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谍报粗析
　　 我国古代谍报活动，源远流长，是中国几千年悠久历史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试图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古代谍报及其相关内容，聊为同人茶余饭后谈资。
　　 一、 谍报产生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
　　 被史书记载的最早间谍活动出现在夏朝，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第三任君主太康不理政务，到处玩乐，被大臣后羿所拒而死在外地。后羿立其弟仲康。仲康死，后羿又立其子相。后羿的亲信寒浞，唆使后羿的家奴将他杀掉，自立为帝。寒浞命人将相杀掉。相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施展谋略，派遣大臣女艾到寒浞的儿子浇那里当间谍，终于攻灭寒浞。女艾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间谍。从那时起直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跨越整个奴隶制与封建制社会，历朝历代都有间谍出现。
　　 在奴隶社会的早期，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域有限，谍报使用的范围相应的也很有限。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实现了大一统，疆域大大扩张，谍报的使用范围便不仅仅限于本土，而往往能渗透到邻近的许多国家。明朝初年，郑和七下西洋，期间不乏用间之举，使谍报的影响从东南亚一直扩大到非洲东海岸。明朝中后期至清朝，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影响了谍报的全球化发展，谍报的主要使用地区仍限于邻国。总之，谍报的空间跨度与历代王朝的疆域、政策息息相关。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中南半岛，东到日本，西至中亚，都出现过中国谍报人员的身影。
　　 二、谍报人员的构成
　　 在最初的间谍活动中，谍报人员往往是“业余”的。他们并非专门从事间谍活动，只是偶尔扮演了间谍角色。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很大程度上是以政治家、高级谋略家的身份，为各国充当外交使节来进行间谍活动的。虽然以外交人员为间谍的举措一直蔓延到近现代，但那时的游士纯粹为了一己私利才发挥极大的主动性，在较封闭的条件下利用手头掌握的信息玩弄各国君主于股掌之上，与近现代的谍报人员还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秦汉以来，一方面游士在间谍活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是以帝王为中心形成一个智囊班子的谍报策划、指挥方式也已形成了。后者之中的骨干多数是封建社会中色彩鲜明的辅佐帝王的智囊人物，他们在谍报活动中起组织策划作用。例如陈平等人用谍报战略瓦解了项羽集团的高层，最终推动了刘邦统一全国。
　　 五胡十六国大动乱时代，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分裂割据的局面长久形成。多数少数民族君主于马上得天下，旋起旋灭，大都短于谋略的运用。但因该时期战乱频仍，战场上广泛使用了战术间谍，用以侦探地方的军队布置、粮草等情报。由于多数君主不重视，这个时期高层人员参与谍报工作的较少。
　　 隋唐五代时期，战术间谍有了进一步发展，以李世民为代表，把战术侦查活动与部队整个作战行动相结合，成为部队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唐末时各种商人、手工业者伪装的间谍开始大规模出现。
　　 宋元明清四朝，间谍的身份更加模糊，官员、术士、郎中、僧道等许多流动性较强的职业都成了间谍的扮演对象，这一时间间谍使用手段也更加多样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央政府对大臣的监视力度增强，出现了势力较大的职业间谍组织，尤以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最具代表性。
　　 由于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男性谍报人员占据了谍报人员的绝大多数，女性谍报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远未达到广泛适用的程度。
　　 三、谍报的传递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谍报的传递就是信息的传递。在经济社会条件不发达的古代，为防止泄密，在谍报的传递上还是颇动了一番脑筋的。
　　 古代较有代表性的传递工具有鸽子、风筝、烽火、号炮、驿传、蜡丸等。唐代时中国已有信鸽出现，到了宋代用鸽子传递情报十分普遍，甚至有些军事命令也用鸽子传达。风筝传递信息不十分可靠，使用风筝时常出于无奈。但风筝出现年代较早，南北朝时已被应用到军事谍报领域。烽火在周朝时就有使用，主要用于边防，通过事先的约定可以很快地将来犯敌人的数量等重要信息传递出去，方便领导人尽快作出决策。《墨子》一书中还讲了用旗帜和鼓声配合烽火进行信息传递的方法。号炮实际上是烽火的延伸，它是清朝在火器发展的基础上传递信息的一种形式。驿传是情报传递的重要形式，商代中国已有驿传，到了秦代已形成驿传网络。驿传不仅设置于陆路，也同时设于水路。驿传使用广泛，传递情报也较为可靠。而蜡丸常被用作密信等的载体。古代交通不发达，间谍常需穿山越岭，为了便于携带，也为了使密信不被破坏，蜡丸便被广泛使用。间谍们将其藏在头发、腰带，甚至缝制衣服里，以达到不被人发现的目的。
　　 除了物质形体的传递外，还有信息形式的保密问题。最初的间谍多用隐语，有口头隐语、书面隐语、实物隐语、人体隐语等许多方式。颇值一提的是，清朝时出现的洪门，采用口头隐语等许多方式掩护自己的行动。他们有一套专门的联络诗句来认清敌我，用特定的代号指代现实用语，如将酒杯叫连米，筷子叫双锏，和尚叫念三，官兵叫猛风等。洪门还别出心裁的创造出了“茶阵”，用茶杯、茶壶、筷子等的摆放来表示特定含义。这些隐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洪门中人的活动。古人在军事斗争中使用的符也很有特点，往往凭借着符的大小、花纹等传递特定信息。信陵君之所以要窃符救赵，原因在于虎符的不可仿制，所以他才要费尽心机地将符偷出来蒙骗大将晋鄙。当然，，符由于容纳信息量有限，古人也往往将它与隐语混在一起使用。但这仍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于是密码出现了。北宋曾公亮在他的《武经总要》中，对四十种军中常规用语进行编号，实现了汉字密码化。在大将出征时，兵部与大将约定一首五言律诗，用一到四十的数字对律诗中的字编号。这样就使律诗中单独的字与军队用语联系起来。大将需要与兵部沟通时，就将该字混入一封普通公文中，并在该字上加盖印章予以区别。兵部收到公文后，查阅密码表，即可知道大将的要求。这一方式较好地解决了保密问题，但在以后的历代中未予长足发展。
　　 四、使用谍报的动机
　　 中国古代谍报组织几项基本功能是维护皇权，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进行对内、对外战争，维持社会治安。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谍报人员的出现多与军政目的有关，即使少量的经济间谍，也大多数离不开为政治服务的本质。例如，战国末年韩国派遣一名叫郑国的经济间谍来到了秦国。当时秦国势力强劲，山东六国屡吃败仗，韩国君臣发现秦王好大喜功，便策划用一项大工程来绊住秦国手脚。郑国以水工的身份来到秦国，为秦国谋划开垦水渠。水渠占用了秦国大量壮丁，暂缓了秦国吞并山东六国。这种现象在古代史上屡见不鲜，与近现代谍战有很大不同。
　　 如果再将动机细分，我认为可以划分成以下几类：1.获取情报。这个情报指代较广，不仅包括军事部署，山川形势，人口多寡，还包括敌方首脑的相貌、喜好等诸多方面。2.干扰敌方决策。在敌方首脑可能做出重要决策时，通过一系列真假消息促使他做出对我方有利的策略。3.离间、挑拨几方势力的紧密联系，使其为我所用。4.破坏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活动，对敌方施加心理压力，配合我方行动展开。这几类动机在现今谍报史上仍然存在，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化活动的侧重有所不同，一名间谍常常肩负多种复合型任务罢了。
　　 五、 谍报对中国古代史的影响
　　 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崇尚谋略，重视针对敌国，敌方上层人物的战略性谍报活动。而封建社会本身具有的权力机构特点，又为针对统治集团谍报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因此在中国古代史上，精彩的谍报对决层出不穷，对中国古代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1.促使战争对抗的多元化，加速或延缓战争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战争的结局。元末红巾军大起义，起义军首领很善于用谍报手段来弥补自己情报上的不足，相比之下，元朝统治者对此不甚重视，因此导致了起义军的迅速发展。再比如，明末农民军武器装备较差，对一些城墙坚固的大城市难于攻下。这时起义军首领往往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在城中混入间谍，达到夺取城池的目的。
　　 2.影响高层人物的政治决策，改变国家在一段时期内的发展趋势。秦桧诈称从金国杀掉守卫士卒回到中原，无疑是他编造的瞎话。他作为金朝在南宋安插的政治代理人，窃居要津多年，不仅成功改变了南宋朝廷的政治格局，而且调整了南宋对金的政策，使和谈成为可能。虽然宋高宗出于对他利用的目的，但秦桧毕竟危害到了整个南宋政权，他所起的负面作用绝对不可以小视。
　　 3.在内部争斗中料敌于先，抢先利用情报优势将对手击败。皇位的争夺，皇帝对臣下的监视，臣僚之间的相互争斗，可以说都离不开谍报。封建社会后期，雍正皇帝在争夺皇位中胜出，无疑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总之，谍报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它的作用下，中国历史出现了许多偶然。但正是因为这些偶然，才使得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更加精彩。中国古代谍报人员的活动，也为中国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智慧至今仍然启迪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