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年的除夕这天，我们全家吃完这一年的年饭，就给父亲上坟去。
　　 这个习俗从远古流传至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每到这一天的傍晚，前往上坟的晚辈们总是络绎不绝地在他们亲人的坟头焚香化纸，点亮蜡烛，使得平时阴气森森的坟地，一下子烛光璀璨起来。然而，我们一家几口加入到给亲人上坟的行列是从五年前的那个岁末才开始的，至今已经有五个年头了。
　　 这年饭轮流到我家，娃他妈老早就在厨房准备着她那堪称丰盛的酒席。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老大和老三带着他们的妻室儿女，还有我那仍然健在的老妈，全部聚集在我家，他们一个个像神仙一样，坐在堂屋里的木桌边，一边翘着二郎腿悠然自得地打着节拍，一边吞云吐雾地抽吸着手中的纸烟。耐心等候着及早吃上我老婆献上的这一年的年饭。
　　 我十分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老母亲，她在我印象里总是一脸严肃和麻木的神情，如今她已年逾七十，嘴角边已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沟壑般的皱纹，眼角边的鱼尾纹让人联想到一片秋叶的凋零和干枯。她的曾经如河流般汹涌的哭泣和连篇累版的唠叨也因父亲的去世而消逝且沉寂了。 在我们柳氏家族里，我父母组合的家庭就像一棵完整的树，从他们那里派生出来的枝叶，都得到了十分完整的生长和延续。父母生养了我们三子二女。我从母亲的唠叨里知道，父亲曾经因为大炼钢铁在百多里外的沙市长居三年，五八年夏天老大出生后不久，父亲便去了沙市，那时他才二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勤劳扎实，积极上进，厂领导介绍他在那里入了党，成为厂里的先进分子，成为父亲值得骄傲的资本。那时候的生活就像潮汐一样，潮涨的时候，汹涌澎湃，潮落的时候一落千丈，六一年底，父亲回到了柳家村，六二年九月，母亲生下了我。
　　 父亲是村里的财经队长，那是一件令我疑惑不解的事情，以为他的思想比炉中的炭火还要彤红，那会使他官运亨通，一路飙升，没想到他一干就是十多年，似乎从未挪动过他的位置，七八年之后，才无可奈何地从队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文革开始的那几年，我们家的墙壁上一直挂着一块长方形镜框，里面夹着一张父亲的照片，他天庭饱满，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门牙稍微有点外突，鼻子扁平，衣服的左胸前别着一枚较小的毛主席像章，荷包里还插了一支钢笔，表示他对伟大领袖的无比崇敬和顶礼膜拜。武斗那一阵，父亲不是首当其冲的人物，他自己好像也不参与进去，但他常在吃饭的时候给我妈讲述村里“红派”揪斗“无派”的故事，总是“红派”将“无派”的人架着飞机沿村游行呼口号，或者将他们捆绑结实吊在旗杆上批斗，旗杆上那个人晃来晃去像在荡秋千。那时候父亲刚刚三十出头，讲述时神采飞扬，但从不嬉笑，仿佛在给我们讲述村子里一段现代传奇。尽管村里人依然受穷，但他们仍乐此不疲的滚打在政治斗争的漩涡里，就像一群爱打架的公鸡。总之，今天谁打谁斗谁，明天谁打谁斗谁，父亲仿佛都要给母亲汇报，母亲总是一边吃饭，一边聆听着，并不插太多的话。等她吃完那顿饭，还没来得及收拾碗筷，就看见父亲摇摇晃晃走到门前那棵大树下，手握一只小铁锤，朝那只铜钟“噹噹”地敲打起来，钟声在这个古老的村庄里十分悠扬地传扬。钟声从村东穿越至村西，从几十年前那段荒诞不经的时空穿越一段历史，萦绕在我记忆的笔端。 还记得那个下雪天吗？天气的寒冷让我卷缩在床。忽然听见父亲在那里讲述，村口那条马路边有人扎了个稻草人，脑壳用报纸糊着，用鸡蛋在里面镶嵌着眼睛珠子，画着高鼻梁，此外还在头顶倒扣一顶又尖又长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打倒刘少奇”的字样。我穿上衣服翻身下床，风一样朝马路边跑去，果然那稻草人仍插在马路边，朝着过往的行人发呆。
　　 “开饭啰！”母亲从厨房端出一盘热腾腾香喷喷的酒菜，放在堂屋里的饭桌上。她的吆喝声把我从久远的遐想中唤醒。我看见全家老小“哗啦”一下围了上去，两眼放出平和的目光。我握着酒壶将母亲面前的酒杯斟满，又给老大和老三面前的酒杯斟满美酒，鞭炮在台阶边礼节性地炸响。父亲的首席位置依然空虚着，无人取代。我在那空位上添加一个酒杯，也往那酒杯斟满美酒，仿佛父亲依然存在于这个位置上。父亲的虚拟从五年前的那个岁末开始，直至今日无法在我心里拆除，我不知道这种虚拟究竟会延续多久。筛完酒我朝着天空高声喊道：“爸爸，今年的年夜饭开始了，我请您喝酒，喝酒。”母亲在中堂前的相框边给父亲上了柱香，表示先请父亲吃酒了。母亲上完香便回到酒桌边。 我们家那栋老房屋早已在新一轮的建房热潮中推倒化为乌有，没有留下过去时代的丁点痕迹。但那个老式房屋的中堂，父亲将毛泽东的头像高高地悬挂，让我们几兄妹经年累月地崇拜，那份庄重却比所有的古建筑还要坚固地矗立在我的记忆里，今生今世不能消逝。
　　 二
　　 父亲从他四十岁起，人生的道路开始走低，主要还是因为我母亲和我们过于贫困的家庭，那时候，我们家老大已经二十岁了，家里持续的贫困引起了我母亲空前的恐慌和担忧，主要是担心大哥说不上媳妇，成为单身汉，成为我们家族的遗憾。以往我们村有那么几个单身汉，终身受到家族中人的歧视和轻贱。母亲辛辛苦苦养大了自己孩子，难道忍心看到自己儿子成为那种受人歧视和轻贱的人吗？父亲因为担任着生产队财经队长，工作繁忙，顾不上家务，只能靠工分养家，经济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家里那三间芦梗壁瓦房长期得不到改变，母亲对父亲的不满终于引起了矛盾的激化。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回父亲居然挨了母亲的打骂。那时候，母亲几乎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跟谁都吵上一架。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我忽然被一阵吵架声惊醒。大约是父亲不顾家务，所以发生了吵闹，以至于相互厮打起来。当我们几个儿女哭叫着围过去时，朦胧中我看见母亲正骑在父亲身上，往父亲脸上抽耳光，我和老大都不敢近前去拉她，因为我曾许多次见识过她的凶狠，后来还是几个邻居上前拉开了她，母亲被拉开后便跑了出去，后来我们几个儿女出去寻找，才在河岸边找见她，她正在那里寻死觅活，像幽灵一样在河岸边游荡。寂静中河水正缓慢地流淌，它好像看不见人世间的巨大悲哀，可拥抱和溶解无限忧愁，远方一枚星光一样的灯光毫无由头地闪亮着，浓浓的黑暗将它层层包裹。 其实母亲年轻时候也还是很温柔的。在她很小的时候曾经被其伯父送人，后辗转在我祖父家做童养媳，她亲生父母死的很早，是村里开祠堂被族长杀害的。母亲从小在我祖父跟前长大，五七年才与我父亲结婚。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聆听过我母亲的歌声，她其实很会唱一些民间小曲，后来生活的贫苦使她完全彻底地关闭了她的美丽的歌喉，苦难使她变得比谁都凶狠。更多的时候，从我母亲的喉咙里传出来的是哭泣，有好多次我们都被她的哭泣声惊醒，有段时间她的脑细胞过于敏感，敏感得近乎神经病，似乎队里所有的妇女都不敢沾她惹她，这些人仿佛成了她生活中的敌人。有一个秋天的夜晚，我睡在我们家那间芦梗糊壁的房间里，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淋剥落了芦梗壁上的黄泥，出现了很大的缝隙，透过缝隙看得见屋外月光下树木和竹林在秋风中疯狂地摇曳，就像一群妇人在那里婆娑起舞，风声像一位忘忧乐手在月夜中反反复复地弹奏。忽然，妈妈的哭声从他们睡觉的房间里传来。我用脚趾头蹬了一下被褥里的老大。 “哥，妈妈又在哭了，你听。” “不像，”哥说“这声音鬼哭狼嚎的，好像是远处传来的豺狼的嚎叫。”
　　 “妈妈的哭声就是这样的。”我说。 “不会吧。”哥说着起身下床，他手里捏了只手电筒，蹑手蹑脚地走到母亲的房前，那房间没有门页，我也跟在他的身后，哥捏亮了手电筒朝爸妈的床上晃了晃，妈正酣然入睡哩。
　　 我和老大都会心地笑了。 每年的秋后父亲总爱给大队党支部书记写辞职报告，但总也不见批准，大队党支书总是给他做工作让他继续干下去，说你是个老党员干部，在群众中有威望，你不干谁干呢。那支书原本是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他矮小的身材，有着一双特别精明的眼神，每次来我们家总是以饮酒议事为缘由，似乎他特能饮酒，村里人送他外号“酒壶”，死去之后其长子（原拖市乡乡长）在他的墓碑上写道：“一生以民为本，落的债务累累。”难道这就是父亲那一辈人的生死宿命吗？ 但父亲在我母亲面前却是一点威信也没有，那以“母老虎”驰名全村的母亲，却倍受我父亲的珍惜，从不对她动一个小指头，他甚至连直呼其名的勇气都没有，虽然他曾许多次动手暴打我们这群儿女。不仅如此，父亲还连篇累版地教导我们：母亲从小在我们祖父母跟前做童养媳，所受的罪真是罄竹难书，母亲小时候在曾祖父母跟前就像丫头一样倒夜壶，扫地、挖野菜，下雪天扫楼板，长年累月睡柴房，受过的打骂难以数计。父亲在世时反复教导我们，要爱惜妈心疼妈多给妈一点好。父亲的谆谆教诲至今如雷贯耳，绕梁三千。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干财经队长那些年，几乎从未见他正儿八经地干过农活，他总是披着件外套，双手背在背后，脚板拖了双布鞋在生产队那些大大小小的田地里四处行走，检查着当天的生产情况，便于第二天给社员们做生产安排，这么大个生产队，他不去掌握谁去掌握呢，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集体化生产模式的巨大局限使他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内心的桎梏巨大而又沉重。因为游手好闲惯了，以至于他那双手无论干什么活都显得生疏了。改革开放之后，好多人都靠手艺发财致富，而我父亲却只能给我母亲干活做下手，他把他年轻时候的大好时光都用在耍嘴皮子上了，政治气候造就了他那种人。
　　 为了摆脱队长一职的长期困扰，同时也为了尽早适应母亲给他定的大堆生活戒律，我父亲开始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他常常丢三落四，严重的中年健忘症像一只馋虫爬进了他的身体，尽管他每天都在队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田块里转悠，但他还是搞不清第二天该干啥不该干啥，生产队百十号劳力的生产安排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他的大脑逐渐的开始迟钝起来，他的愚钝的作为常常引起社员们一阵阵讪笑。那一阵子他的头发开始发白脱落，最后剩下稀稀拉拉很少的一点头发。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年轻潇洒，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的父亲了，虽然他四十出头，但生活的压力把他给压垮了。父亲虽然是个党员，但是在某些日子里，党的信念和标准经常离他很远。为了让我们几个儿女生活能够过得好一些，我几次看见他从生产队那间保管室带回家几碗白花花的大米，这样能让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儿女吃上一顿干饭。那时候，生产队保管室专门派保管员管理，但保管室的那串钥匙也是经队长同意后由我的父亲亲手交给柳云叔的，他既能亲手把那串钥匙交给柳云叔，也能从柳云叔手里把那串钥匙要回来临时带管几天。等到他从生产队保管室偷偷的带回来粮食，帮着家里度过了饥荒，再把那串钥匙物归原主还给保管员。岂不是两全其美。 有一回我们家老大和老三从生产队那块池塘边锯回两棵歪脖子柳树，连夜劈成木柴运到附近集镇上的饮食店悄悄地销售。之后父亲不仅没有打骂他们，反而和母亲悄悄地赞扬了他们，在赞扬他们的同时，责怪我懒惰。但同时我又十分清楚地记得老大曾经因为偷盗生产队瓜果园里的瓜果而遭受父亲的毒打。好像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人。
　　 那是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老大才十三四的时候，父亲心胸正赤红得像火炉里的一堆炭火。当年生产队池塘边用篱笆围着一块瓜果园，约两三亩大的面积，瓜果园由队里的柳老爹在里面做管理。他高高的个头，拥有一张瘦削的尖脸，脸上的皱纹有些像松树皮，皱巴巴的从未见他平整过，他那双眼睛看人时总是很尖刻，好像里面藏着把尖刀。他的脾气特别暴躁，喜欢拿着竹枝条抽他孙子的屁股。因此村里的小孩子大多都很惧怕他。他有一套种植瓜果的经验，那片瓜果园种植着许多品种不一的瓜果，有香瓜、油瓜、南瓜、白瓤瓜、母猪憨瓜、西瓜等等。夏天的夜晚，那些品种不一的瓜睡在瓜地里，小孩子见了眼馋至极。小时候的夏天，似乎村里的小孩子特别喜欢外出游玩。有天晚上，天上挂着很圆很亮的月亮。老大和会计的儿子柳春宝悄悄地溜进了瓜果园，他们很能掌握和辨别瓜果的生熟，只要张开五指往挂瓢上认真地敲打几下，响声便能告诉他们一切。之后他们便将瓜果扔进池塘的水面上，然后走进水中站在池塘中央，偷偷的啃吃瓜果，就像偷吃蟠桃的孙大圣把天庭捣得稀烂。我比老大小四岁，只能远远地站在岸上的月光里静静的欣赏。偶尔老大也会扔一个较小的瓜果，表示他对我的赏赐。队里的许多小孩子都学着他们的方法，在那里偷偷的采摘，从而获益匪浅。