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时，全村仅我和两个男孩考上了镇中学。开学那天，母亲让我穿上早已准备好的白色的确良上衣，蓝色士林布裤子和白色运动鞋，我满心欢喜，一身新走在邻居们的注视下，差点甩起了“同边手”。父亲担着箱子被子送我，在后面指点着去中学的路。走到过水坝那些长满青苔的石头路时，父亲竟摔倒了，我忙扶起父亲，父亲满头大汗，膝盖上鲜血直往外流，我要哭了，父亲忙说：“不要紧的。”随手捋了一把檵木叶塞进嘴里，嚼碎敷上，血竟止住了。父亲瘸着腿捡来箱子，箱子角上竟摔去了一大块，我的眼泪真的流下来了。
　　 “莫哭，等你考上大学，我就给你买只皮箱。”听到父亲的许诺，我高兴前行。
　　 寄宿生活的清苦和田地承包后对劳动力的需求，那两个同伴都辍学了。母亲为我担心，叮嘱我走路小心河水和狗，每次都要送我过了水坝才放心。我一个人走在这小路上，也不感到孤单，因为校园有太多的诱惑，那些乐事足够陪我走完小路，何况心中还有父亲许诺的那口小皮箱呢。
　　 黄布米袋全洗白了，上面被母亲缀满了线疤，带子一次次断，一次次接，变得很短了；装菜的大搪瓷杯的白瓷被我摔去了一块又一块，锈斑累累。它们胀了又空，空了又胀，装进了母亲的多少爱意，父亲的多少期盼，陪着我在小路上颠呀晃呀，奖状、团徽，把一个黄毛丫头晃成了大姑娘，晃回了一张师范的录取通知书。
　　 去县城读书得走过小路再去镇上乘车，姐送我，还是那只去了一角的小木箱，因为父亲已被胃癌这个魔鬼缠住了，正躺在医院。那天清早，走过那座水坝时，我对姐说了三年前父亲送我上学时膝盖摔伤的事，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和担忧。姐嘱我安心学习，家里有她。
　　 在外求学期间，我很少走那条小路，但它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延伸在我的心里。
　　 毕业后，我回到了母校任教，又走起这条小路。小路依旧随着小河蜿蜒，心中不由得涌起时光倒流之感。在儿时，小路的一端是亲情，一端是乐园；而今，一端是牵挂，一端是责任。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乡村的孩子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中止自己的学业，那些安心在土地上忙碌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也不会太高，广阔的原野有干不完的农活，可以接纳很多人。除了农活，还有各种手艺可以养活人，农村是最好的退路。
　　 每期开学初，班内总有几个学生不能按时来校，望着空空的座位，我心里着急。夏日炎炎，骑上单车就走；冰天雪地，把根草绳往鞋上一系就上路。暂时没学费的答应给垫上，父母不让读的说服父母，学生不愿读的鼓励学生。我总是一个人去，有学生跟着我回。但那一次却是个例外。
　　 有个叫罗爱龙的学生，来报名的时候，我就想，造物主肯定也有打盹的时候，不然，一个人怎么能这样瘸腿歪嘴巴呢？他来自最偏远的山村，经常穿着蓝布衣，解放鞋，很少在食堂买菜吃，总是用一只小坛子从家里带咸菜，成绩经常是倒数第一，自然成了班上最受冷落的学生。我还真有点同情他，上课遇到容易的问题，有意喊他来回答，想趁机表扬他，谁知他每次都是忸怩不安地站起，惊慌无措地呆立，反而成为同学笑柄。后来我发现对于他来说，让他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是最善良的做法，我也就轻易不惊扰他。
　　 开学一个星期了，他还没有来。上完课我就一路问询往他家去。远远地我听到了办丧事的锣鼓铳炮之声，谁曾想竟然是罗爱龙的父亲葬身煤窑了。我看着他家歪斜的木屋，病恹恹的娘和两个尚不谙世事的妹妹，我没再提上学的事，只是帮罗爱龙擦了擦眼泪安慰了他娘几句就往回走了。掌灯时分，我才从田垄七盘八绕地来到熟悉的小路上，心里总算吁了一口气。
　　 夜间行走在乡村，狗吠是很平常的事，虽然前面路口的那只狗叫得格外凶狠，我还是继续往前走。快接近它时，我发现了路边的一根木棒，我警惕地盯着它狂吠，慢慢蹲下身去捡木棒，谁知后面有只狗冲到我背上将我的后颈咬得鲜血淋漓，我抓起木棒一顿乱抽，大喊救命，一位担着箢箕劳作回来的老人，迅速扔了箢箕拿着扁担跑了过来，赶走了畜生，救下了魂飞魄散的我，把我拉到井边，用井水无数遍地冲洗了伤口，把扁担架在井边的长条石上，要我坐在他的扁担上歇息一会，他麻利地在河岸边扯了一把草药，用井水洗净，放进嘴里嚼碎，敷在我的伤口上，说：“这口药是我爹传我的，你不去医院应该也不碍事了。”我千恩万谢告别了老人，狼狈不堪地回到了学校。
　　 在这条路上走着走着，身边终于多了两个人：丈夫和儿子，小路不再寂寞。
　　 星期天我们回去帮母亲摘茶、收稻、挖红薯；河岸边的杜鹃、百合、野菊经常会被插进我们家的花瓶；收割后田野里还有很多的美味，我最擅逮草束下的蛤蟆，丈夫喜欢放干水沟翻泥鳅；每年两次的进城自考，我们总是怀着补度蜜月的心情；每获得一张单科合格证，我们就去小吃店奢侈一回，两碗香喷喷的牛肉面。正当我们牛肉面吃得上瘾的时候，瘦猴一样的儿子大哭着来了，教学、煮饭、洗尿布、哄孩子，忙坏了我们两个大孩子。火药味也曾弥漫了我们的小屋，那么厚的一叠情书也曾被我扔进了火塘，但这一切都只不过微风细浪，掀不翻我们用心和情构筑的小船。
　　 昔日落榜的同学谭子安油光水滑、西装革履、拿着大哥大来访，说深圳到处是机会，赚钱就像拿个竹扫把扫落叶一样容易，说得丈夫心旌摇荡，嚷着要留职停薪跟他下海捕鲸鱼。我担心性格耿直嘴巴木讷的丈夫鱼虾没捞着反而呛了水。他说，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当夜起草了一个报告天亮就送到了校长手里，校长呵欠连连，慢条斯理地说：“下期吧，这中途我到哪里去要来物理老师？”
　　 丈夫恹恹地回到家里对谭子安说：“子安，你先建好根据地，下期我一定南下与你会师。”两人喝着酒，豪情万丈。等我上完课回来，准备去银行给儿子办理教育储蓄，发现包里的500元钱不翼而飞了。我忙推醒醉酒在床的丈夫，丈夫大着舌头说：“那钱……我给子安了……子安答应明年这个时候翻倍给我们。”
　　 不到一个月，谭子安贩卖白粉锒铛入狱，丈夫傻了眼，知道自己上当受骗让家庭经济惨遭损失，潜心学起了电视机修理，教学之余赚点外快。我有时故意损他：“下期不去深圳拿竹扫把扫钱？”
　　 “嘿嘿，不去了，咱老百姓还是细水长流可靠。”
　　 仿佛自己还不算老，儿子的个儿已窜得比我高了。我开始差遣儿子给外婆给爷爷送东送西，开始也还愿意，慢慢就怕难了，特别是有动画片或者和小伙伴玩游戏时。有时看到我和儿子僵住了，丈夫就和稀泥：“好好好，我去送。”
　　 我把几个橘子或者一点肉拿到他跟前，说：“这点东西他提不起么？要你去送？”
　　 儿子怕战争蔓延，撅着嘴巴提着东西走了。
　　 丈夫说：“有这个必要吗？”
　　 “怎么没有？你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担柴挖土了，他也该做点事情了。还有他爷爷外婆看到他多么欢喜呢，一路上来来回回，既锻炼他做事的能力，也感悟了爷爷外婆的亲情。”
　　 后来，求学在外的儿子一放假回来，就记挂着要去看爷爷看外婆。
　　 在乡村，很多人都很重视新年第一次出行，要择黄道吉日，甚至吉时出门。我们家从来不信这个，每年的正月初一，空气中还弥漫着火药香味，大部分人还在为昨夜的狂欢补觉，小路两边的店铺关着，只有地上红红的炮屑展示着昨夜的繁华。我们一家三口各自一身新走在新年的小路上。儿子边走边放着他的爆竹，每声炸响都让他兴奋；丈夫一手提着礼物，一手娴熟地夹着香烟，不时叭上一口，满足地吐着烟圈；我用我门牙上的缺口尽情地磕着南瓜子，既不要担心上课嗓子疼痛，也不要担心破坏卫生，一粒粒如鸟嘴的壳儿随手丢落路边，有的挂在草上，有的飘进田里，有的成了蚂蚁们的别墅。新年的第一天我们就这样快乐地走在小路上，开启一年的好运气。
　　 现在，这条泥巴小路已铺成了水泥路，承载着更多忙碌的脚印。独轮车，摩托车，三轮车，小车，人来车往，比以前热闹了许多。女孩子的高跟鞋再也不会陷进泥泞中，而是清脆地敲击着路面，即使走在乡村也能秀出模特步。最让人感觉与城市接轨的是路旁还安装了太阳能路灯，乡村夜晚再也不是我小学作文里经常写的“伸手不见五指，抬头不见月牙”了。母亲说，路灯通电的那个晚上，村中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们像有趋光性的蚊虫，都聚到路灯下来了，如看中秋节的月亮一样欣喜。散去的时候村里的老人在路灯柱上摸寻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开关线。回到家里，看到一线路灯这么毫光显亮，都想着浪费了很多电而难以入眠。
　　 在外寄居了十多年的我又走在这条变成了大路的小路上，心里感到格外轻松踏实。一旁的河水哗哗地流淌着向前，一旁的稻田还是那金浪翻滚的熟悉的感觉。沿着小路向前，我还有个归处，我的母亲还健在，我还是个有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