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抽烟一样，笔耕也有瘾。
　　 作为《西藏民兵》的记者编辑，我除了认真细致地做好本刊的采访报道与编辑工作外，只要捕捉到部队建设或者地方工作的新闻线索，肯定会“顺手牵羊”，从不同的角度采写成有价值的新闻，分别发往军队或地方的新闻媒体，每年的刊用量都没少于一百篇。
　　 除此之外，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小说《护士之歌》《这根“四季豆”》，散文《抚今追昔话杨柳》《拉萨人的温室》《高原牧民的心愿》《“地柏”赋》，连环画脚本《边疆的眼睛》，杂文《话说“不拘小节”》《理直未必气壮》《饶舌“礼尚往来”》，寓言《狗与盗贼》《枪与子弹》，文学评论《艺术的魅力在于真实——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要潜心理解当代青年——评电影〈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就是那段时间发表的习作。经过三年的努力，一九八三年夏天，我被中国作家协会西藏分会吸收为会员，时年刚好是我的“而立之年”。
　　 文学创作之路从来都是崎岖坎坷的。我的小说《这该怪谁》，就曾经历过一场误会。《这该怪谁》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说的是一位在小学任教的姑娘，害怕西藏高寒缺氧之苦，很想调回内地，她思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招，找个军队干部结婚，丈夫转业时便可随调。于是，她参加上级组织的到学校附近的某部慰问时，把一封求爱信交到了汽车连的一位副连长手中。两人相恋后，姑娘在工作中认识了到学校考察的一位副厅长。副厅长得知姑娘急于内调的想法后，以帮助她尽快内调为诱饵，把姑娘搞到了手。姑娘有了靠山，深信内调指日可待，断然向副连长提出终止恋爱关系，并得意忘形地说：“再见了，西藏这个鬼地方！”副厅长为了方便控制和继续占有姑娘，把她介绍给他的养子、在中印反击作战中牺牲的战友托下的遗孤作女友。一天，副厅长和姑娘正在发生性关系时，被出差归来的养子抓了个现行。事情败露后，副厅长受到降职处理，姑娘内调无门，又主动向副连长写信要求恢复恋爱关系。副连长读完来信，百思不得其解，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这该怪谁”的感叹。
　　 小说在《拉萨河》上发表后，正值全国上下反精神污染。一天晚饭后，责任编辑电话告诉我，说是文化主管部门在全区挑了三篇小说，拟列为精神污染的作品，待报给上级批准后，将组织人撰写文章，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三个作品，前两个是地方作家的，后一个就是我的《这该怪谁》，原因是小说中的那位姑娘骂了美丽的西藏是个“鬼地方”。责任编辑是位长者，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说到《这该怪谁》被列进去了，多少有点害怕。我说：“我只觉得我的小说写得不好，比较稚嫩，但我不觉得小说中的姑娘骂了西藏是个‘鬼地方’就是精神污染，因为她的婚恋观在我的笔下是被鞭打的。”我告诉编辑老师：“文责自负，即令定性为精神污染作品，全部责任由我承担。”责任编辑有些抱不平，他告诉我：“文化主管部门的一位唐姓领导还说，军队作家怎么会写出这么差劲儿的作品呢？这作家到底是不是现役军人？”
　　 就这事，军区分管宣传文化的副政委找我谈话，他开宗明义地说：“得知地方的意见后，我特意把你的《这该怪谁》找来认真看了一遍，我没看出有啥问题。希望你相信组织，正确对待报纸上即将开始的批判，是非总是可以清楚的。”这位副政委是从国防大学调来的，思想理论水平极高，对文化人厚爱有加。我们杂志社的编辑记者和军区文工团的演员，有时因故没出早操，政治部有关领导打算把没出操的下放到基层部队去锻炼。这位副政委得知后说：“杂志社和文工团的工作性质同其他部门和直属单位不一样，是否每天都必须出操，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搞一刀切。”三言两语，让生活在军区的文化人感到无比温暖。
　　 这次，副政委及时找我谈话，毫不掩饰地表明他对《这该怪谁》的看法，并要我相信组织，正确对待，无疑是在给我信心和力量。
　　 奇巧的是，报纸上刚开始刊出批地方作家那两个作品的文章，还没轮到我的作品时，党中央及时纠正了反精神污染扩大化的问题，使文学艺术的百花苑不但没因此凋零，反而更加芳香四溢。
　　 在西藏文联和作协组织的迎春茶话会上，《这该怪谁》的责任编辑领着我同文化主管部门的那位唐领导见了面。那天，我穿了一身军装，非常认真地向唐领导行了一个举手礼，并汇报说：“我就是《这该怪谁》的作者，是西藏军区的一名现役军人。”唐领导若无其事地同我握过手后，非常热情地拉我坐下，同他一起品茗畅谈。我原打算借此机会直言不讳地向唐领导谈点个人意见，然而，就在他主动同我握手和拉我就坐的那一刹那，我似乎从他的热情中感到了他的真诚，感到了他的善意，感到了他的……于是，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主动提起几个月前反精神污染以及纠正反精神污染扩大化的话题。我在想，虽然我们告别文化大革命已经几年了，但极左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也许，冲破思想的束缚，有的人要快一些早一些，有的人要慢一些晚一些。在拨乱反正的年代，各种思想的出现包括前卫的落后的激进的保守的，是一种回避不了的客观存在，对同一作品持不同的见解是很正常的。当我在闲谈中得知唐领导只读过几年书，是背着背包进军西藏的老战士时，不仅没有了丝毫怨气，反而产生了崇敬之心。的确，像唐领导这种年龄的老同志，在左的年代结束以后，也还难免以朴素的感情代替理智，甚至说错话做错事。
　　 打那之后，我仍以饱满的热情坚持业余笔耕，写出了记述原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藏族歌唱家雍西的报告文学《百灵鸟》，小说《怨谁》，散文《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哦，刊大校徽》《战士泪》，文学评论《鲜血．白骨．金銮殿——评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等作品，受到西藏军区的通令嘉奖。
　　 由于笔耕有瘾，退役到地方后，创作发表了小说《老板娘》《C姑娘的烦恼》，报告文学《笑声里的故事》《某男，某女……》，散文《西昌印象记》《游子的梦》《嗬，盐都》《漫笔黄龙溪》《咋啦，想重返西藏》，系列散文《山城拾零》，杂文《饶舌“鸭的习性”》《不要“叶公好龙”》《恭请对号入座》，讽刺小品《一瓶五粮液的自白》，等等。
　　 时至今日，虽然年过花甲，疾病缠身，依然想写点什么，久不动笔，闷得发慌。去年和前年，完成两本书稿，共五十万字；今年发表散文等类作品二十余篇。正是在辛勤笔耕的过程中，才一如既往地领略出泥土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