好几年的空屋子，曾经是我和祖母的卧房。父亲又打开一张落满灰尘的木质柜子，里面放着的黑白发黄的照片。一张全家福，背景是刚修建的老屋，全新的。“三寸金莲”的祖母怀里抱着还穿着开档裤的小弟；祖母的左边是大弟，圆圆的小脸上全是懵懂，黑黑的眼睛望着前方；右边是我，瘦弱的小身体上穿着过膝的衣服，一脸的紧张胆怯；祖母的身后，是穿着中山装的父亲和梳着长长麻花辫的母亲，他们并肩站着，笑的很灿烂。这张照片与今天虽然隔了近四十年的光阴，我依然闻到了藏在这个木质柜子里幸福的味道。父亲小心翼翼地将那些发黄的照片拿出来，我模仿父亲的样子，小心翼翼地一一接过那些照片，还有一把二胡和一把坏了的三弦。接过这些旧物的时候，我从心底虔诚地膜拜着那些旧光阴。
　　 父亲的爱好很单一，闲下来的时候，下象棋，看书，写毛笔字，拉二胡听戏曲。小时候家境不好，父亲省吃俭用买了一把二胡和一把三弦，挂在新房子的墙上。于是，每到晚上，父亲母亲从生产队下班回家，母亲做饭，父亲做在院子里的小橙上拉二胡或弹三弦。我们姐弟听到，也搬个小橙子做在父亲身边。一首首抑扬顿挫、如泣如诉、时缓时急的乐音就从父亲粗糙的指端溢出。那个时候，我和大弟还小，有次趁着父亲母亲上地干活，我拿三弦，他拿二胡，二人在若大的院落里学着父亲的样子，摇头、沉醉，演奏出了此生听过的最刺耳的怪音。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同样的二胡三弦，到了我们手里，怎么就会拉（弹）出这么个声音？于是，那把二胡和三弦，在我们好奇心的驱使下，二胡断了弦，三弦的面皮，被我们用石头砸破。然后，我和大弟悄悄把二胡和三弦按原来的样子挂在了墙上。父亲回来后，当看到断弦的二胡和砸破的三弦时恼怒了，他扬起赶牛的鞭子，来打我们姐弟。那把三弦，自破了后，再也没有响起过。父亲却一直收藏着。
　　 老屋院里的墙角边草棚下，放着一辆红旗牌自行车，已破烂不堪，有好多年不骑了。自行车几乎与我同岁。我问父亲，自行车都这么破了，为什么不拉出去丢掉？父亲笑笑说，放着也不碍事。而我们姐弟，无一例外，都骑着这辆自行完成了中学生涯。那时，父亲是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每天骑着这辆自行车下队，上班。我们上小学时，离学校近，父亲从不让我们动他的自行车，有时放学若刚好碰到父亲，父亲会让我们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我们看同伴的眼神都是自豪的。
　　 这辆自行车，在我们姐弟中我坐过最多。我自幼身体单薄多病，上小学四年级时，脖子上长了一个大包，发烧烧得我几度昏迷。那个时候一个大队只有一个保健站。去大夫那儿看了，说是感冒，吃点药就好了。药是吃了，但烧一直不退，脖子上的包由一个串连成了三个。父亲着急了，一趟一趟地捎着我去看大夫，经过多次检查确诊为淋巴结核。父亲就用那辆自行车捎着我，一早一晚去保健站打针，打的是青霉素，特别疼，不到半月，我屁股疼得做不了自行车。父亲便早、晚背着我去保健站。父亲没时间时，母亲就背着我去。到了晚上，祖母用热热的毛巾敷我屁股上因打针肿起来的地方，我疼的丝丝地叫，大弟幸灾乐祸地站在土坑边学着我的声音叫。父亲听到，走进来站在地上，用严厉的眼神看着大弟，大弟赶紧低下头，乖的跟小猫似的。
　　 我病了一个月，休学了一个月。病好后，说什么都不想去上学了。还为不去上学，把课本藏匿在闲置的一间空屋子里的吊窗上，然后对父亲母亲说，我的课本丢了。父亲用严厉的眼神横扫我一眼，出去了。我知道，父亲一定是猜到了我的心思。母亲则不然。她说，她没有文化，吃了一辈子苦，不能让我也像她那样苦一辈子。她翻找遍了所有的角落，都没有找到我的课本。我坐在土坑上，看着为找课本忙碌了两天的母亲，很为自己的“聪明”洋洋得意。两天后，母亲从邻村借到了四年级的课本。那天，雪下得很大，北风呼呼地刮。母亲穿着大棉衣，头上的头巾裹不住脖子，从衣领里灌进来的冷风夹着飞雪，贴在母亲的脖子上。母亲走进门时，脖子上一片一片的红疙瘩，刺痛着我的眼。我从母亲手里接过课本，掩藏着眼角的湿润，收拾起辍学的心思，第二天，冒着风雪走进了学堂。
　　 四
　　 父亲一向是沉默、严肃的，他的一个眼神，足可以抵母亲的三声唠叨。小时候我们顽皮，用剪刀剪小花猫的胡子，剪小黄狗的指甲，拔大公鸡翅膀上的羽毛。母亲看见了，唠叨我们几句，下次还会剪。如果让父亲知道了，一个眼神，我们就再也不敢剪了。如果再有下次，父亲用的就不再是眼神，而是拇指粗的树枝。
　　 在母亲生病之前，父亲是从不下厨的。父亲是家里的独子，从母亲嫁入这个家后，就承担起了家里的一日三餐。母亲说，父亲有严重的胃病，除了母亲做的饭外，他从不吃别人家的饭。以前公社来人下村，他安排完工作餐后，一准回来吃饭。为此，忙碌的母亲还曾悄悄地嘀咕过父亲。现在的父亲，头发被一日三餐的油烟熏的渐渐少了光泽，多了霜花。昔日的顽疾，也在日渐劳累中显山露水，久咳、气喘、血压忽高忽低，甚至一段时间还出现了咳血，脾气也变得暴戾起来。每次我们进来时，父亲像个家长一样，站在看不出颜色的砖地上训斥母亲，清瘦的脸像一根没了水份的苦瓜，无奈地看着尿湿了土炕的母亲。母亲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声不吭地坐在尿湿了的土炕上，就是不下地。曾几何时，这样的转变，在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母亲不听话时，我们会忍不住大声“呵斥”，父亲的眉峰就会悄悄皱起。
　　 五
　　 我们每周都会来一次，每一次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我们进去，把母亲从土炕上扶起来，换了衣裤，再从土炕上扶下来。母亲已经变得比去年更不会挪动脚步了，头发也比以前长得更凶了。弟媳每月都要给她理一次发。只有理发时，她才不会傻呵呵的笑，乖得就像父亲训斥时一样，像个孩子。
　　 等我们完成所有的程序，厨房里就会飘出香喷喷的饭菜的味道，引诱着母亲的馋虫。母亲咬字不清地“吆喝”着我家丫头，已经从卧房到厨房之间走过好几遭了。饭菜摆上桌，母亲迫不及待、踉踉跄跄地从屋外赶进屋内，嘴角流着口水，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桌上的饭菜。母亲吃饭，再也不顾及我们姐弟和她的丈夫，变得贪吃起来。爱吃的菜夹在她碗里，她的两只眼睛还是不肯离开那道菜，直至吃完。弟媳是我们家公认的烹饪专家，她做的菜，每次都被我们吃个精光，父亲笑嘻嘻地说：“这样美味的饭菜，一周也只能吃一次……”是啊，从母亲走不了路的那天起，父亲就再也做不出美味的饭菜了。
　　 收拾完杯盘碗碟，西边的落阳已经与远处的山头一般齐了。这时的母亲变得不再那么躁动，不再口齿不清地喊叫，不再让我们扶着在院里走来走去，稳稳地坐在土炕上，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着几个字：“来，来，你们来——啊！”她知道，我们要离开了。
　　 六
　　 我们真的该走了。父亲额上的犁沟里，笑容渐渐隐去。我们走上那条土路，身后传来关上大门的“咣当”声。
　　 父亲把我们关在了老屋及院落的门外，把他、母亲、老屋及院落又一次收拢在寂静里。
　　 一切，又都是原来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