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咋这么不听话。快吃饭。不是给你说了吗，卞姐姐回部队了。卞姐姐是军人，不是老百姓，得随时听从命令。”
　　 看着闷闷不乐的为民，母亲一遍遍地解释着，可执拗的为民只勉强端起饭碗，嘴里依然是那句话：我要卞姐姐，我要卞姐姐。父亲一脸的凝重，一直没有说话，眼睛盯着为民，忍不住用拿着筷子的右手指着为民：
　　 “你懂点事好不好？都上三年级了还听不懂话？”
　　 父亲有些生气，手上的筷子头快戳到为民的额头了，为民有些害怕。平日里的父亲尽管不苟言笑，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厉。
　　 父亲的话他不敢违抗。那句“我要卞姐姐”的话忍了忍终于还是变成“唏嘘”的抽泣声。
　　 为民嘴里的“卞姐姐”是驻村工作组。那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工作组也是一波接一波。一般的工作组都是一年期限，而这个卞姐姐却不到半年就被调走了。
　　 为民清楚记得，卞姐姐来的那天，正是秋天，院子里几颗枣树枣红叶绿，为民每天都用稚嫩的小手举起细细长长的竹竿打枣吃。那脆甜可口的味道常常吃的他腹胀肚圆，每顿饭只象征性的吃一点点。正午时分，阳光温暖。为民正端着碗蹲在院子一隅，享受着刚刚打下的甜枣，父亲和队长领着一个年轻女军人走进院子。女军人背着捆扎得四四方方的背包，肩上斜挎着一个颜色暗淡的黄书包。黄书包一边带子上绑着一条白毛巾，书包翻盖上绣着当下流行的五个鲜红的大字：为人民服务。左手提着一个圆鼓鼓的网兜，网兜里东西繁杂：除了军人特制的喝水缸子，剩下的都是红皮白皮的一摞摞厚厚的书本。这两年，队上只要来工作组，都安排在为民家。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他家有给在外当兵的哥哥准备的婚房；二是他家成分好（贫农），父亲又是生产队会计。前年新房刚收拾好，就有一个男军人（工作组）住下了。去年冬天刚走，今年又来了一个女军人。
　　 那女军人一身绿色军装，五角星的帽檐下两只眼睛黑白分明，深邃灵动。走起路来，步履轻盈矫健。看了看为民，笑了笑，一排洁白的牙齿洁净整体。为民抬头看了看女军人没吭气，继续低头吃着。只听到父亲说了一句：“脸成了鬼娃子了，去，把你脸洗洗再吃。”为民这才想起来刚才打枣时流了很多汗，两个袖口都擦湿了。
　　 那天晚上，母亲破天荒（家里从来不吃晚饭）地熬了小米稀饭，溜了几个馍。炒了一盘洋芋丝——这是女军人的第一顿饭。饭桌上只有父母亲陪着女军人。那女军人吃饭时也衣冠整洁正襟危坐，齐耳的两个小辫用皮筋扎着，一扭头，像拨浪鼓上的两个鼓锤来回摆动着。女军人关切地问了为民父母亲的年纪，家里几口人？几个男孩几个女孩？当父母问女军人情况时。她以军人标准的回答方式对父母说：我叫卞淑珍，今年25岁，现在是省城某部队的一名指导员。接着补充一句：叔叔婶婶，你们叫我小卞就是。一听到她的年龄，母亲好奇地打听：订婚了没有？女军人羞涩地摇摇头。问到她父母时，女军人脸瞬间沉了下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在某某农场。父母再也不敢多言，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发配到农场或农村劳动改造，因此，一说起“农场”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劳改”二字。女军人这么年轻就穿上“四个兜”干部服，想想她的父母曾经一定不是知识分子，也是个不小的官吧。
　　 晚上睡觉前父亲对他和三个姐姐说，你们几个都得叫卞指导员姐，不能白搭话。为民很不高兴，心里在说：我有三个姐姐，不稀罕这一个。但父命难违，当着家人的面，他还是称女军人：卞姐姐。
　　 工作组吃派饭，从村头第一家开始，按顺序循环往复。每天两顿主餐，晚上一顿副餐，副餐老家人俗称“霍（喝）的馍”。工作组每天付给一斤粮票三毛钱作为伙食钱。
　　 卞姐姐第二天开始吃派饭。
　　 这一年，中国政坛因为一件震惊中外的叛逃事件，全国上下政治运动的弦绷得很紧。社员们白天地里劳动，晚上在仓房学习中央红头文件。卞姐姐自然是会议的主角。她那带着京腔的普通话悦耳动听，像广播里的播音员，这使得听惯了乡音的为民感觉十分新奇和诱惑。因此，每次队里开会，为民都要在一旁聆听。社员开会的热情并不高，往往是卞姐姐站在人群中间一页一页地念，周围社员抽烟的抽烟，做针线的做针线。女社员们比较乐于开这样的会，说在家做针线还得点油灯，这队上的电灯白用，多好！后来，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晚上开会的热情也不再积极，次数也渐渐少了。白天，卞姐姐和社员一起修渠积肥，晚上偎在炕上，在油灯下看书，有时候还哼着一些为民从没有听过的曲子，那优美的旋律驱使为民无数次爬在门口静静地倾听。一次被卞姐姐发现了，卞姐姐停止了哼唱：“来来来，进来，进来，姐姐教你唱歌。”
　　
　　 哥哥的婚房已被卞姐姐修饰一番。墙上新帖了几幅样板戏画报，桌面中央靠墙倒放着“四卷”，四卷上面放着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这石膏像为民家卧室柜上也有，只是尘染烟熏，没有卞姐姐这幅洁净瓷白。“四卷”旁放着一盏玻璃罩油灯。桌子靠炕一面墙上，正正齐齐摆放着一排书，简装线装都有。为民本以为卞姐姐会教她刚才哼的歌曲，但很遗憾没有，而是教他唱当下流行的京剧样板戏。那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广播里每天都在放。因此，卞姐姐教了几遍，他就能唱出来了，卞姐姐还直夸他聪明。以后的几天里，几乎每天晚上卞姐姐都教他学唱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里面的几乎所有唱段卞姐姐都唱的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后来，很多小伙伴都加入到学唱样板戏的行列。人一多，屋子里站不下，只好在院子站成一排。冬天的院子寒风咧咧，但伙伴学唱样板戏的热情很高。大家挨着冻，鼻涕哈拉袖着双手站成一排，没有一个人叫苦。月光撒下的院子暗淡阴冷，卞姐姐脸上的表情，一板一眼打着拍子的两只手，大家还是看的很清楚。打一会儿拍子，卞姐姐都要对着双手哈热气，或者两只手相互搓搓又开始。在卞姐姐那里，为民知道了“打开口腔”、“声音后靠”、“拖音到位”等专业术语；知道了发声的三个区域：口腔、腹腔、头腔。这些词语为民他们并不能完全听懂，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卞姐姐的专业认真自然引起许多社员前来围观。大家直夸卞指导员的一招一式很专业，比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的好多了
　　 卞姐姐一直保持着部队的习惯，每天早早起床去外面跑步，经常是她都跑完步回家为民还没去上学。有时候为民背着书包出门，卞姐姐刚跑完步满脸红扑扑地进门。这一年冬天来得早，刚进入十一月，一场大雪使得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四度，母亲翻箱倒柜地给为民寻找御寒的帽子，等不及的为民一句“上学要迟到了。”的话，转身就跑。刚要出门，碰上锻炼回来的卞姐姐。二话没说，卞姐姐脱下帽子扣在为民头上，帽子里卞姐姐头上的温度还热乎乎地存留者。那天，为民可是风光了一回，同学们都抢着要感受一下带着五角星的栽绒帽子。
　　 又一次轮到卞姐姐到为民家派饭。吃饭时，卞姐姐用筷子的手很不自然，几次夹菜都没有成功。母亲端起盘子送到她跟前，这才发现她的手背肿胀发亮。那时候部队不发手套（从来没有见卞指导员戴手套），棉衣袖子稍微短点，两只手就露在外面。而卞姐姐除了在自己房间，任何时候都是一副标准的军人英姿：两手挥洒自如，步履轻盈矫健。不像农村人，天气一冷，走在外面，两手袖着，遮风御寒。母亲心疼地握着卞姐姐的手，说了几句心疼的话。当晚，母亲找出一块黑色粗布一把棉花在油灯下做了两只套袖（陕西农村人手上御寒的棉套），第二天送给卞姐姐，卞姐姐以军人不准戴套袖拒收。母亲一句“你这娃咋这么犟，手都冻成鳖盖了，还不珍惜。谁看着能不心疼？”的话，让卞姐姐感动的泪眼迷离。但套袖只在家里或者晚上教我们唱歌时套在手上，平时在外卞姐姐则将套袖塞在棉衣袖里掩藏起来。
　　 那年月学生上学很轻松，没有家庭作业，即使有，完成不完成也没人追问，因此，为民从来不在家里写作业。童年的日子除了给猪拔草，总之还算轻松悠闲。和卞姐姐熟悉了，为民也没有顾忌，有事没事就往卞姐姐房间跑。有一天，卞姐姐关切地问他：学了哪些课文，怎么从来不见你在家读书写字。当时的语文课本受政治气候影响，既简单又短小，每一课他都能熟练的背诵。卞姐姐随意翻了翻，突然问他喜欢诗歌吗？为民摇摇头说不知道。其实，诗歌对于那时的他真的很陌生——像从没有涉足的新的学科。
　　 “姐姐教你诗歌，好吧！”卞姐姐面容和善带着笑意两眼盯着为民。
　　 为民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点着头。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卞姐姐教为民的第一首诗，也是为民长那么大学的第一首诗。卞姐姐先把这首诗用漂亮的楷书写在一张信笺上，再一个字一个字地给他解释着，从诗歌的意境到作者李白的的思乡之情，卞姐姐讲的很详细很唯美。连她自己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神情中显露出淡淡的忧伤之情。为民听的很入迷，被卞姐姐的情绪感动着……第二次学新诗前，卞姐姐先检查那天教他的《静夜思》，又提问了几个问题，他都回答的很流利，这才教他杜牧的《清明》。这首诗使得他明白了几个新的词汇：“断魂”就是伤心，“牧童”是放牛娃。知道了山西有个“杏花酒”，“酒家”就是喝酒的地方。以后的几个月里卞姐姐又陆陆续续地教为民学了近三十多首诗词。为了便于学习，卞姐姐特地把几十首诗词抄写在一个红色塑料皮的日记本。每学一首，就让为民重新抄在一个本子上，笔画繁琐的字，下面都注有拼音。为民明白了诗和词并不属于一个概念。知道了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知道宋朝有叫苏轼、李煜、李清照等诗词名家。这使得小小的他在小伙伴面前有了炫耀的资本，连一向对他并不认可的语文老师几个月下来也对他刮目相看。
　　 转眼到了腊月，“腊八”一过，社员们一边应付着生产队的事务，一边抽空置办年货。那时候不像现在，年货很简单，家里都贮备有红白萝卜，无非就是买几颗大白菜，几节莲菜，几挂鞭炮，称半斤白糖，一斤酱油，二斤煤油，几斤红薯粉条。家境稍微好点的，外加一斤猪肉。“小年”那天，母亲从土壕（村里人专门取土的地方）弄回几大块颜色发白的生土，用水化开搅拌，开始粉刷被烟熏火燎了一年的屋子墙面。为民和姐姐给母亲打着下手。傍晚时分，母亲和姐姐正在收拾粉刷完墙面的卫生，卞姐姐回来了，她的脸色异乎寻常地沉郁。问她怎么了，回答的很简单：没事。问她吃饭了吗？只是摇摇头不说话。回到屋子门一闭也不点灯。母亲感觉很蹊跷，这和平日里经常哼着曲子活泼可爱的卞指导员简直判若两人！
　　 晚上睡在炕上，为民隐隐约约听到父亲对母亲说，卞指导员被叫到公社去了，有人反映她工作不认真，整天不干正事，和一帮孩子瞎胡闹。更严重的说她给下一代贯输毒草。母亲说，什么毒草？父亲说，就是给儿子教了几首诗，这些诗有的我小时候也读过，感觉不出有什么流毒，但现在不让学了。这孩子，可把卞教导员害惨了！母亲叹了一口气。明天起，不要再让为民去卞指导员房间了。最后，父亲说了这句话。
　　 第二天一大早，卞姐姐似乎并没有被昨天的情绪影响。依然跑步锻炼，梳洗吃饭。然后扛起铁锨出工。中午听父亲说，卞姐姐在田间还组织社员读了一段人民日报社论。晚上回到房间，依然就着油灯看书到深夜，只是再也没有听过卞姐姐哼歌的声音了。
　　 距离过年还有三天，一大早卞姐姐去公社开会，母亲姐姐早早就开始准备着午饭：摊煎饼，这种饭一年也吃不到几回，除非来重要客人。为民好奇地问母亲，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卞指导员今天来家吃饭。”
　　 “不是还没轮到咱家么？”为民不解。
　　 “她明天就走了，这最后一顿饭就在咱家吃。”
　　 “走？去哪儿？”
　　 “回家过年呀！”
　　 这天的午饭吃的并不愉快，父亲母亲的话都不多，只有卞姐姐一个人没话找话地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闲话。
　　 吃完晚饭，卞姐姐除了按规定留下三毛钱，把身上的粮票抽出十斤硬是塞给父亲，然后，把为民叫到她房间，问他，这几天学习怎么样？还背新诗歌了吗？为民摇摇头说没有。想到那晚父母亲的谈话，为民低着头不敢看她，低声说：
　　 “对不起，卞姐姐。你为了教我学诗歌，挨上级批评了。”
　　 卞姐姐伸出左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
　　 “没有的事，姐姐这不好好的。这几天有点忙，没有教你学习新诗词。”
　　 随即，回转身，走到炕沿前，伸出手，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本为民熟悉的红色塑料皮日记本，递给为民：
　　 ”明天姐姐就要走了。回家过年了。姐姐把这个本子送给你。后面还有三十多首诗词，繁琐的字下面注有拼音。先背会，不明白意思不要紧，等你长大了读书多了就明白意思了。”
　　 最后，又不忘叮嘱为民：自己读就是，千万不要再在老师同伴面前炫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