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寓言，在牛津大学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代英汉双解辞典》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寓言，短小的故事，它不以实事为基础，其中特别爱用动物故事（如《伊索寓言》）并给人以道德教训。”
　　 这个定义，用来衡量《伊索寓言》是可以的，然而，用这个定义的特征来衡量中国的寓言的话，不仅把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排除在寓言文学之外，而且连《愚公移山》这样比较典型的寓言作品，也没有包括在寓言文学之中。
　　 寓言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通过简单的故事以寄意。讲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某种生活的事理。因此，我认为寓言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要有简单的故事情节；第二，要有比喻寄托，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就是说以小见大，说明生活中普遍的事理。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根据第一条，把寓言跟一般的比喻区别开来，跟托物言志的咏物诗、寓言诗以及其它寄托理想的诗文相区别；根据第二条，我们可以把寓言和一般的故事相区别，一般的故事其意义是从情节本身中显示出来的，没有比喻意义。
　　 先秦是我国寓言文学最发达的时代，我们通过先秦寓言和伊索寓言的比较，就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先秦寓言多以人物做寓言的主人公，而伊索寓言则以动物故事为主。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题材上的差异？那就首先得从先秦寓言和伊索寓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上来探求。
　　 先秦寓言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即春秋末期。据考察，在较早的先秦史籍中，如《夏书》《商书》《周书》中多有生动的比喻，但还不见寓言的踪影。《周易》中的卦辞和爻辞，虽有“羝羊触藩”“帝乙归妹”等故事雏形，但还不能称作寓言。寓言文学的萌芽，最早应该是《左传》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89年）中的记载，当年陈国内乱，楚庄王借平乱灭陈，把陈划为楚国的县，他的大夫申叔时谏阻说：“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
　　 楚王听了申叔时的话，便停止了灭陈为县的打算，乃复封陈。在这里，“抑有人曰”似乎是引述一则民间故事，用此作譬，印证说话人的看法。
　　 春秋末年，井田制度、农村公社瓦解，社会急遽变化，阶级斗争复杂激烈，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渐兴起。统治者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种记载王朝、诸侯的诰命和大事记，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同时，在这个新兴的时代，产生了新型的士阶层，思想界活跃起来了。
　　 士的来源很复杂，他们有新兴地主、有没落贵族，也有脱离生产走向城市的自耕农。他们属于中间阶层，在统治阶级的最下层，同人民比较接近。他们的地位虽然很低，却有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他们中间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上杰出的人才。在学术流派上出现了儒、墨、道、法、农、纵横、阴阳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各国诸侯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不断互相发动兼并战争，内政和外交斗争也很激烈，于是竟相网罗人才，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养士风气。当时有魏文侯、齐威王、齐宣王、韩昭王都非常注意延揽人才，礼贤下士，各国掌握重权的人物，如战国四公子齐孟尝君、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秦丞相吕不韦等，门下食客都号称三千。
　　 士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哲学观点。他们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便在散文中大量运用寓言，所以，我们说先秦寓言是随着诸子百家的兴起而繁荣起来的，大量的寓言故事蕴藏在诸子著作和史书中。这些寓言在先秦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相当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无论从其中所包含的某些哲理，所体现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经验以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批判借鉴的价值。它是春秋战国这个巨大变革时代产生的，体现出丰富多彩的风格。
　　 先秦寓言是诸子百家阐理说教的手段，所以，诸子百家的寓言故事，体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孟子》寓言大都简洁明快，含意隽永，词锋犀利，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孟子用它宣扬“仁政”；《庄子》用它宣扬“顺应自然、齐生死、等得失”等观点，庄子寓言成为散文的艺术精华，如“鲲鹏斥鷃、庖丁解牛、庄周梦蝶、山木与雁”等，都表现出一种奇特的想象，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境界奇特，机智幽默。《尹文子》则用它阐述“名”与“实”的关系；《墨子》用它阐述“兼爱、非攻”；《韩非子》用它全面讲述法术势相结合的学说；《吕氏春秋》杂取各家学说……
　　 由此可以看出，先秦寓言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诸子借以说明自己新的政治主张，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必须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但是，寓言又能间接地反映现实，高度概括现实并具有抽象性，使得它的寓意具有极大有灵活性，可供人们从不同角度加以取舍和运用，经久而弥新。如《荀子•解敝篇》中的涓蜀梁：
　　 夏南之首，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卬礼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
　　 荀子引用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以疑决疑，决必不当。”而《庄子•渔父》有大致相同的记载，然而庄子引申处阴、处静的教训，宣扬了消极的哲学思想。
　　 由于先秦寓言是动乱时代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工具。所以，先秦寓言故事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有很强的哲理性。先秦寓言流传到现在，大多数是人物故事，这一方面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有关，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这自然会把以木石水土诸怪为角色的寓言，当作“不雅训”的“荒唐之说”而加以排斥。我们看儒家的典籍，就几乎没有一则神话和动物故事，而中国文化以儒家为典范，自然在它的控制之下了。
　　 另一方面，前面我们说了先秦寓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简况，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进入了一个理性主义的新时期。诸子百家在采集少许神话故事做寓言时，往往淘汰掉“怪诞不经”的部分，加以理性的改造，使之合理化和历史化，就像成年人用老气横秋的思想状态去改变想象葱笼、构思奇幻的儿童故事一样，使不少神话和动物故事面目全非。所以，今天看到的先秦寓言中，除了《列子》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庄子》外，北方文化典型中很少能见到动物故事的寓言。
　　 《伊索寓言》三百八十五篇中，动物故事占三分之一，人物故事不足五分之一。这是由于伊索寓言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当时，古希腊处于雅典城邦形成时期，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奴隶制城邦逐渐形成，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古希腊诗人赫希俄德在他的《工作与时日》中引用了“鹞子和夜莺”的故事，来表现贵族与平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贫富的两极分化，远在英雄时代的末期，雅典就实行了忒修斯所规定的制度，把全体人民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阶层，并设立了一个总议事会，把以前各部落独自处理的一部分事务移交给它管理。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贵族阶级的统治日益加强，小农为了向高利贷贵族借债，往往用自己的土地作抵押，或者用出卖子女为奴隶所得的来偿还，甚至小农本人也被债权人买成奴隶。公元前549年，雅典梭伦实行改革，确立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并且按财产把国民分等，宣告了国家的成立。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希腊的寓言进入了繁荣时期，伊索则是当时的寓言大师。伊索生活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叶，大半生是个奴隶。相传他曾是萨摩斯岛的雅德蒙家的奴隶，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受到主人的赏识而获得自由。伊索作为自由民，游历了当时的希腊各地，在撒狄得到了吕底亚国王克洛索斯的器重和信任，曾协助国王处理过一些繁难的政务。最后，伊索作为克洛索斯的特使去德尔斐，被控亵渎神灵，为当地居民杀害。
　　 伊索利用寓言和别人争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因为伊索处于奴隶地位，他对于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以及反映穷人和奴隶的处境不敢公开说明，他就借助动物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如《燕子和蟒蛇》《狼和小羊》等都是对当时恶势力的揭露和讽刺，说明在当时社会中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狼和狗》则表现出下层人民对奴隶制度的抗议，《农夫和蛇》则用“蛇”表示恶人的本性不会改变，奴隶和群众不应该怜悯他们，而应当将他们消灭掉。同样，伊索寓言中也有很多故事是歌颂弱者的智慧，歌颂弱者反对强者的斗争，说明弱者只要敢于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如《鹰和屎壳郎》《野驴和狼》等。当然，伊索寓言中大多是劝诫寓言，有的则体现了对世界的认识和人们长期劳动经验的总结。
　　 从先秦时代寓言的作者与伊索寓言的作者的社会地位相比较，可以看出先秦寓言以人物故事为主，而伊索寓言以动物故事为主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要从寓言的来源加以说明。
　　
　　 二
　　 先秦寓言的来源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是继承了远古神话传说的浪漫主义传统。寓言是在神话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中华民族受儒家的思想影响较大，因为中国神话不太发达，所以，先秦寓言的发展也受神话发展的制约。
　　 神话是现实的虚妄反映，是被歪曲世界的理念，是生产水平和认知水平处在低级状态时的产物。虽然如此，但人们的思想和认识、经验和智慧却正是在虚妄的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展示出来的，因此，神话大多都具有寓言的因素。随着生产水平和认知水平的提高，人们继承了神话这一艺术形式，所不同的是，不再是不自觉的行为，而是有意识地、自觉地通过联想和想象，来反映人们从社会实践中生发出来的思想和认识、经验和智慧。在先秦诸子史籍中，往往录一古代神话，略加裁剪作为寓言，这种现象在《列子》《庄子》中更为突出，如《列子•汤问》中的《夸父逐日》意在说明“其道自然，非圣人所通”，违背了自然便是自不量力，赋予了神话以寓言性质；《庄子•应帝王》中的《混沌凿七窍》等，赋予理性观念以性格形象；《韩非子•说林下》中的《三虱争讼》《战国策•楚策》中的《狐假虎威》都是动植物的拟人化。像这样的寓言，在先秦寓言中为数不多，特别是孟子寓言、墨子寓言中就更少了。这与中华民族心理特征也有关系。中华民族诎幻想、务实际、喜平淡的精神，墨子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墨子寓言中就有《公输子为鹊》，在他看来，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实用，这种思想在《庄子•列御寇》中也有《屠龙术》寓言中表现出来，正如章太炎所云：“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选自《驳建立孔教议》）。”这种实质的国民性，不但影响了神话的充分发展，而且表现在寓言文学上，势必以人物故事为主流，鬼神故事和动植物故事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先秦寓言的第二个来源是对历史故事、历史传说的加工改造，这在先秦寓言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这与中华民族的历史科学特别发达相关。殷周两代，王室已有专职的记史者——史官，到了春秋战国，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就已达上千年，诸侯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学者，固然是言必称尧舜，以“先王为本，今事为用”，就是战国后期否定先王传统而“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也还要“观往者得失之变”，借古以论今。儒墨道法以至纵横杂家，往往都是采录一些富有哲理的历史故事作为寓言，以论证事物或寄托教训，以讽喻时事或说谏人生，这是很自然的事。比如《墨子》中的《楚王好细腰》《越王好勇》，《孟子》中的《王良与嬖溪乘》《子濯与庾公》，《庄子》中的《林回弃璧》《鲁少儒》，《韩非子》中的《纣王象箸》《棘刺母猴》，《吕氏春秋》中的《大公无私》《天寒乎》等。在寓言故事中出现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小人物，都可以成为故事中的人物。
　　 先秦寓言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吸收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民间寓言故事是从动物故事发展而来的。在人类远古时代，人们和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在从事狩猎畜牧的社会条件下，深深地感到了动物对自己的生存有直接关系，因此，人们就努力去熟悉动物的特性，从而对动物的形体、习性特点都观察得非常仔细准确，并由此对动物产生了感情。这样人们就常以动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并能对其作准确、生动形象的描写。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动物的关系逐渐疏远，人们虽然仍以动物作为创作的重要对象，却已经着重表现人事方面的内容，同时也常赋予动物以人的思想，从而逐渐形成一种带有明显教训寓意的作品——寓言。到了后来，动物主人公就更加拟人化，内容也更重在教训了。同时，据先秦史籍所载，先秦诸子用的许多故事都可能是民间流传的故事，如《拔苗助长》《守株待兔》反映劳动经验的，讽刺统治者、士阶层的如《攘鸡》《儒以诗礼发冢》，以及对一般人情世态的讽刺等，最初都可能在民间流传，后经文人加工改造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