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小的时候，就通过父亲，接触到毛主席的画像了。毛各个时代的身影，都被父亲画成了油画，悬挂在单位的会议室里，或者挂在繁华的街头，城门之上。我从父亲的画像上，看熟了他老人家清澈睿智的眼神，慈祥温暖的微笑；看熟了他南人北相的挺拔伟岸，男人女相的异秉风采；看熟了他走在去安源煤矿的山路上，肩起满天的乌云；看熟了他与朱握手井岗，身后是两支梭标大刀的起义队伍；看熟了他一身浅灰色的戎装，走出又一夜不眠的窑洞；看熟了他执烟站在整墙的军事地图前，陷入决战千里以外的运筹帷幄；看熟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坐在庐山顶上的藤椅里，将群山峻岭踩在脚下；看熟了他仰躺在长江的水面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看熟了他与战友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向人们扬起宽厚的手掌……
　　 父亲书法一流，而且自学绘画，油画水平颇高。那时候，制造一片红海洋，许多地方需要毛的画像。而一个县里，能找得到几个像样的画像制作人员出来，那像是大海捞针一样，真是少得可怜。父亲应该是县里画毛画得最多的画手。父亲有时候忙不过来，就把我喊过去，帮他将油画颜料，从锡皮管里挤出来，挤到调色板上去。红颜料挤多少，白颜料挤多少，由父亲定，他喊停我就停手，他喊还要挤一点，我就挤一点。花花绿绿的调色板上，黏稠的颜料混和在一起，堆积得老高老高，花花绿绿，五颜六色，我看不出这些颜料经过调和之后，会变出什么新的色种来。可父亲清楚，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怎么调配颜色，说红、黄、蓝是三原色。原色的色纯度最高，最纯净、最鲜艳。可以调配出绝大多数色彩，而其他颜色不能调配出三原色。所以黄色不能调配出纯正的红色。红加蓝就是紫色，红加黑是老红色。红加黄是橙色。黄加蓝是绿色，黄加黑是棕色。蓝加白是天蓝色，白加黑是灰色……父亲越这样说，我就越糊涂，怎么也搞不清这些乱七八糟的颜料，怎么会变来变去，变出各种各样缤纷的色彩来。父亲蘸着这些看上去杂乱无章的颜料，往画布一涂抹，就能画出一幅精美的油画来，父亲的手，就是魔术家的手，能变出以假乱真的高仿画作，真是太神奇了。尽管颜料挤得再多，也经不起父亲画的。那么大的画像，一个多人高的画布，油画笔蘸一笔颜料，往画布一刷，顷刻间颜料就没有了。又得重新蘸颜料，往画布上涂抹。父亲画毛时，紧抿着嘴唇，大气不出，眼光像是凝固似的，锁定在画布之上，右手攥着画笔，蘸一笔颜料，就轻轻地往画布上抹。手指抓在画笔杆子的尖尖上，这笔不可能像写大字的毛笔那样，攥得很下，攥下了，不好涂色的。油画就是各色油料堆出来的画，所以叫油画吧。画面上勾好轮廓的人物与背景，与蘸上颜色的画作比较起来，轮廓只算是一个很潦草的草图，最为繁重，需要精湛技术的，还是涂色。父亲站的画像的前面，画上部，得踮起脚尖来画，如果踮起脚尖还是画不到的话，就得动用旁边的步梯了。步梯同现在装修的人字梯一样，只不过比人字梯更宽一些。父亲站在步梯上，往画布的最顶端涂抹颜料。站在那么高的梯子上，我站在一边，悬着一颗心，真替父亲担心，怕他一个闪失，从梯子上一头栽下来。还好，父亲做事扎实老成，一次也没有出这样的事情。
　　 父亲站在梯子上的时候，使唤我的时候比较多。他叫我拿颜料的说话声，像一道道闪电一样，在我的头顶上急促地划过来，划过去：把墨绿色给我！把湖蓝色给我！我要黑色！要白色！我成了父亲使唤的机器人似的，机械地从盒子里拿出他需要的颜料，伸长手臂，递给他。有时候我手忙脚乱地拿错了颜料，父亲也不会指责我，只是轻轻地说，褚色不知道？就是棕色呀！是的，褚色的褚字，我还不认识，更不知道褚色是什么色气的颜料。
　　 二
　　 我站在旁边看父亲画毛，我有时候也在心里暗暗地想，长大了，也要学一手父亲的画画手艺，画比门板还要大的画作。其实，我不是没有学过画作，只是画不好，我觉得自己生下来，就没有带上父亲绘画的基因，天生就不是画画的料。画画的眼睛对色彩与光影是最敏锐的，对景物的远近的透视关系，也得把握得十分精当。父亲叫我学透视法，一本厚厚的外国人写的画画书，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配一些尽是线条的绘图。说人的视线，从远处的一个点，向你所处的位置延伸过来时，所有的景物，就是从那远处的一个点，呈放射性的散射线条形状，这里面是要讲科学的。你不能把近景的东西画得很小，也不能把远处的景物画得不成比例的过大。父亲解释说，你去看街上的电线杆子啰，越远的杆子看上去就越矮，越近的杆子就越高，从近到远，杆子一路矮下去，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形成了一个细小的点。那个点，就是透视的原始基点，所有的景物，就是那个基点放射过来的。我听父亲这一番话，觉得有意思，但学起画来，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尤其是画树，树上有数不清的叶子，你得要画多少天，才能把叶子画出来呀。父亲说，傻呀，又不要你把所有的叶片子都描出来，你只要把树的轮廓勾了出来，就往轮廓里面涂色就是。我画了几天画，一点耐烦心也没有。画出来的东西，一片涂鸦，连父亲见了也连连摇头，说你学画比你学写字还要差！难道我天性对字画有本能的抵触吗？不仅是我，我家的姊妹一个也没有继承父亲的本事，父亲带着他高超的书法与绘画技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父亲生前想在我们姊妹里头复制一个他的心愿，最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毛的画像中，我最喜欢父亲画出来的《毛主席去安源》画作。这是父亲的仿作。父亲对我说过，这画也是我们刘家人画出来的，作者叫刘春华。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去安源》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印数最多的一张画作，在文革期间印了九亿张，还不包括转载。即使印了这么多张画，还是满足不了需要。当时的印刷品的篇幅有限，顶多只能印报纸那么大一张的画作，不像如今有喷绘，可以喷绘成巨幅画像。那时候，要放大画作，就得人工绘制出来。父亲就充当放大绘制的高仿画手。
　　 毛是1921年秋天去江西的安源，组织该地的路矿工人大罢工。第二年的1922年夏，安源的路矿工人大罢工，在毛的指挥与领导之下，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该画采用左右对称的图式构成，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画面上的青年毛泽东身穿一件传统的中式长袍，一只手拿着一把油纸伞，另一只手握着拳，意志坚定地大步走在山路上。作者在当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将毛主席安排在正朝观众的位置，他远远地，而且镇定自若地朝我们走来，像太阳带给人民希望；高昂的头微微侧转，以表达他的革命精神，不怕艰险和强暴，勇敢斗争并赢得胜利；紧握的拳头表达他的革命意志坚定，不怕牺牲，决心克服困难去解放中国和人类，自信一定会胜利；手中的旧雨伞显示他刻苦工作，生活简朴的作风，为革命长途跋涉，风雨兼程，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崎岖坎坷的小路。秋风吹拂着他的长发，吹动他的长袍，预示着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背景上疾行的云，揭示毛泽东在斗争最尖锐的阶段抵达安源，和他的平静坚定的自信形成鲜明的对比。
　　 据说，这幅画的创作，惊动了上面，毛本人也对这幅进行了评价。
　　 史料记载是，画这幅画的人刘春华，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他自己后来回忆道：
　　 据我所知，1968年7月1日该画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作品由“两报一刊”发表后，有关部门派人从“安展”(编者注：展览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中借走原画，20余天后又将原画送回。人们只知道此画被搬入中南海，但到底什么人看过、有什么说法则不得而知。之后，该画不断地被印刷出版、印制邮票，长时间大张旗鼓地宣传……
　　 四
　　 我当时站在父亲的身边看这幅画时，也是觉得毛的气质相当好，真好看。1921年秋，毛才只有二十七岁多，还不到二十八岁，年轻气盛，风华正茂。你看他一袭长袍，儒雅风采，昂起的头颅，挺起的前胸，精神饱满，目光坚定，眼神明亮，大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勇气概，握紧的拳头积攒着敢于斗争的强大力量。身后翻滚的乌云，阴暗的天空，山雨欲来风满楼，迅疾的秋风吹动他的袍角，也丝毫撼动不了与反动派拼搏的坚强斗志。
　　 画面的景色，应该是秋雨将至的黎明，虽然风雨如晦，毛为赶路，夜宿晓行，行色匆匆。他一个人走在山道上时，脚边的九月菊如一朵朵盛开的金盏，在秋风中怒放着，星星点点，灿黄的花蕊，如同闪烁着金色的希冀。这让人联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磅礴气势。
　　 父亲读透了这幅画的含意，在画毛脚边的小花时，格外小心。说，整幅画，只有眼睛和这些小花很亮，是全画的两处亮色。所以，父亲画眼睛和小花时下的工夫特别多。眼睛处改了又改。画几笔就从画布前退开来，往后挪几步，再挪几步，站远处看了，又走近来细看，盯着画布的某处部分，审视一阵子，然后再拿起画笔，继续描下去。我在一边看父亲，觉得油画颜料黏稠，也没有父亲盯着画布时的目光那样黏稠。父亲微微眯起双眼，打量着他的画像，看一眼自己的画作，再瞄一眼手里的原画，自己把握不了时，他会问我，或者问路过的同事：怎么样，像不像？我说，蛮像了。同事也说，像一个模子套出来的一样。父亲听了这话后，也会释怀地笑了。
　　 五
　　 中午，钟声撞响了，一圈圈音纹从寿福寺的那一头弯弯绕绕地荡漾过来，灌满了我的耳朵。这是木工厂煮饭的赵伯打的吃饭钟，钟声挠动我的辘辘饥肠，饿得有点支持不住了，恨不得眼前有饭，一口吞下去才好。在厂食堂里吃饭的，只是一些单身职工，可我们不会在厂里吃饭，要回去吃。我对父亲小声说，回去吧，肚子饿了。父亲眼睛仍然盯着画布，对我说，你回家吧，我还要一阵才能回去。我说，我和你一起回去！父亲也不再劝我，依旧画他的画。
　　 职工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车间。有人从我们身后，踩着满地的刨花拨身而过。一边过身，一边对父亲说，老刘，你真是个化学脑壳！
　　 父亲不回话也不回头看人，继续画他的，听声音他就知道说话的是哪个了。脚步声远去，车间里走空人后，满树的鸟叫声，将工厂喧闹得更为寂静。
　　 那时候我经常去厂里看父亲上班，看他刷油漆，看他绘画。我从小就迷上父亲的画功。一个小小的油漆匠，却能接大画家的活计，在满地刨花的工场里，架起了巨大的画架子画伟人，真是十分了得。因此，父亲是我最佩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